第二章 论领导的领导方式
一、婉言批评暗示他人方法
当面指责别人，会使对方很没面子，这只会造成对方顽强的反抗；而巧妙地暗示对方注意自己的错误，是能够使对方心悦诚服的。
作为领导，在日常工作中难免要对下属进行批评指导，这就牵涉到批评的艺术，如果批评得当，对方就更容易接受。例如：
在柯立芝总统执政期间，卡耐基的朋友接受邀请，到白宫去度个周末。他偶然走进总统的私人办公室，听见柯立芝对他的一位秘书说：“你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很漂亮，这更能增加你的魅力。”
时间与潮流不等待任何人。
——［英］司各特
这可能是沉默寡言的柯立芝一生当中对一位秘书的最佳赞赏了。那位女孩子真是太幸运了，因此她满脸通红，不知所措。接着，柯立芝又说，“现在，不要太高兴了。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让你觉得舒服一点。从现在起，我希望你对自己的工作稍加小心一些。”
柯立芝所采取的就是婉言批评的手法。通常，在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的某些长处赞扬之后，再去听听一些比较令人不痛快的事，总是好受得多。
就像理发师在刮脸前，先在客人脸上涂肥皂沫；而麦金尼远在一八九六年竞选总统时，就曾采用了这种方法。当时，共和党一位重要人士写了一篇竞选演说，对自己的竞争能力充满了信心。于是，这位仁兄把他那篇不朽演说大声念给麦金尼听。
“我的朋友，这是一篇很精彩而有力的演说，”麦金尼说，“没有人能写得比你更好。在许多场合中，这些话说得完全正确。但在目前这特殊场合中，是否相当合适呢？从你的观点来看，这篇演说十分有力而切题，但它是不切合实际的。现在你回家去，根据我的指示写一篇演说稿，并且送我一份副本。”
麦金尼替他改稿后，并帮他重写了第二篇演说稿；他后来终于成为竞选活动中最有力的一位演说者。
下面这一封信是林肯总统所写的，也是他所有信件当中比较著名的。林肯可能只花了五分钟就把这封信写成；然而它在一九二六年的一次公开拍卖中，却以一万二千美元的高价卖出。这笔数目比林肯辛苦工作五十年的积蓄还要多。
这封信，是在一八六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南北争战最黯淡的时期中写成。一连十八个月，林肯的将领们节节败退。很多人对林肯丧失了信心，数千名士兵自军中开小差逃亡；甚至共和党的参议员也起而反叛，想要迫使林肯离开白宫。“我们现在处于崩溃边缘，”林肯说，“对我来说，似乎连万能的主也跟我们过不去。我看不到一丝希望。”这封信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
这可能是林肯当选总统之后亲笔所写的一封最严厉的信；不过，林肯在信里并不是对胡克少将一味地指责。而是采用先扬后抑的批评方式。
是的，那些过失是很严重；但林肯并不那么说出来。林肯较为保守，较为圆滑。
以下就是写给胡克少将的信：
“我已任命你为波托马克的陆军首长。当然，我之所以这么做，对我来说，有很充足的理由，不过，我认为最好还是让你知道，在有些事情上，我对你相当不满意。”
“我相信你是一名勇敢而战技纯熟的军人，当然，我十分欣赏你。我同时相信你不会把政治和你的职业混为一谈，你这样做是对了。你对自己很有信心，如果这不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个性，也必定是极有价值的美德。”
在科学著作中，你最好读最新的书；在文学著作中，你最好读最老的书。古典文学作品永远不会衰老。
——［英］布尔韦尔·利顿
“有野心，在适当范围之内，好处多于害处。但我认为，在伯恩塞将军指挥军队期间，你曾表现出你的野心，而尽可能反对他，你那样做，对国家和一位功劳最大的友军荣誉军官来说，是极大的错误。”
“我曾听说——由于言之确凿使我不得不相信，你最近曾说，军队和政府两者需要一位独裁者。当然，并不是为这个，而是由于我不予理会，我才赋予你指挥权。”
“只有那些有成就的将领，才可以被尊为独裁者。我现在所要求你的是军事上的胜利，我甘冒独裁的危险。”
“政府将尽一切力量来支持你，政府在过去和将来对所有指挥官都是如此支持。我十分反感你以前带到军中来的那些精神：批评长官，不信任长官，现在可能就会报应到你头上。我将帮助你，尽我一切的力量将之扑灭。”
“当这种精神盛行于军队中的时候，不管是你或拿破仑——如果他又再度复活的话，都无法指挥军队。现在你要注意，不可轻率从事。注意，不可轻率，但要以充沛的精力和不眠不休的警觉精神向前推进，把胜利带回来给我们。”
我们不是伟人，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能运用婉言批评的手法。我们以费城华克公司的高先生为例。高先生是一个普通市民。他是卡耐基在费城授课时的一名学生，他在某次上课之前的演讲会上，讲述了下面这一则故事：
华克公司承包了一件建筑工程，预定于一个特定日期之前，在费城建立一幢庞大的办公大厦，一切都照原定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大厦接近完成阶段，突然，负责供应大厦内部装饰的铜器承包商宣称，他无法如期交货。可真是晴天霹雳，这将给华克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
长途电话、争执、不愉快的会谈，全都没效果。于是高先生奉命前往纽约，去解决这件难题。
“你知道吗？在布鲁克林区，有你这个姓氏的，只有你一个人。”高先生走进那家公司董事长的办公室之后，首先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没有注意过这方面的问题。”董事长表示惊讶。
“是这样的，”他接着说，“今天早上，我下了火车之后，就查阅电话簿找你的地址，在布鲁克林的电话簿上，发现在这个地区，你是独姓。”
“我一直不知道，”董事长说。他很有兴趣地查阅电话簿。“嗯，这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姓，”他骄傲地说。“我这个家族从荷兰移居纽约，几乎有两百年了。”董事长非常友好地同高先生谈论着自己的家族。当他说完之后，高先生就恭维他拥有一家很大的工厂，高先生说他以前也拜访过许多同一性质的工厂，但跟他这家工厂比起来就差得太多了。“我从未见过这么有水准的铜器工厂，”高先生如此说。
“我花了一生的心血建立这个事业，”董事长说，“我对它十分感到骄傲。你可以到车间里随意走走。”
高先生顺水推舟，在参观过程中，恭维他的组织制度健全。董事长告诉他为什么他的工厂具有这么多的优势，以及好处在什么地方。高先生还对一些不寻常的机器表示赞赏，这位董事长就自豪地说是他发明的。他花了不少时间，向高先生说明那些机器如何操作，以及它们的工作效率多么良好。他坚持请高先生吃中午饭。到这时为止，他们简直结成了一对特别要好的朋友。
时间长着一副利爪，它会来抓破娇嫩的脸。
——艾青
吃完中午饭后，董事长说，“现在，我们谈谈正事吧。自然，我知道你这次来的目的。我没有想到我们的相会竟是如此愉快。你可以带着我的保证回到费城去，我保证你们所有的材料都将如期运到，即使其他的生意都会因此延误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高先生甚至未开口要求，就得到了他想要的所有的东西。他的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
如果高先生使用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那种大吵大闹的方法，事情会这么轻松地解决吗？
卡耐基曾雇用了一位小姐当实习出纳。她与顾客间的关系非常好。她在处理个别案件时，非常正确而且有效率，但那天结账时，突然出现了错误。
出纳组长找卡耐基申请，并强烈地建议解雇她：“她把每一个人的工作都耽搁了，因为她结账实在太慢。我不知道教了她多少遍，她就是不会，她不能再在这里干下去了。”
第二天，卡耐基看到她迅速准确地处理了每一件日常的交易案件，而且跟顾客的关系处得相当好。
但没过多长时间，卡耐基就发现，她在结账时确实出了问题。
下班之后，卡耐基过去跟她谈了一会儿。她显得非常紧张不安。卡耐基夸赞她对顾客的友善和外向，还有她工作时的速度和正确。然后，卡耐基建议他们一起复习一下平衡现金的过程。她了解到卡耐基对她的信心，于是轻松的循着卡耐基的建议，很快的熟悉了这个作业程序。从此以后，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用赞扬的方式开始，就好像牙医用麻醉剂一样，病人仍然要受钻牙之苦，但麻醉却能使你减轻苦痛。
当面指责别人，会使对方很没面子，这只会造成对方顽强的反抗；而巧妙地暗示对方注意自己的错误，是能够使对方心悦诚服的。
查尔斯·史考伯有一次下到工厂里检查工作。当时是中午，他看到几个工人正在抽烟。而在他们头上正好有一块大招牌，上面写着“禁止吸烟”。史考伯完全有理由对他们大骂一通，或者处于罚款并开除，但他没有这样去做。他朝那些人走过去，递给每人一根雪茄说，“诸位，如果你们能到外面去抽这些雪茄，那我真是感激不尽。”他们立刻知道自己违犯了一项规则——而且他们很敬重他，因为他对这件事说一句话。反而给他们每人一件小礼物，并使他们自觉很重要。岂不是一举两得？
约翰·华纳梅克又是怎样运用的呢？华纳梅克每天都到费城他的大商店去巡视一遍。有一次他看见一名顾客站在台前等待，没有一人对她稍加注意。他四处寻找售货员，原来他们在柜台远处的另一头挤成一堆，彼此又说又笑。华纳梅克不说一句话，他默默钻到柜台后面，亲自招呼那位女顾客，然后把货品交给售货员包装，接着他没留下一句话就走了。
官员们常被批评不接待民众。他们非常忙碌，但有时候，是由于助理们过度保护他的主管，为了不使主管见太多的访客，造成负担。卡尔·兰福特在狄斯耐世界所在地——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当了许多年的市长。他时常告诫他的部属，要让民众来见他。他宣称施行“开门政策”。然而他社区的民众来拜访他时，都被他的秘书给挡回去了。
时间，只是在我们度过了以后才变得神圣起来。
——［美］约翰－巴勒斯
最后，这位市长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他把办公室的大门给拆了。他的助手们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从此之后，再也不敢阻拦拜访者了。
聪明的人在开始批评之前，都先真诚的赞美对方，然后一定接句“但是”。再开始批评。例如，要改变一个孩子不专心的态度，我们可能会这么说：“杰克，我们真以你为荣，你这学期成绩进步了。‘但是’假如你代数再努力点的话，你肯定能在班级内取得前三名的成绩。”
杰克可能在听到“但是”之前，感觉很高兴。接着，他会怀疑这个赞许的可信度。尽管对方是在为自己提意见，杰克还是会接受的，因为对方的话里又有肯定的意思。
对那些性格暴躁的人，间接地让他们去面对自己的错误，会有非常神奇的效果。玛姬·杰各介绍了她如何使得一群懒惰的建筑工人，在帮她盖房子之后清理干净。
当开始几天，当杰各太太下班回家之后，发现满院子都是锯木屑子。她不想去跟工人们抗议，因为他们工程做得很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没有打扫卫生的任务。所以等工人走了之后，她跟孩子们把这些碎木块捡起来，并整整齐齐的堆放在屋角。次日早晨，她把领班叫到旁边说：“我很高兴昨天晚上草地这么干净，又没有冒犯到邻居。”从那天起，工人每天都把木屑捡起来堆好放在一边，领班也每天都来草地检查工作。
在后备军和正规军训练人员之间，最大的不同地方就是理发，后备军人认为他们是老百姓，没有必要剪短发。
陆军第五百四十分校的士官长哈雷·凯塞，当他带了一群后备军官时，他要求自己要解决这个问题，跟以前正规军的士官长一样，他可以向他的部队吼几声或威胁他们。但他并不是那样做的。
他是这样讲话的：“各位先生们。你们都是领导者。当你以身作则来领导时，那再有效也没有了。你必须为遵循你的人做个榜样。你们该了解军队对理发的规定。我现在也要去理发，而它却比某人的头发要短得多了。你们可以对镜子看看，你要做个榜样的话，是不是需要理发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由我来安排。”
效果很明显。有几个人志愿到镜子前看了看，然后下午到理发部去按规定理发。第二天到队，凯塞士官长讲评时说，他已经看到，在队伍中有些人已具备了领导者的气质，随后第三天列队时，所有士兵的长发都剪掉了。
在一八八七年三月八日，美国最伟大动人的牧师及演说家亨利·华德·毕奇尔逝世，他改变了整个世界。就在那个礼拜天，苹曼·阿伯特应邀向那些因毕奇尔去世而哀伤不语的牧师们演说。他急于作最佳表现，因此把他的讲道辞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反反复复地进行润饰。然后他读给他妻子听。写得很不好——就像大部分写好的演说一样。如果她的判断力不够，她也许就会说：“莱曼，写的真是糟糕。行不通。你会使所有的听众都睡了。念起来就象一部百科全书似的。你已经传道这么多年了，写作水平怎么还没有提高。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为什么不像普通人那般说话？你为什么不表现得自然一点？如果你念出像这样的一篇东西，是会受到别人的嘲笑的。”
她“也许”会这么说。而如果她真地那么说了，你知道将会有什么后果。她也知道。所以，她只说，这篇讲稿若登在《北美评论》杂志上，将是一篇极佳的文章。换句话说，她称赞了这篇讲稿，但同时很巧妙地暗示出，如果用这篇讲稿来演说，将不会有好效果。莱曼·阿拉特知道她的意思。从此以后，连笔记也不要了。
莱曼的妻子就是运用间接的方式提出对方的缺点的。
用“建议”，而不下“命令”的方式，不但能维持对方的自尊，而且能使他乐于改正错误，并与你合作。
大树倒下时才量得最准。
——［美］林肯
有一次，卡耐基和美国最著名的传记作家伊达·塔贝尔小姐一起吃饭。他告诉塔贝尔小姐他正在写这本书，于是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做人处世”这个重要的题目来。她告诉卡耐基，在她为欧文·杨写传记的时候，他访问了跟杨先生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了三年的一个人。这人宣称，在那段时间内，他从未听见过欧文·杨向任何人下过一次直接命令。他总是建议，而不是命令。例如，欧文·杨从来不说“做这个，或做那个，”或是“不要做这个，或不要做那个。”他总是说，“你可以考虑这个，”或“你认为，这样做可以吗？”他在口授一份报告之后，经常说：“你认为这份报告如何？”在检查他某位助手所写的报告时，他总是说：“也许我们把这句话改成这样，会比较好一点。”他总是给人自己动手的机会；他从不告诉他的助手如何做事；他让他们自己去做，让他们自己去领悟不足的地方。
像这种方法，最容易让对方接受。像这种方法，维持了人们的自尊，使他自以为自己很重要。使他希望和你合作，经常感到愉快的气氛。
如果不这样做，反而采取强硬的手腕，就有可能事与愿违。即使他所纠正的是个很明显的错误，也会如此。唐·散塔瑞是宾州威明市一所职业学校的老师，他有一个学生因非法停车而堵住了一个学院的入口。他以一种非常凶悍的口吻问道：“是谁的车堵住了车道？”当车主回答时，他又吼道：“你马上给我开走，否则我就把它绑上铁链拖走。”
的确，这位学生是错了，车子不应该停在那儿。但从那天起，不只这位学生对那位导师的举止感到愤怒，全班的学生都尽量的做些事情，以造成他的不便，使得他的工作更加不愉快。这就是他的做法不能让学生口服心服。
假如他友善一点地问：“车道上的车是谁的？”并建议说，“如果把它开走，就不会阻碍交通了。”这位学生一定会很乐意地把它开走。而且他和他的同学也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问些问题不但能使得一张订单被接下来，更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在南非，约翰尼斯堡一家小工厂的经理依安·麦克当诘有个机会接张大订单。但他预计他没有办法赶上出货期。工作已在工厂排定，而这张订单所需求的完成时间，短得使他不太可能去接这张订单。怎么办？
他并没有催促工人加速工作来赶这张订单，他只召集了大家，对他们解释这个情形，并对他们说，假如能准时赶出这张订单，他们可真是太伟大了。
“我们有什么办法来完成这张订单？”
“有没有人有别的办法来处理它，使我们能接这张订单？”
雇员们提供了许多意见，并坚持他接下这张订单。他们用一种“我们可以办到”的态度来得到这张订单，并如期出货。
这种发问的方式要比直接下命令强了好多倍。
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有其自尊心。一句或两句体谅的话，对他人态度作宽大地理解，这些都可以减少对别人的伤害，不使对方出现尴尬局面。
当初，通用电器公司面临一项需要慎重处理的工作：免除查尔斯·史坦恩梅兹担任某一部门的主管。史坦恩梅兹在电器方面是第一等的天才，但他不适合计算机部门的工作。然而公司却不敢冒犯他。公司绝对解雇不了他——而他又十分敏感。于是他们给了他一个新头衔。他们让他担任“通用电器公司顾问工程师”——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只是换了一项新头衔——并让其他人接替他的职位。
史坦恩梅兹当然很愉快。
明天的时光长于逝去的时光，行动的动力是我们不死的愿望。不管何处是生命的尽头，活一天就要有一天的希望。
——［使］莱蒙托夫
这就是通用公司的一个高招。他们已温和地调动了他们这位最暴躁的大牌明星职员，而且他们这样并没有引起一场大风暴——因为他们没有使他下不了台。
避免尴尬局面的发生，这是多么重要，多么极端重要呀，而我们却很少有人想到这一点！我们残酷地抹杀了他人的感觉，又自以为是，我们在其他人面前批评一位员工。找差错，发出威胁，甚至不去考虑是否伤害到别人的自尊。然而，一两分钟的思考，一句或两句体谅的话，对他人态度作宽大地了解，都可以改变对方的思想观念。
以下是马歇尔·格兰格写给卡耐基的一封信：
“开除员工并不是一件好事。被开除更是没趣。我们的工作是有季节性的，因此，在三月份，我们必须让许多人离职。没有人乐于动斧头，这已成了我们这一行业的格言。因此，我们演变成一种习俗，尽可能快点把这件事处理掉，通常是依照下列方式进行：‘请坐，史密斯先生，这一季已经过去了，我们似乎再也没有更多的工作交给你处理。当然，毕竟你也明白，你只是受佣在最忙的季节里帮忙而已。’”
“这些话只能让人感到伤心。他们之中大多数一生皆从事会计工作，对于这么快就抛弃他们的公司，当然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最近决定以稍微圆滑和体谅的方式，来遣散我们公司的多余人员。因此，我在仔细考虑他们每人在冬天里的工作表现之后，一一把他们叫进来。我这样对他们说：‘史密斯先生，你的工作表现很好。那次我们派你到纽华克去，真是一项很艰苦的任务。你遭遇了一些困难，但处理得很妥当，我们希望你知道，你为公司争得了荣誉。你对这一行业懂得很多——不管你到哪里工作，都会有很光明远大的前途。希望你以后不要忘了公司。’”
“结果，他们走后，对于自己的被解雇感觉好多了。他们不会觉得是被公司一脚踢出来的。他们知道，如果我们有工作给他们的话，我们会把他们留下来。而当我们再度需要他们时，他们将带着深厚的私人感情，继续到我们这里来。”
宾州哈里斯堡的佛瑞·克拉克提供了一件发生在他公司里的事：在我们的一次生产会议中，一位副董事以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质问一位生产监督，这位监督是管理生产过程的。他的语调充满攻击的意味，这位监督的回答含混不清。这一来使得副董事发起火来，严斥这位监督，是一名“饭桶”。
“这次遭遇之前所有的工作成绩，都发生了变化。这位监督，本来是位很好的雇员，从那一刻起，对我们的公司来说已经没有用了。几个月后，他离开了我们公司，为另一家竞争的公司工作。据我所知，他在那儿干的很好。”
安娜·马佐尼提供了在她工作上非常相似的一件事，所不同的是处理方式和结果。马佐尼小姐，是一位食品包装业的市场行销专家，她的第一份工作是一项新产品的市场测试。她告诉班上说：“当结果回来时，我可真惨了。我在计划中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整个测试都必须重来一遍。更糟的是，在下次开会我要提出这次计划的报告之前，我没有时间再去做了。”
“该我做报告了，我真是怕得发抖。我尽了全力不使自己崩溃，因我知道我决不能哭，而那些人以为女人太情绪化而无法担任行政业务。我的报告很简短，只说是因为发生了一个错误，我在下次会议，会重新再研究。我坐下后，觉得此时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攻击”。
时间的奉献比金钱的奉献更有价值。
——［美］唐纳德·特朗普
“出乎我的所料，老板只谢谢我的工作，并强调在一个新计划中犯错并不是很稀奇的。而且他有信心，第二次的普查会更确实，对公司更有帮助”。
“会议终于结束了，我的思想纷乱，我下定决心，我决不会再让我的老板失望。”
正如传奇性的法国飞行先锋和作家安托安娜·德·圣苏荷依所定的：“我没有权利去做或说任何事以贬抑一个人的自尊。重要的并不是我觉得他怎么样，而是他觉得他自己如何，伤害人的自尊是一种罪行。”
特别是作为一名领导，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学问。已故的德怀特·摩洛，拥有把双方好战分子化解的神奇能力。他怎么办得到呢？他小心翼翼地找出两方面对的地方——他对这点加以赞扬，加以强调，小心地把它表现出来——不管他做何种处理，从没有让别人在他跟前丢过面子。
世界上任何一位真正伟大的人，绝不浪费时间满足于他个人的胜利。例如：
一九二二年，土耳其在经过几世纪的敌对之后，最后作出了把希腊人逐出土耳其领土的决定。
穆斯塔法·凯墨尔，对他的士兵发表了一篇拿破仑式的演说，他是这样说的：“你们的目的地是地中海。”于是近代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争终于展开了。最后土耳其获胜；而当希腊两位将领——的黎科皮斯和迪欧尼斯前往凯墨尔总部投降时，土耳其人对他们击败的敌人大加侮辱。
但凯墨尔丝毫没有显出胜利的骄气。
“请坐，两位先生，”他说，握住他们的手，“你们一定走累了。”然后，在讨论了投降的细节之后，他安慰他们的心情。他以军人对军人的口气说，“战争这种东西，最佳的人有时也会打败仗。”
凯墨尔即使是在胜利的全面兴奋情绪中，也还记着这条重要的规则，给别人留些情面。
在训练狗时，我们都懂得赞美——即使是一点小小的进步；为什么我们想改变别人时，不用改变宠物的方式？为什么不去激励而是斥责对方呢？
派特·巴洛有个狗与小马的节目，他一生都跟马戏团和杂耍团到处旅行。卡耐基很喜欢看派特训练狗的样子。卡耐基发觉当狗有了一点点的进步，派特就会拍它，夸奖它，还给它肉吃，并逗它一阵子。
看起来，这并没有什么高妙之处，许多驯兽师都是这样训练的。
为什么当我们要改变别人时，不用嘉奖来代替斥责？即使是最小的进步，也让我们来赞美吧！这样会激励人们不断进步。
著名的心理学家杰丝·雷耳评论说：“称赞对温暖人类的灵魂而言，就象阳光一样，没有它，我们就无法成长开花。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只是敏于躲避别人的冷言冷语，而我们自己却吝于把赞许的温暖阳光给予别人。”
雷耳实实在在的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你是否也能在你的生命中，找出同样的东西。历史全是由这些夸赞的真正魅力，来带动人们前进的。
例如，许多年前，一个十岁的男孩在拿坡里的一家工厂做工。他一直想当一个歌星，但他的第一位老师却泄了他的气。他说：“你不能唱歌，你根本五音不全，怎么是唱歌的料？”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德］马克思
与此相反，他的妈妈用手搂着他并称赞他说，她知道他能唱，她认为他有些进步了。她节省下每分钱，好让他去上音乐课。这位母亲的嘉许，改变了这个孩子的一生。他的名字叫恩瑞哥·卡罗素，终于有一天他成为了演唱家。
在十九世纪的初期，伦敦有位年轻人想当一名作家。他好像什么事都不顺利。学业时断时续，他的父亲锒铛入狱，只因无法偿还债务。而这位年轻人还时常受饥饿之苦。最后，他找到一个工作，在一个老鼠横行的货仓里贴鞋油底的标签，晚上在一间阴森静谧的房子里，和另外两男孩住在一起，他们两个人是从伦敦的贫民窟来的。他对他的作品毫无信心，所以他趁深夜溜出去，把他的第一篇稿子寄了出去，免得遭人笑话。一个接一个的都被退稿，但最后他终于被人接受了。虽然他一先令都没拿到，但编辑夸奖了他。有一位编辑承认了他的价值。他的心情太激动了，流出了幸福的眼泪。
那位好心的编辑对他的赞许，改变了他的一生。假如不是这些夸奖，他可能一辈子都在老鼠横行的工厂做工。你也许听说过这个男孩，他的名字叫查尔斯·狄更斯。
另外一个男孩在一家干货店工作维持生活。五点他就得起床，打扫店面。一天做十四小时的工作。那真是单调又辛苦的工作，他也对这份工作毫无兴趣。两年后的一天，他无法忍耐了，一起床，还没吃早餐，就跋涉了十五哩的路，去投奔他做管家的母亲。
他向她恳求，而且哭了，他发誓假如他继续做那份工作，他将一事无成。于是他写了一封悲惨的长信给他的老校长。说他心已死，不想再活下去了。他的老校长给了他一些安慰，并说他确实很聪明，于是请他当一名老师。
这位男孩持续地写了无数本畅销书，并赚了好几百万。他就是著名的作家韦尔斯。
不批评反而赞扬，是史金纳教学的基本观点。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以动物和人的实验来证实，当批评减少而多多鼓励和夸奖时，人所做的好事会增加，而比较不好的事会逐渐萎缩。
北卡罗莱纳州洛杉矶的约翰·林杰波夫，就拿这种态度对待他的孩子。如同许多家庭一般，父母与孩子关系的形式是吼叫。许多家庭的例子显示，在那么做一段时期之后，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会逐渐分裂。
林杰波夫先生说：“我们决定以称赞别人来代替挑剔别人的过失。当我们看到他们做的都是负面的事情时，这非常不容易做到，要找些事情来称赞，真的是很难。我们想办法去找他们值得赞美的事情，而他们以前所做的那些令人不高兴的事，真的就与他们告别了。接着。他们一些别的错处也消失了，他们开始照着我们的赞许去做。居然，竟出乎常轨，他们乖得连我们也不敢相信。当然，它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但总是比以前要好得多了。现在我们不必再象以前那样地纠正他们。孩子们做对的事要比做错的要多得多。这些全都是赞美的功劳，很显然，即使赞美他最细微的进步，也比斥责他的过失要好得多。”
以此类推。在工作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凯斯·罗伯，在加州木林的公司，也运用了这一原则。他的印刷厂接的东西，有些是品质精细的。但印刷员是位新人，他不太能适应他的工作。他的监督对此非常生气。
后来，罗伯先生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他亲自到印刷厂，跟这位年轻人谈了一谈。他告诉他，对他刚接的工作，他非常满意，并告诉他，这是他在公司所看到最好的成品之一。他还指出好在哪里，使那位年青人大为感动。
几天以后，情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告诉他的同僚，罗伯先生非常欣赏他的成品。从那天起，他就改变了他的工作态度，成了一名极具细心的小伙子了。
我们越是计分析时间的自然性质，我们就越懂得时间的延续就意味着发明，就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就意味着一切新鲜事物连续不断地产生。
——［法］柏格森
我们都渴望被赏识和认同，而且会不计一切去得到它。但没有人会要阿谀这种不诚恳的东西。
假如你我愿意激励一个人来了解他所拥有的内在宝藏，那我们所能做的就不只是改变人了，我们能彻底的改造他。
你不相信吗？听听威廉·詹姆斯睿智的话语吧！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有名、最杰出的心理学家：“若与我们的潜能相比，我们只是半醒状态，我们只利用了我们的肉体和心智能源的极小一部分而已。往大处讲，每一个人离他的极限还远得很。他拥有各种能力，但往往会忽视它。”
在所有的能力之中，有一种你必定没有发挥出来，那就是赞美别人、鼓励别人，激励人们发挥潜能的能力。
能力会在批评下萎缩；而在鼓励下绽放花朵。有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自己鼓励自己。
假如一个好工人变成粗制滥造的工人，你会怎么做？你可以解雇他，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你可以责骂那个工人，反而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亨利·韩克是印第安纳州洛威一家卡车经销商的服务经理，他公司有一个工人，工作情绪下跌。但亨利没有对他吼或威胁他，而是把他叫到办公室里来，跟他坦诚地谈一谈。
他这样说道：“比尔，你是个很棒的技工。你在这条线上工作也有好几年了，你修的车子也都很令顾客满意。其实，有很多人都赞美你的技术好。可是最近，你完成一件工作所需的时间却加长了，我想你一定知道，不喜欢这种现象。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个办法改正这个问题。”
比尔听到老板这样对他说，脸涨得通红，并且向他的上司保证，他所接的工作在未超出他的专长之外，他一定会让老板满意的。
他曾经是一个快速优秀的技工。有了韩克先生给他的那个美誉去努力，他肯定会比过去做得还要好。
包汀火车厂的董事长撤慕尔·华克莱说：“假如你尊重一个人，一般人是容易诱导的，尤其是当你尊重他的专业时。”
总之，你若要在某方面去改变一个人，就把他看成他已经有了这种杰出的特质。莎翁曾说：“假如你没有一种德行，就假装你有吧。”
吉欧吉特·勃布朗在《我与马依得荷灵的生活》中描述了一位比利时的灰姑娘惊人的变化。
她写道：隔壁旅馆的服务生端来了我的餐点。她名字叫“洗盘子玛希”，因为她刚开始时是做洗碗盘助手。她简直是个怪物，斜眼，外八腿，既没姿色，又没头脑。
有一天她的红手端着通心粉的盘子，我直截了当地跟她说：“玛希，你不知道你自己有什么宝藏。”
时间是最大的革新家。
——［英］培根
她站在那里，迟疑了一会儿，害怕有什么灾难似的，连动也不敢动。后来她才把盘子放在桌上，叹了口气，连一个问题都不问。她只是喃喃地重复着我所说的回到厨房去了，而且她深信没有人会跟她开玩笑。从那天起，大家开始尊重她了。但最奇怪的变化在谦卑的玛希身上发生了。她相信自己确实有些内在宝藏，她开始打扮起来了，她饥渴的青春似乎开始奔放了，很快，一个新的玛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两个月后，她宣布她要和大厨师的侄子结婚了。她说：“就要当一名淑女子”，最后她对我感激不尽。一个小小的称赞，改变了她的一生。吉欧吉特·勃布朗给了“洗盘子的玛希”一个美誉去努力，而这份美誉却改变了她的一生。
比尔·派克是佛罗里达州得透纳海滩一家食品公司的业务员，他对公司新系列的产品感到非常兴奋；但不幸的是，一家大食品市场的经理取消了产品陈列的机会，这令他很失望。他对这件事想了一整天，决定下午回家前再跑一趟。
他说：“杰克，我今天早上走时，还没有让你真正了解我们最新系列的产品，我想把这套新产品的主要特点再给你复述一遍。我非常敬重你有听人谈话的雅量，而且非常宽大，当事实需要你改变时会改变你的决定。”
有一天，苏格兰都柏林的一位牙医马丁·贵兹与夫，当他的病人指出她用的漱口杯托盘不干净时，他同时也被惊呆了。不错，她用的是纸杯，而不是托盘，但生锈的设备，显然表示他的职业水准是不够的。
当这位病人走了之后，贵兹与夫医生关了私人诊所。写了一封信给布利基特——一位女佣，她一个礼拜来打扫二次。他这样写的：
亲爱的布利基特：
最近很少看到你。我想我该抽点时间，为你做的清洁工作致意。顺便一提的是，一周二小时，时间并不算少。假如你愿意，请随时来工作半个小时，做些你认为应该经常做的事，象清理漱口杯托盘等等。当然，我会另付给你工钱的。
第二天他上班时，他的桌子和椅子，擦得几乎跟镜子一样亮；他几乎从上面滑了下去。当他进了诊疗室后，看到从未见过的非常干净、光亮的铬制托盘放在储存器里。他给了她的女佣一个美誉去努力，而且就只为这一个小小的毛病，她使出了最卖力的一面。她在自己的工作时间内，干得非常出色。
鲁丝·霍普斯金太太是一班四年级学生的老师，当她看过班上的学生名册时，在学期的第一天，她对新学期的兴奋和快乐却染上忧虑的色彩：今年，在她班上有一个全校最顽皮的“坏孩子”——汤姆。他三年级的老师，不断地向同事或是校长抱怨，只要有任何人愿意听。他不只是恶作剧而已、跟男生打架、逗女生，对老师无礼，在班上扰乱秩序，而且好像是愈来愈糟。但是他非常的聪明，功课学的也相当棒。
霍普斯太太决定采用新的“战术”。当她见到她的新学生，她讲了这些话：“罗丝，你穿的衣服很漂亮。爱丽西亚，我听说你画画很不错。”当她念到汤姆时，她直视着汤姆，对他说：“汤姆，我知道你是个天生的领导人才，也许，我们应该选你为班长。”在头几天她一直强调这点，夸奖汤姆所做的一切，并评论他的行为正代表着他是一位很好的学生。有了值得奋斗的美名，即使一个九岁大的男孩也不会令她失望。果然变得非常听话了。
看来，给人“戴高帽子”也是比较实用的一招。
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都是二十四小时；时间也最偏私，给任何人都不是二十四小时。
——［英］赫胥黎
让人相信，改进自己的弱点并不是那么困难，只要树立信心，你总会取得胜利的。
如果你跟你孩子、伴侣、雇员说他或她对某件事显得很笨，真是无能，那你就做错了，这等于毁了他的上进心。但如你用相反的方法，宽宏地鼓励他，使事情看起来很容易做到，让他知道，你对他做这件事的能力有信心，他的才能还没有发挥，这样他就会加倍努力，以达成功。
楼维尔·汤麦斯就是个处理人际关系的高手，他会给人勇气与信心，使人充满自信。举例来说：有一次，卡耐基与汤妈斯夫妇一起度周末，他请卡耐基参加他们的桥牌友谊赛，桥牌对卡耐基来说是个全然陌生的游戏，一时难以应付。
楼维尔说：“达尔，为什么不试试呢？除了需要一些记忆与判断的能力外，它没有什么技巧可言。你曾经对人类记忆的组织有过深入的研究，所以打桥牌一定难不倒你。”
卡耐基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他已经把卡耐基拉到桥牌桌边，他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桥牌比赛，完全是因为他给了卡耐基信心，使他觉得打桥牌不是件难事。
所以说，用鼓励的方式，能使人有信心去面对错误、改正错误。
要让别人乐意照着你希望的去做，你就必须让他明白，他对你有多么重要，而他便会觉得这件事对他也有多么重要。
拿破仑曾说：“人类要靠虚荣和美名来点缀。”他用这种方法来治理他的军队。他创造了荣誉勋位，颁给军士“十字勋章”，他封了十八个将军为“陆军无帅”。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收拢人心。
这种方法能为拿破仑所用，当然也能为你所用。例如，恩尼斯特·杰安特住在纽约史卡斯达尔家里。她因一群男孩跑过她的草地，损毁了她的草地而烦恼。孩子们是赶不走的，于是她试着给那群孩子中最坏的一个取一个名号，给他一个权威感。她命他做她的“探长”，由他负责驱逐所有入侵草地者。很快，她的难题解决了。她的“探长”在后院烧起一堆火，烧了一块烙铁，并威胁其他的孩子，谁踏进草地，他会受到惩罚的。
因此，卡耐基指出：顾全他人的面子，使其乐于接受你的建议；给予高尚的“头衔”，能使对方发挥高度的责任感与荣誉心。
二、顾全大局不拘小节的方法
在许多不同的情况和顾虑下，分得出什么才是最严重的或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不断地探索和追究，为了大局的利益，放弃个人的意见或利益，这才是领导者的远见与应有的气质。
卡耐基这样强调：作为领导者要宽怀大度。从大局出发，不可拘泥于眼前的枝节小事，要放弃个人的意见和利益，以大局作为判断的标准，才是应有的气度。
上苍赐给世人的时间是无限的。究竟怎样赐给我们呢？是一下子就给我们一千年吗？是把时间均匀地分成一个个清新的早晨。
——［美］爱迪生
举个例子来说，明治维新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史上最精彩的一幕连续剧。剧情的高潮出现在幕府和天皇之间的决战前夕，那时，不管是拥护幕府的武士和拥护天皇的官兵阵营中，都各有一批主张决战的人，并认为自己的一方必然可以获胜。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的形势。那一场战争如果爆发了，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牺牲。而且，就算是天皇获胜，日本能不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也很难说。幸好，当时日本有两位伟大的政治领袖，那就是胜海舟和西乡隆盛，由于他们两人的互尊互敬，并以最大的诚意居中调停各方面的力量，最后终于劝服德川家族末代将军，不战而奉还大政，解决了日本国内分崩离析的危机。能审时度势，这就是德川家族的“大度”。
事实上，当时如果决战爆发，胜负很难预料。更严重的是幕府背后有法国，而天皇方面有英国在支持，这两股殖民帝国的势力都想帮助所支持的一方，获得全日本的支配权，使得形势更为复杂。
在那种局面下，不论是拥护天皇的官兵或德川幕府，如果一味地想用武力取得权威地位。谈判必然会破裂，战争爆发后，短期内也必然无法获得和平。胜海舟和西乡隆盛两人都能看清这种时势，同时考虑到日本的将来。在当时来说，亚洲各国已经相继成为欧美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了，一旦日本发生内战，不论哪一方获胜，国家也必然会陷入困境，而导致殖民势力的侵入，日本终将沦入灭亡的境地。
他们深知无论如何要避免这种结局，所以极尽全力劝说双方放弃私人成见，顾全大体，顺应历史的潮流，也因此使得幕府愿意做出让步。奉还大政。
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想法，被当时的志士所赞同，事情才能进行得那么顺利，并因而确立了近代日本富强康乐的基础。
这就是说，领导者不可拘泥于眼前的细节小事，而必须从大局出发，以大局来判断，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许多不同的情况和顾虑下，分得出什么才是最严重的、或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不断地探索和追究，为了大局的利益。放弃个人的意见或利益，这才是领导者的远见与应有的气质。
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可以振奋士气；居中策划，指挥部属，则可以决胜千里。
源赖朝自从在富士川不战而攻破平家之后，野心大增，想趁机进袭京都。此时，他听从了部下的建议，先巩固关东的基础，再力图全国的霸业，于是就把军队撤退，回到镰仓。而自此以后，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规划幕府体制的工作上，至于征服抗令诸侯的工作，则全部交给他的弟弟范赖、义经和其属下，他只担当居中策划的工作，不再领兵亲征了。
卡耐基也有这种亲身体验。创业后的十多年，有位和尚曾经对他说：“领导是居中策划者，应该居于后方，外边的事要交给掌柜去做，这才是最好的办法。”起先，他对这句话很不以为然，可是后来通过经验的累积，慢慢地使卡耐基了解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最高领导者是应委身士卒、冲锋陷阵好呢？还是要居中策划、指挥众人？这是个值得争论的问题。譬如说，以武田信长·在桶狭间会战的事来看，若不是主将在场下定决心，可就难免要一败涂地了，可见主将身临阵前，确实有其必要。
历史是一首用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
——［英］雪莱
然而，一般而言，派遣部将在外担当军事行动，似乎比较合理。如此可使主将不必亲受生死的压力，而能冷静地作出判断和决策，以指挥众人，使事情更顺利进行。
尤其是在现代科技发达的社会，一个大公司的领导往往只要一通电话，就可以向全国或全世界的人员联络、指示，或搜集情报，如果凡事都要亲自去处理，那他将会心力交瘁，一事无成的。
一旦有事时，自己就要考虑是否有到第一线的必要，但原则上最高领导者还是身居幕后。居中策划，外头的事则尽量委托给部属去做，这仍是值得考虑的好办法。
身为一位领导者，要具有爱护竞争对手的同情心，这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日本战国时代，上山千信和武田信玄是死对头，他们在川岛会战之后。又打了好几次激烈的战争。有一天，一向供应食盐给信玄的今川氏和北条氏两个部落，都和信玄发生了冲突，因此中止了食盐的供应。而信玄的属地申州和信州又都是离海很远的内陆，不生产食盐，因此使这两州的人都陷入了无盐的困境。
千信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写信给信玄说：“现在今川氏和北条氏都中止了对你食盐的供应，使你陷入困境，我不愿趁火打劫，因为那都是武将最卑鄙的作法。我还是希望在战场上和你分个胜败，所以食盐的问题，我来帮你解决。”而千信也果然遵守诺言，派人运了大批的食盐到申州和信州，替信玄解决了问题。所以信玄以及两州的人民都很感激千信。
千信是当时最剽悍善战的武将。每次发动战争都可以说是惊天动地、鬼哭狼嚎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又非常重义气。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千信实在是一位具有深厚同情心的人。也正因他的武功高强，为人光明磊落，重义气而富有同情心，所以很受后人的敬仰。
以人之常情来说，会因敌人陷入困境而幸灾乐祸；也会认为，可利用这种难得的机会打败敌人。可是千信并不这么想，虽然他和信玄是死对头，不断交战，但目的只是在争个高低，而不是要陷百姓于困境。所以千信认为，虽然两国正在战争，但面对敌人因为没有食盐而陷入困境时，决不能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理应先设法拯救，至于争夺胜负，那是战场上的事，千信有这种气度，正是他伟大的地方。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处在敌对的状态。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也有党派、团体和企业间的竞争与对立。而由彼此的对立、竞争，扩大成为仇恨的事，更是不断发生。
在这个世界上，竞争是免不了的，对立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是身为领导者，应该学习千信那种不分彼此，甚至具有爱护竞争对手的同情心，才算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一个领导者应具有兼爱天下的胸襟。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曾经说过：“什么是天下的公敌呢？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家和家之间相互争利，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然而，公敌是怎么发生的呢？完全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博爱的缘故。每个人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不知道爱其他的国家；只知道爱自己的家庭，而不知道爱别人的家庭；只知道爱自己，而不愿去爱别人。久而久之。强大的会欺侮弱小的人，富有的会欺凌贫困的人，尊贵的会瞧不起低贱的人，而奸诈狡猾的人也会欺侮愚蠢鲁钝的人了。可见天下会发生祸害和怨恨的原因，根本上在于人们不能互爱。所以要和平相处，就必须互爱互敬，重视对方的利益。”
识的人，决不会坚忍勤勉。
——［美］西革尼夫人
在二千五百年以前，圣贤们已经给我们明白的教训，如果人人照着去做，一定会造成美好和谐的世界。可是人们不遵循这些道理，又不能实行兼爱，所以才形成世局的混乱不安。
墨子常劝告世人，不要过度竞争，只要顺着自然的法则，便可以带来进步。如果只知使用武力，以暴力铲除竞争者，这就是所谓的过度竞争。
国与国之间的过度竞争，往往会导致战争；个人与个人间的过度竞争，会引起仇恨和争执，甚至做出伤天害理的事；而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会产生资本的独占、不平衡，小者造成中小企业的破产，或使自己身败名裂。而大者会引起社会及世界的混乱。
总而言之，人类的利害是相通的，能做到爱人如爱己，爱他国如爱祖国，才会使世界幸福和平。身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更应彻底实行兼爱，切忌投入过度的竞争中，要依循适当的原则，以达成共存共荣的大同世界理想。
一八七六年，美国亚马士都大学的校长威廉克拉博士，应聘到北海道刚创立的札幌农校，担任教务主任。他和学生共同生活，教育他们达八个月之久。培养了佐藤昌介、内材鉴二、新渡等杰出的教育家。克拉博士在任满离校时，给学生们留下了一句名言：“少年人要立下大志”。
无志者常立志，有志者立长志。我们生活中，必须立下志愿，才会有奋斗的目标。否则浑浑噩噩地过日子，那岂不是虚度光阴吗？孔子曾说过。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立志向学。日本高僧日莲法师也在十二岁时，立下志愿要成为日本顶尖的人物。他们都是在年轻时就立下志愿，而终身为目标奋斗，终于成为名人，不但使生活变得有意义，同时也提高了生命的价值。相反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一生中将做些什么事，不但不能体会人生的快乐，也会失去生存的意义。
即使是乞丐也会发下宏愿，努力乞讨，以求致富。所以，一个领导者更不能没有志愿了。领导者把自己的志愿向部下公开，并鼓励部下共同朝着即定的目标奋斗，便能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事业顺利进展。卡耐基认为，领导者可以把自己的志愿，转化成部属的目标。
卡耐基并不是说志向愈高愈好。因为所立下的志愿若超出自己的能力，或脱离了现实范围，也就成了妄想。所以，我们应该先衡量自己的能力，设计长远目标；从实际出发，制订长远的计划，一日一日地逐步去执行，才能达到理想。
克拉博士给札幌农校的临别赠言，真是语重心长。因此在企业的经营上，我们可以换个语气说：“领导者要立下宏伟的志愿。”
具有仁慈心胸的领导者，才能得到部属的拥护。
保科正之是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同父异母的兄弟，当时日本东北会津地区的诸侯，由于不服幕府的领导，阴谋叛变，被削藩废籍，取消武士的头衔，贬为平民，所以德川家光将军就派保科正之去担任会津的新诸侯。
时间是灵魂的“生命”。
——［美］朗费罗
保科正之刚上任，第一道命令就宣布免去农民过去所未缴的田租，并运用种种方法，大幅削减平民的赋税，就好像现在各国所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一样。正由于这一连串的德泽，使得百姓更心悦诚服地拥护他。原来从外地诸侯所遭受的阻力和排挤，都获得解除，他的地位也就非常稳固了。后来，保科正之被调回幕府担任最高执政官，而继任会津地区的每一代新诸侯，也都沿袭他的政策，于是使会津地区一直到明治维新时代，还是日本东北最富庶的地区。
在德川幕府时代，不只保科正之推行“仁政”，几乎绝大多数的诸侯都能以仁慈的胸怀爱护百姓，为了使百姓摆脱困苦，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减免租税。而将财政上的需求，转向巨商富豪借贷，直到人民的生活安定，才再开始征收税捐。这一点几乎成了幕府时代政治行为上的常例。
据说在古代，仁德天皇发现民间的炊烟稀疏，就联想到荒年欠收，民生困苦，于是立刻下令停止征收租税，以至政府财政拮据，连皇宫也破烂不堪，没钱整修，所以发生逢雨漏水的情形。直到三年后，百姓家家户户炊烟四起，民生已经恢复富裕，才开始征税，由此可见仁德天皇真是慈爱的仁君。
他曾说过一句感人至深的话：“国君是上天为了照顾百姓而设立的，所以国君应该以百姓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等到百姓富裕之后，自己才能富裕。”也正如孟子所言的“民贵君轻”。
像这些领导人物对待他人的一片仁慈之心，可以说是整个东方受儒教影响下最优良的传统，正因为有这样的好传统，所以能使领导者和大众的心连结在一起。
贤明的国君应对人民有慈爱之心，人民和国家的财政才能富裕；政策的推动也才能顺利而没有阻碍。在过去的封建时代，有没有仁慈之心，已经是君主统帅百姓，促进民生繁荣和国家安定的重要依据。在当今的社会里，领导者更应该处处为众人着想，否则，一旦失去权威，想统驭别人，便将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
天地万物为天下人所共有，连企业的财产也是如此。
再例如：光春在坂本城被丰臣秀吉所包围，到了最后危急的关头，为了不忍珍藏在城中的古董宝物遭受破坏，就派人把古董宝物载运到城外。交给来攻的军队说：“我想，这一批珍贵的古董宝物是全天下人所共有，而不是我个人的私产。人的性命是短暂的，但这批宝物的价值却是不朽的；我预料到未来几天的决战，我方可能会战死到最后一兵一卒，为了不忍心将来城破之后，这批宝物也遭到无辜的破坏，现在把保管权转交给你们。如此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决战，而不必担心将来的子孙会为了这次决战所造成的损失而惋惜。”
还有一个另外的例子：武将松永弹藏有国宝平蜘蛛茶壶，结果在志贵山城被消灭的当天，为了不愿意让别人再拥有它，就狠心地把平蜘蛛茶壶摔破了。这两种作风有天壤之别，毋宁说，松永弹的做法较象人性的反应，可是光有人性还是不足以担任领导者，领导者在坚持某种观点或信念时，应该有更近圣贤的反应才可以。
在当今世界上，各种财物都有自己的物主。不管是土地、汽车、房屋，乃至于一条手帕、一张棉纸，都有特定的主人，而法律更在形式上加以承认、保护。可是那些东西虽然都有形式上的主人，但从实质意义看，却是天下所共有的。一块土地，可能属于某人，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通过购买等手段，而拥有它。绝不是说，它现在是甲的东西，将来也永远是甲的。
譬如说，企业有一定的资本，占有特定的土地、设备以及其他资产，虽然是企业的所有物，但又何尝不能看成社会的共有物呢？企业以外的个人或团体组织，对所拥有的东西，可以这么看待。领导者如果能活用这个道理，将会带给社会许多利益；如果把物当成私有，显然也会形成争相掠夺的恶劣现象。
时间是变化的财富。
——［印］泰戈尔
再进一层说，物既然是天下人的物，那么企业领导者的言和行，也算是天下的公事，公事有公事的做法。基于大家的利益来考虑，是标准的做法。这就好像古代中国，尧把帝王的宝座禅让给舜。孟子就认为：不是尧把私有的帝位让给舜，而是尧请舜替他处理天下大事。孟子的这种观点，就是给领导者清楚的提醒。
如果出发点是为了对社会的责任感，那么下一道命令给作怪的狐狸，又有何不可？
丰臣秀吉得到天下以后，秀吉的养女——宇善多秀家的夫人生病了，而那种病，在当时一般人的观念里，认为是狐仙作祟所引起的。于是，秀吉非常生气，以政府的名义，向狐狸下了一纸公文，内容是说：“上天安排万物各有生活的法则，狐狸和人类绝不可相提并论，所以狐狸绝不允许看上任何人，附身作祟而使人类生活发生不幸。附在多秀家夫人身上的狐仙，应该识相地立刻远离，否则我将下令军队和猎人一起出动，把全部的狐狸一网打尽。”
为政者对巫师庙祝等人发布公文，在当时是常见的事，可是直接对狐狸发布公文，在日本则是秀吉首开先例。中国唐朝时候有位大思想家韩愈，被派去潮州当刺史，传说当地有鳄鱼神作怪，韩愈也曾写了一篇祭鳄鱼文，借着皇帝的威严，下令鳄鱼远离潮州，安定百姓的生活。秀吉发公文给狐狸的事，或许是从韩愈的祭鳄鱼文得来灵感，可是这种行为，到底不太合乎情理，近乎于神话的传说。
他们这样做，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因为在那个时代，神权占很重要的地位，人们的思想认定万事万物都是因上天的旨意而存在的，其中人类为“万物之灵”，所以上天替人类创设政府，安排国君、圣人，来治理人民，并且教化人民，所以政府的存在和官员的地位也都是上天的旨意。既然如此，韩愈身为潮州刺史、秀吉身为幕府将军，都是奉“天子”的命令在行事。他们身负安抚天下百姓的重大使命，所以一旦有事，在本身必须负责的前提下，代替上天责备作祟的妖怪，又有什么不可呢？
他们的作法可能有许多人不能苟同，但无论如何，他们把人类视为最完美、至高无上，可以代替上天君临万物的人生观，境界也确实很高尚。
如果说人类想共同创造一个幸福美满的社会，来提高生活水准，其前提在于人类能了解自己、看重自己。换句话说，必须了解人负了什么使命？应该如何做人？以及持有怎样的人生观？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积极而正确的答案，都将会使人和社会陷入痛苦的境地。
所以领导者要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同时产生宏伟的社会观、世界观，再根据这些观念，树立起领导观念。譬如韩愈祭鳄鱼或秀吉行文给狐狸，可能他们的观念都自大得近乎夸张，但问题是他们出自内心的责任感，所以才激起对人类社会无比的责任感，其本身有正面的意义存在。
领导者的字典里，没有“困难”，更找不到“不可能”的字眼。
拿破伦有句名言：“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几个字。”初听起来这是句狂语。因为一个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很多无可奈何和不可能完成的事。所以，虽然拿破仑说了这句狂语，但在他远征苏俄，以及滑铁卢战役时，都遭到失败，结果被流放到孤岛上终身囚禁，最后在悲惨中死去。所以感觉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是一句狂语。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句话也是发自一种真理而言的。
物，它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美好，更成熟，更完美。
——［德］托马斯
当然，人世间不可能的事实在太多了。简单地说，“违反天地自然之理的事”，就是不可能以我们的力量去实现。譬如说，人难免会死亡，这是天地自然之理。如果想违反它而期望不死，是绝对办不到的。
但我们反过来看，只要是顺乎天地自然之理的事。就都可能完成。譬如，一种事只要照着天地自然之理去做，顺应时代的潮流，就必定能成功。
一种质量好，价格又公道的东西，一定能够本利全收，这就是顺应自然之理的事业经营态度。如果不成功，就一定有弊病存在。例如产品不精良、价格太高，所以才造成本利无法全收。因此只有违反天地自然之理。才会遭至失败的后果。
春至花开，秋来花谢。草木、蔬果，该发芽的时候就会发芽，该结果的时候就会结果，该枯萎的时候也会枯萎。这正是“顺应自然”的一种现象。自然景象不仅美丽，而且井然有序，毫无私心或野心，只是率直和虚心而已。
但有的领导却不能做到这些，他们没有率直，没有虚心，有的却是野心和私心。
如此，当然就会失去内心的平静与均衡，看不见，当然也不能遵循自然的道理，造成进退失据、处置不当，使得秩序大乱。
花如果不按时序绽放，就是“乱开”，固然稀奇，但却不能以此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否则，不仅贻人笑柄，还会因此而受伤，误己误人。
所以凡是合乎自然之理的事，再加上以毅力和决心去完成，天下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如果仍然无法完成任务，就一定有它不可能完成的因素存在。因此，我们更需要仔细地去体会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三、请与被请
作为领导，要注意好“请”与“不请”的关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民以食为天”，生活中离不开请客吃饭。
这在世界上都是出了名的，一应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重大事件，宴会都是不可或缺的节目。人来了要“接风”，人走了要“饯行”，有事要“嘬一嘬”，没事也要“聚一聚”。即便寻常百姓家，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老人做寿诞、小孩过生日，试问谁家不请，哪个不吃？如果升了职位、长了工资、搬进新居、走出国门，三朋四友七姑八姨不由分说，都前来“吃你”。倘若求人办事，如装电话、通水道、安空调、办执照、开证明、买车票，原料采买、货物报关，也都往往要请客吃饭。再难办的事在饭桌、酒桌上都成了“小意思”，正所谓：“清明时节酒纷纷，传杯换盏欲断魂。借问公章何处盖？众人遥指杏花村。”
时间是神圣的礼物，每日是小小的人生。
——［法］卢保克
除了自家享受，必要时中国人还能把饭吃到国际上去，当年满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今之外交部），与洋人交涉时，也总是动辄满汉全席、南北大菜、钟鸣鼎食、水陆杂陈，非喝得微醺之后不谈正事。现在一些地方引进外资，往往也照此办理。可惜洋人不“吃”咱们这一套，每每心中抱怨耽误时间。正式谈判时，也不因为“吃”咱们的。便稍有让步，致使许多人大骂洋人不“懂味”，一点儿也不给“面子”。
“洋鬼子”的确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许多问题，都是在餐桌上讨论和解决的。他们也不懂得，请客吃饭，决不简单地只是吃吃喝喝，一饱口福，其中确实还有很丰富甚至很深刻的文化内涵。
寻根求源，在餐桌上讨论大事，至少可以追溯到“周礼”中的“乡饮酒礼”。“乡饮酒礼”其实是一种很古老的原始礼仪，不过在周代“于斯为盛”而已。依此礼，国君、卿大夫、地方官等应定期（据说三年一届）邀请所谓“贤者”、“能者”、“乡老”、“乡大夫”社会贤达举行酒会，按照六十岁的吃三盘菜，七十岁的吃四盘菜。八十岁的吃五盘菜，九十岁的吃六盘菜的规格进行宴饮，大家吃着喝着讨论着大事。可见，这是一种酒宴形式的“交流协商会议”，或者说“元老会议”。上古尊老重贤，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奇怪，且确有效益。但这种会议非行之于酒会之中不可，并名之曰“乡饮酒礼”，却实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中国古代的各种谈判也离不开宴会，如大家都很熟悉的“渑池之会”即是。公元前297年，赵、秦两国国君相会于渑池，照例举行了宴会。喝到半醉时，秦王借酒发疯，要赵王弹小曲儿。赵王在酒宴上“拉不下脸”，只好勉为其难，结果被秦国的史官记录在案。作为报复，赵国的上大夫蔺相如则强迫秦王“演奏打击乐”，也按照相同的方式记录下来，这一回，秦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赵国则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所以，中国古代有个成语，叫“折冲樽俎”。“折冲”是折退敌方的战车，“樽”是酒杯，“俎”是割肉用的长方形砧板。古人食肉时，先用“匕”把熟肉从鼎内取出放在俎上，然后用刀割切着吃。这“俎”也就是餐具而非厨具。折冲樽俎，就是在酒宴上克敌制胜，获得相当于战场上的战果，不能不说是领导艺术上的又一“高招”。
“谈判”在餐桌上，“政变”有时也会在餐桌上。例如春秋时，晋国的骊姬要谋害太子申生，立亲子奚齐为太子，只是惧怕大夫里克从中作梗。骊姬的姘头，一个名叫“施”的戏子便出主意，要骊姬杀一头羊请里克吃饭，谓之“特羊之飨”。当大家都喝到似醉非醉时，优施站起来又歌又舞，唱道：优容闲适大夫家，居然不如小雀鸦，人家都飞进绿叶丛，自己却栖在枯枝桠。里克笑着说：什么叫绿叶丛？什么叫枯枝桠？优施说：母亲是君夫人，儿子是接班人，可不就是绿叶丛？母亲早死了，自己又受猜忌，可不就是枯枝桠？里克一听，立即明白这顿饭不是好吃的。回去以后，他经过反复地权衡，最后还是退出了派别斗争。
时间是真理的前驱。
——［德］西哲鲁
太子申生是间接地死在宴会上，吴国的王僚则是因为好吃而直接死在筵席上。有一天，公子光请王僚吃饭，公子光认为僚的王位来路不明，且为君无道，决定在这次宴会上谋杀他，为此特别言明酒宴上的主菜是太湖叉烧鱼。叉烧鱼是当时的一道名菜，有一整套专门的烹制技术，光的厨师（实则杀手）专诸学了三个月才学会。僚听说有叉烧鱼吃，顿时垂涎三尺，毫无防范的应邀而至。专诸把鱼烧好后，就把一把短剑就藏在鱼的肚子里。当他走到僚的面前，迅速抽出短剑，一剑正中心脏。可怜垂涎于叉烧鱼的王僚，美味还未到口，就做了“馋死鬼”。
话又说回来，这些情况都是不常见的。多数的情况，还是请吃者有所求且有所得。大概好东西人人爱吃。一旦口腹之欲得以满足，酒醉饭饱兴意盎然之际，很多事情都好办了。道理古今如一，连雄才大略的齐桓公，也不例外。桓公手下有个名叫易牙的人，看到了这一点，便专门做好菜给他吃。易牙是雍城人，名巫。所以又叫雍巫。或许祖上曾是专司请神吃饭之职的“羊人”，也未可知。此人烹调手艺极好，经常得到齐桓公的称赞。但他的人品极坏，也是尽人皆知的。有一天，桓公说，天下的好菜我都吃遍了，只有婴儿不曾吃过。那人面兽心的易牙，竟然把自己的儿子清蒸了给桓公吃。大政治家管仲看穿了易牙不是好东西，建议齐桓公除掉易牙。但桓公吃了人家的嘴软，何况吃的是人家的儿子？依然宠爱易牙如故，而易牙也竟然因之参与太子的废立。结果，管仲一死，易牙便与寺人貂（即竖刁，是一个自己阉割了生殖器去做宦官的小人）合谋发动政变，桓公被锁在深宫里活活饿死，六十天后，尸体腐烂，蛆虫流出寝门，才被人从后门搬出去悄悄敛葬。一代霸主，竟落到如此下场！吃人者被饿死，这一历史教训，值得令我们深思。
宋太祖赵匡胤在请客吃饭上更是计高一筹，赵匡胤这个皇帝，当得有点来路不明，是他手下的将领，趁着七岁的娃娃皇帝周恭帝孤儿寡母地坐不稳江山，一夜工夫拥立起来的。其时赵匡胤官居殿前都点检，驻兵京城二十里之外的陈桥驿，准备外出打仗。第二天一清早，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一群将领闯进驿馆，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七手八脚地披在他身上，然后倒身在地，高呼万岁。于是就产生了大宋朝。
其实，这一切都是赵匡胤演出来的。当然很怕别人故伎重演，便请手下握有兵权的几位大将来吃饭。酒过三巡，赵匡胤端起酒杯，趁着酒色盖脸，对几员大将说：哥几个都是朕信得过的人，就怕你们手下的人，贪图富贵，采取同样的办法也把你们拥立为皇帝。这几员大将一听，连忙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要求退出政界。赵匡胤当然很高兴，又赏给他们大量的财物和荣耀的头衔。赵匡胤的一杯酒，就解除了武装，巩固了政权，可真是空前绝后的一招。
正因为在酒宴上，往往能获得用其他方式难以获取的好处，所以一旦有事，便往往祭起“请客吃饭”的法宝，甚至在与上帝和神灵们打交道时，也不例外。
请神吃饭，在远古时代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部落和氏族的生死存亡、荣辱祸福，因此有理由受到特别的重视。甚至进入国家时代后，它也仍是历代王朝的大典。
《左传》上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祀”就是祭祀，即“请神吃饭”；“戎”就是战争，即“吃掉别人”。总之都是“吃”。而“请神吃饭”，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能够安稳地吃饭。所以，它也历来就被看作是一件大事。其被重视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时间能使人生色，也能使人毁灭。
——［德］歌德
一般地说，请神吃饭，必须由群体的最高首长（酋长、部落长、部落联盟长、国君、天子）亲自出面。如果是家祭或族祭，则须由家长或族长出面。另外，还有许多繁琐的程序和仪式，与此同步进行。
除整头的猪、羊、马、牛往上端外，有时还要用人祭。用人祭当然是在奴隶社会，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杀王子公主、诸侯大臣献祭，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祭品之贵重，也就是本钱越大红利也越多的意思。历史上传说商纣王曾杀姬昌（周文王）之子，又做成肉饼给他吃，很可能便是王子献祭，然后再作为“胙肉”赐给姬昌。至于“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也可能是公主献祭或大臣献祭，或借献祭之名滥杀无辜。不管采取多少种形式，请神吃饭的仪式，总体上都可以叫做“祭”。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祭”这个字，下面是一个“示”字。“示”本是上天为了向人垂示休戚祸福而显示的某种征象，故有垂示、显示、展示、出示、表示、指示等义，都与上天的神灵有着联系。上面部分，无论从甲骨、金文、篆文看，都是像“一只手拿着一块肉”之形。所以，“祭”，就是用手拿着肉给神看，以表示自己的一片诚心：我们请您老人家吃肉了，您老人家也得表示表示吧？当然，天神、地祇、人鬼们倘若有所表示，也是非同小可的。因此这神即便小到土地、灶神，也得请他们吃饭。土地庙前有副对联曰“黄酒白酒都不论，公鸡母鸡只要肥”，这就是请神吃饭的标准。不过土地神是诸神中级别最低的“地方官”，故而要求也不太高。灶神虽曰“王”，其实“未入流”，待遇也更低，只有年底才能吃上一点糖果，居然也受贿赂。满嘴是糖，说话便甜，到天上作汇报时，专拣好的说，谓之“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可见，凡是“吃”了人家的，说起话来，就得偏向人家。
无论请“神”吃饭也好，还是请“人”吃饭也好，都可以统称为“请客吃饭”。但是，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讨好对方或贿赂对方，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请客吃饭”这种最普遍的文化现象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
所以说，给人食物，请人吃饭，是一种很重的情谊；而接受他人的食品，则是受了很大的恩惠，必须寻找机会加以偿还。通常的做法，也许是回请一顿。但如果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受人一食，则可能要报之以生命。例如，韩信下齐七十余城，又向刘邦讨了个齐王的封号，羽翼丰满，实力雄厚，已成为刘项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楚汉之争中举足轻重，正所谓“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然而，当说客武涉和谋士蒯通都劝他反刘自立时，韩信却断然回绝，因为他念念不忘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恩。韩信说：“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向利背义乎！”所谓“死人之事”，就是“以必死的精神为他人办事”，“为他人之事不惜献出生命”的意思。看来，有时一饭之恩是要以生命来报的。
“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这在韩信，确实是刻骨铭心的恩德。因为韩信是一个挨过饿、深知饥饿之苦的人，韩信少时家贫，常常没有饭吃，只好到南昌亭长家去混饭。亭长的老婆显然并不欢迎他，便一大清早就把饭提前做好，抓紧时间吃完它。韩信再来时，当然没有吃的，一怒之下，便跑到河边去钓鱼。一个在河边拍絮的大娘（漂母）见他饥饿，便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天天如此，直到漂絮工作结束。所以后来韩信封了楚王，衣锦还乡时，第一件事就是向漂母报恩。
不仅韩信，只要是稍为感受过一点饥饿之苦的人，都会产生相同的感情。我们民族的先民，正是在饥饿的煎熬中，通过艰苦奋斗，最终才探索出一条生存的道路的。所谓“人是铁，饭是钢”、“民以食为天”等等说法，反映的正是这样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
只有把时间切断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流动和运动。
——［法］米歇尔·比托尔
所以说，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便积淀着这样一个观念：食物是一切的根本。在原始意识的水平上，生存便直接地就等于吃。母亲之所以最亲，同时也最伟大、最神圣、最值得崇敬和感激，就因为她能养育我们。首先是给我们奶吃，然后是给我们别的东西吃。婴儿并不知道自己是谁所生，他们是在吸食母乳的过程中认识母亲的。如果生母并不哺育，则孩子很可能与乳母更亲。所以，“有奶便是娘”。凡是对我们有哺育之恩的，也就同时具有母亲的性质，可以也应该被看作母亲，如“乳母”、“养母”。再广义一点，如“母校”、“母亲河”。
由于母亲是最早和最主要的食物供给者，而食物又是生命之源，所以人类最早创造出来的神，无一例外地都是母亲神。如欧洲出土的史前女神像和我国辽西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女神像，便都是母亲神的偶像。其共同特点，是有着隆起的肚皮（意谓生育）和硕大的乳房（意谓哺育）。红山文化遗址甚至还山土了一大批乳房。这么多这么大的乳房，当然不是为了性感，而是为了吃。在儿童和原始人的心目中，母亲和母亲神首先是食物的提供者，是可吃和被吃的对象。乳房们和有着硕大乳房的女人们之所以会走上神坛，就是出于这种道理：被吃的也应该是被感激和被崇拜的，可吃的也必然是伟大的和神圣的。甚至反过来也一样，伟大神圣的，也一定是吃的。国家是伟大神圣的（同时又是我们的母亲），所以是可“吃”（吃皇粮）的，而且吃起来丝毫用不着“不好意思”。上帝和神也是伟大神圣的，所以也是可“吃”的。古埃及人吃神王奥西利斯身上长出的麦芽，基督徒则吃象征着耶稣血肉的葡萄酒和面饼。这一圣餐仪式表达的大概正是这样一个观念：只有那些给了我们食物的，才真正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我们中国的伏羲，是一个主管“庖厨”和“牺牲”的人，大概就是因为在饮食方面有功于先民，所以才被尊奉为“人祖”。
餐桌上的学问，不过是“食与共食”的关系；既然“食与共食”，可以使本无血缘关系的人由“非亲”而“相并”；那么，要把一个与自己并无任何血亲关系的人变成“自己人”，变成“哥们”，那就要在餐桌上“认亲”。如果上帝给了你这种机会（如在一起工作、开会），固然是你的福分；如果无此机会，最好还是在餐桌上“相识”。
由于兄弟姐妹都是除母子关系外最亲近也最广泛的关系，因此要拉关系，讲交情，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称兄道弟”，交结“铁哥儿们”。所以，为了建立、证明和不断重申这种“兄弟”关系，也就必须“请客吃饭”。因为不论你我是否同宗，也不论你我是否相识，只要在一起吃了饭，我们就成了“兄弟”。至少可以说，从此以后，相互之间就有“关系”，也就不再是“生人”，而是“熟人”是经过了烹煮和料理从而具有“可食性”的人，当然可以“吃”。如果不太“熟”，就不好“开口”。如果“很熟”，那就不论是否在饭桌上，都能请对方帮忙。如果断然拒绝，不但自己拉不下“脸”，“牵线搭桥”的其他朋友也就没面子，因此他们也不会答应。没法子。至少也要在“嘴巴”上先“答应”下来。中国人之所以那么热衷于请客吃饭，就是为了多结交一些朋友，多联系一些关系网，并不完全在于“吃了人家的嘴软”（这可以通过行贿送礼来实现），更在于“同吃一碗饭”的情谊。这种情谊使中国的人际关系有一种脉脉温情，有时甚至要超过亲兄弟之间的情谊。
选择机会，就是节省时间。
——［英］培根
只因为中国人过懂了“共食”的生活，所以中国人很难实行西方那种“分餐制”，更不用说各付各的账了。尽管现代“有文化”的中国人都承认，分餐制科学、卫生、不浪费，但同时也认为，那种进餐方式太冷漠，太没有人情味。岂止是没有人情味，简单就是“不像话”，好像怀疑人家有传染病。所以，越是大家都懂科学卫生，反倒越不好意思分餐。相反，为了表示大家都是“兄弟”，是“自己人”，是“铁哥儿们”，就必须将所有的筷子都伸向同一盘菜，这样才“不分彼此”，才真正是“同吃一碗饭”，也才能真正体现出大家的关系。
特别亲近的时候，甚至连别人的病，也无妨一并传染过来，至少要表示不怕传染。如果我连你的病都敢传染过来和你一起去“生”，那么，我们难道还不是“同生共死”的“兄弟”吗？要知道，“食人之食”是要“死人之事”的，那么，便不妨先为别人的病而“死”他一回。作为主人，也无妨看作酒菜之外的又一“投资”；作为客人，则无妨看作接受情谊的一种“表态”。总之，大家是毫无顾虑的，简直要有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餐桌上的“流行歌曲”便是：“感情浅，尝一点，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一个讲义气的人，应该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献出生命连眼睛不眨一下。如果连喝醉酒或吃出病来的风险都不敢承担，那么，你还能为朋友做出一点什么呢？
中国人吃的方式，吃的礼仪，也大有讲究：浅尝辄止表示礼貌，同时也表示“生分”，开怀痛饮表示不“客气”，同时也表示很“亲热”。又如，吃得很响表示没教养，但为了表示主人的饭菜好，表示自己是“回家”而非“做客”，又必须“吃得香”。“吃得香”才“吃得开”，“吃得开”才“好开口”。餐桌上的许诺是开不得玩笑的。一旦承诺，便须努力去兑现，否则你就成了“小人”。言出于口，“食言”便意味着把吐出去的东西吃回来，既可耻，又恶心。为了获取这一承诺，就必须在餐桌上努力营造让对方不好意思拒绝的气氛，比如用筷子频频为客人夹菜等。这一动作，学名“敬菜”，是表示尊敬，同时也未尝没有把对方紧紧夹住。以防脱落的意思在内。所以如果对方不“吃”这一套，也可能加以拒绝，坚持“自己来”。那么，就可以采取“第二套方案”——敬酒。
敬酒的学问主要有三条：一是要注意先后次序，即尊者先，卑次；二是在碰杯时，自己的杯子要低一点，以示谦虚；三是自己要先喝完，叫做“先干为敬”。这无非是表示：兄弟我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不怕“胃出血”的了，您老人家则可随意。这种敬酒如发生在同辈之间，则被敬者也是不好意思不喝的。另外还有一种更为亲密的方式，就是喝“交杯酒”，或用同一酒杯喝酒，或把双方的酒相互混入，则更加是“不分彼此”，“吃一个娘的奶”了。饭桌上“不分彼此”，生活中就会“同甘共苦”。它也意味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和“同心同德”。所有的“营造”都是为了拉拢人际关系。
时光会使最亮的刀生锈．岁月会折断最强的弓弩。
——［英］华特·司各特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看看中国的菜肴和餐具，它同样体现了这种团结、和合、交融的“群体意识”和文化精神。中国菜，无论煎、炒、蒸、煮、烧、烤、炸、拌，几乎都无不是将主料和佐料混在一起下锅上桌，决不会像以“个体意识”为文化内核的西方人那样，肉是肉、鱼是鱼、盐是盐、胡椒是胡椒地各自独立，分得一清二楚。一些大菜名菜，如“全家福”、“佛跳墙”、“霸王别姬”之类，更是多种主料的和合，味道也相当的丰富。而且，按照中国的烹调学、营养学和食疗学的说法，这种“和合”，有利于阴阳协调，是一种很科学的食法。
在餐具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是筷子。两根筷子夹住一块食物，正像那个“乡”字，本身就有“共食”之意义。所以用筷子给客人夹菜，几乎是宴会上不可或缺的礼仪。它表示客气，也表示和气，既稳重，又文雅。不象西方人进餐，用刀切像屠宰，用叉戳像侵略，既野蛮，又粗暴，还冷冰冰的，一点人情味也没有。没有人情味的饭食和进餐方式，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显然，对于中国人来说，饮食的味道，决不仅仅只是食物（主料和佐料）的味道，还必须包括餐桌上特有的那种“人情味”。最好是，食物本身既“味道好极了”，人情味又“浓极了”。这样的饭是最令人向往的。
一般地说，中国人是不喜欢独食的。甚至在食堂和自助餐厅，也常见人们三五成群，聚而食之。在中国人看来，独食难肥，共食才能汲取营养；独食无味，共食才会其乐无穷。如果不得已而自斟自酌，就要在想象中是与人共食：“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否则，就叫做“喝闷酒”。“喝闷酒”的人大多都是身边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如果与友人共饮，则“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得过量也无妨。只有当共餐的食物尚留在体内时，才会真正有血缘相同的效应，所以必须通过不断地共餐来加以维持。更何况，吃了别人的东西，就是吃了别人的情谊，必须加以回报。其结果，又势必要增加共餐的次数，以便使彼此的血液之中，含有更多的共同生命因子。
因此，卡耐基认为，作为领导，“吃”也是一种学问，特别是在办某一件事时，不会“吃”。也就是不会办事，不“吃”也就办不成事。再大的事、再难的事，只要“吃”得好，也能很顺利地办成。当领导的，“吃”也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领导艺术，这种“餐桌上的艺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表现得尤为重要。
四、选才用才不拘一格
人才的正确选拔与科学考核，已经成为鉴别人才的重要手段，应严加掌握。只有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才能从中选出优秀的领导者。
提拔人才时最重要的一点是，绝不可有私心，必须完成以这个人是否适合那份工作为依据。
社会在向前飞速进步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对人员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原来不大懂人事工作而管理人事的人，正在被一批高水平的人才管理专家所取代。
实践表明，在现代企业中，资金、设备、厂房并不能表示企业的真正兴旺，而人员的水平和整个组织的效能，已经成为现代企业中最重要的资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时间会刺破华丽精致，会把平行线刻上美人的额角，会吃掉稀世之珍、天生丽质，什么都逃不过他横扫的镰刀。
——［英］莎士比亚
现代企业组织中的人事运用过程，已经和企业的近、中、长期计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系统。领导者和职工的关系，已不单纯是领导和被使用的关系，更不是雇佣关系。为了使企业振兴和发展。领导者必须对职工负起终身教育和提高的责任，并要从物质上、精神上、心理上关心职工。
正如卡耐基所推测的：未来人事管理专家的责任，不仅仅是选拔、组织职工从事生产，还要努力使职工个个都成为企业决策的因素之一，鼓励全体职工参加企业的决策及管理，使他们在生产上、经济上、社会上都有显现自己才能的机会，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事管理与企业组织的成败已息息相关，人事管理已成为一门专门的技术。管理人才的人，必须是人才管理专家。人才规划、人才预测、人才情报等知识，已经构成了人事管理专家的一门新型专业。可以说，得才者昌，失才者亡，已成为现代领导成功的秘诀。人才的正确选拔与科学考核，已经成为鉴别人才的重要手段，应严加掌握。只有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才能从中选出优秀的领导者。
中国在以往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许多考核干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如交给艰巨任务，在斗争中考核，在实践中选拔；广泛地走群众路线，征求群众意见；或是通过传、帮、带，进行实际考察等等。当然，过去在选拔干部中也有缺陷，如长期凭直觉和印象，或由领导班子直接提拔。缺乏必要的、科学的考核。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领导水平越高、鉴才能力越强的人，可能选拔得好一些。如果领导班子本身能力不够，甚至妒才嫉贤，那么，选拔的干部也必然差，甚至产生恶性循环，给社会的发展将带来各种弊端。
现代研究表明，对干部必须采用多种考核方法，有定性的考核，也有定量的考核；有笔试考核，也有口试考核。此外，还必须注意对领导人才的环境分析，如婚姻状况等。
过去，我国培养了许多专门专业人才，都有十分严格的笔试，唯独对领导人才的选拔，长期缺乏笔试考核，这是一种缺陷。笔试考核的目的，在于了解被选拔者真才实学的实际水平和能力。笔试考核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论文笔试。这种考核是让被试者以长篇文章表明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见解。这种考核的优点是编制的试题容易，从论文中可以鉴别被试者的知识、才能、观点、文学表达能力、推理判断能力、发明创造能力以及对各种各样的材料的归纳分析能力，总结整理能力。不过，这种考核也有它的缺点，评分缺乏客观标准。
另一种是试题笔试。考核试题一般有选择型、填充型、对比型等方式，来考察被试者的思考能力、记忆能力。这种考核方法的优点是评分公正，取材较广，可以测出被试者的记忆力、思考力。缺点是不能测出被试者的推理能力、创造能力与文字表达能力。且试题难定，被试者在“是”“否”题中，可以猜度、碰运气。
对重要领导人才的选拔，不能偏于一方面，如果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往往能够起到较好的作用。
越是隔夜过得好玩，越是明朝显得无聊。
——［英］罗素
怎样才能使笔试考核达到预期的效果呢？在考试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应注意的是有效性。考核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考核的内容是否与被考核者将要担任的工作职务相吻合。只要考核的试题与被考核者将要担任的工作相关，而且成绩又好，他大体是能胜任这一工作的，否则，考核将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过去在对干部的考核、选拔时，不注意内容与其他职务的一致性，教训甚多。有的是用几门单一的课程，或用一些经典著作，作为多种领域里的干部的共同教材。使他感到学后对工作的推动不大。另一种情况是把一些劳动模范、优秀的科学家、有贡献的工程师提拔到领导和管理的岗位。深知他们所作出卓越贡献的才能，与他们提拔后的职务和从事的工作常常是另一回事。当他们走上领导和管理岗位之后，需要用的，恰恰是他们的短处，而他们原来的长处，又因职务的变动而发挥不出来。这种选拔并不是最好的办法。
其次应该注意客观性。笔试的客观性，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评分应不受评分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这些主观因素包括个性、成见、偏好、感情等。如果笔试选拔的是企业内部的成员，最好找外单位的行家来监考评分。其二是考试成绩不会因被试者的身份、种族、宗教、党派、性别、籍贯、年龄甚至容貌等因素而受影响。
最后还应注意广博性。这是指考试内容必须广泛到他将担任工作所需要的每一种能力。现代优秀的领导者，特别是高层领导者，应是专家中的杂家，专才中的通才。博才取胜是当今时代的特点，知识广博的人，作为领导者，可以避免许多失误。
口头考核可以随机应变、灵活掌握。欲考察其学识，可提问各种知识；欲考察其能力，可问之以各种富有机敏性的问题；欲考察其社会经验、成熟程度和性格、风格，则可施以各种压迫性口试。根据考核不同的需要，口试的方式又有多种。
模化式口试。主试者在口试之前，先调查被试者的背景、资料，审察其笔试考核的情况，对于已经清楚的问题就不必再口试了，对于了解不透或不太清楚的问题，或者需要更进一步了解的问题，拟定出一份详细的谈话提纲，口试时逐一加以询问。
非指导性口试。这种口试方法比较自由、轻松，主试者首先可以海阔天空地与被试者交谈，以打消被试者的紧张心理，然后从中抓住线索。并不知不觉地把话题引到正题上来，达到主试者所要考核的目的。
问题式口试。主试者事先拟好一套问题，提出来要被试者回答。或者加以解决和完成。这些问题可以是被试者将要负责的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可以是企业内现存的棘手的问题，这样更能考察被试者解决实际问题的技巧和决断才能。如果被试者对企业内棘手的问题有多种对策或较系统的解决办法，这就表明他将是一位十分可喜的人才了。
压迫式口试。在口试中，压迫式考核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方法，主试者有意对被试者施加各种压力，使之处于尴尬境地，以考察其在特殊情况下的应付能力。
时间对囚徒最慷慨。
——何怀宏
另外，主试者应掌握一些有效的口试方法。
口试考核和笔试有很大的不同，这种考核是否成功、有效，很大程度上与主试者的素质和水平有着极大的关系。口试中，主试者最容易犯的毛病有：
口试考核中最忌主试者谈得太多，如果主试者自己谈的无关紧要的事太多，那么听的机会必然减少，被试者没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主试者甚至不知不觉地忘掉了自己打算要考核的项目。这种现象是极不可取的。
一般说来，选拔人才总得两厢情愿。即使工作岗位最好，最有吸引力，优秀的被试者依然会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如果他的问题提得越深，表明他的能力越强，如果他提得很幼稚，就可以断定他能力有限，不能被录用。因此，不给被试者发问的机会，是不全面的口试，会严重地影响到口试的成功率。
主试者的用语，有两种倾向会影响被试者。一是当被试者的自传、简历、笔试考核成绩都很好时，主试者谈话时，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挽留之情，或竭力宣传这份工作的重要。须知，履历和笔试并不一定能确认他就是真正的英才，“看看档案，人才难得，拿来使用，哭笑不得”，这是人事部门的经验之谈。再是谈话中，滥用咄咄逼人的问话，造成优秀被试者反而觉得此人难以相处，打消了在此工作的念头。
如果在口试中确实需要出难题时，也要使被试者对主试者有一种才高望重的敬佩之感。在口试中，主试者切忌对被试者耍花招，故意捉弄人，这样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要想对被试者有真正的了解，只有使被试者顺畅自然、无所顾忌，才能使才华显露，主试者也才能从中体察入微，对被试者的德、才、学、识全览无余。
如果在口试中突然闯进他人插话，或中途接电话等，就会中断口试。往往造成口试的遗漏和误事。
另外还应注意不要单纯以学历取人，口试时最好有上级在另一房间监听其效果，或者录音后重播。
不管是哪一种口试方法，主试者在口试之前，都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他至少应从书面考核中已经能确认被试者是不是一位合格的人才。在正式口试时，主试者欲了解的最重要方面，已经不再是他的技术方面，而主要是考察他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诸如：他能不能按组织原则办事，会不会与上级的整体目标合作无间？他会不会暗中伤人？他会不会瓦解领导层之间的团结？他是不是一位搞不正之风、热衷于关系学的掮客？他是不是一位专会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庸俗之辈？……主试者在口试中，必须从他过去的经历、行为表现中加以探索，从他谈吐中的蛛丝马迹中加以鉴别。一般说来，被试者在谈话中，总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他的这些表现，这时的主试者只要留心、有意，并加以诱导，就能了解到所需要的一切。
对干部的选拔、考核，除了口试、笔试之外，对干部所处的环境分析，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近来，管理学者们特别把婚姻状况作为对干部的选拔、考核标准，也是有其道理的。
在农业社会阶段，在时间观念上习惯面向过去看，工业社会的时间倾向是注意现在，而信息社会里，人们的时间倾向是将来。
——［英］约翰·奈斯比特
统计研究表明，已成家的人，较尚未成家的人工作更有责任感；在一般情况下，一个能孝敬老人，教育子女，勇于承担家庭责任的人，那么，他在事业上也必然勇于负责。一个家庭生活和谐幸福的人，他的工作情绪和干劲一定较大，反之，充满矛盾的家庭，也不会有什么工作斗志。一个疲劳一天的领导者，一走进幸福的家庭，便能很快地恢复疲劳，重新振作起来。反之，在冷漠家庭中带着一肚子情绪的人，一踏进企业的大门，便会感到精神颓唐。高层领导者，往往需要为工作做出很大的牺牲，妻子经常不得不在家中过着“游牧式”的生活。妻子是否能谅解丈夫，是否猜度、怀疑，甚至发展到家庭破裂，这些都是需要考察的。
卡耐基认为，领导者访求人才不能操之过急，除了耐心培养、细心观察外，其余就只有靠命运的安排了。
每一种行业、每一家公司的负责人，都希望能网罗到一流的人才，来帮助自己拓展业务。但除了一小部分比较幸运的企业事业单位，可以招聘到好部属之外，大多数都很难如愿。所以，大家都感叹人才难求，并且把失败的责任，归咎到没有很好的人才上。然而，这个理由到底对不对呢？
卡耐基曾这样强调：固然每个领导者都渴望得到人才，但是人才的寻求，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决不是以领导者强烈爱才、求才的心意就可以办到的。除了积极寻求人才的努力之外，还需要靠点“运气”。
卡耐基认为，领导者只有把持着这种顺天知命的态度，才能心平气和地去面对那些复杂问题，否则，都将招致无谓的苦恼。古人所谓的“尽人事，听天命”，大概就是这个道理罢。
得到和自己心意相投的人相助，当然是件值得欣慰的事；相反的，如遇见观念作风和自己格格不入的人，却也无需懊恼。一般说来，在十个部属中，总有两三个和我们非常投缘的；六七个见风转舵，顺从大势的；当然也难免有一两个抱着反对态度的。也许有人认为部属中有持反对意见的，会影响到业务的发展。在多数现实的实践中表明，这是多虑的。如果能适度地容纳不同的观点，反而能促进工作更顺利地进行。
照理说，若十个部属中有六七个能和自己心意相投，共同努力，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工作也都能顺利推动。而实际上这往往是很难达成的愿望。不过话又说回来，除非是自己的领导方式和处事态度太不得体，否则。十个部属中有六七个人反对自己的情形应该很少，如果碰到这种情形，就要深切反省自己了。在正常的情形下，能有两三个人配合工作，工作就能够得到推动。
在好多用人的经验中可以得知，既然用人，就必须充分地信任，然后才能使对方全心全意地工作。人才固然不可强求，获得人才也得靠运气，可是，惟有领导者以最诚恳的态度去不断努力访求，细心去“爱才”、“用才”，运气才会到来。
但是光靠运气还是不行的，要想招到真正的人才，一些好方法还是可行的。吸引求职的手段很多，高薪并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企业所树立的经营形象。
时间是衡量事业的标准。
——［美］培根
目前所有中、小企业的烦恼。在于不易吸收人才。甚至于大企业也有同样的隐忧。就以现在的日本来说，大都缺乏劳动人口。这是政治作风或社会各种问题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在日本，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就做事的人，有好几万。但一家商店往往不需要那么多人。因此，如果有意录用，就不可能找不到人。
但如想雇用合适的人才，就必须使你的商店有吸引人的魅力。而在今天，高薪已经不是吸引求职者的唯一手段。身为店东，必须能使你所认识的亲朋或学校的老师们，会向应届毕业的学生说：“我觉得那家商店的老板不错，你不妨到那里工作。”或“那家商店的老板娘待人不错……”否则，要找到你所需要的员工，实在很困难。
日本有一大的缺点，就是不重视人才，或者无计划地聘用许多人手。这也就是缺少人才的主要原因之一。以经商而言，唯有培养这种吸引人的魅力，才能逐渐地争取到所需要的人才。在争取的同时，要根据情况而定，但最好不要挖墙角。
只要求职者有诚心、肯苦干，不一定非用有经验的人。
挖墙角虽然可以招集到人，可是反过来想，如果你被挖墙角，那你会作何感想？但是被挖墙角的人也不一定全部是优秀的人，当然可信赖的人的确不少，可是还是有些不可靠的，所以还是不做的好。
那么如果有人想从事新的工作，那怎么办？卡耐基认为，只要这个人的人品好，你就让他去学习，不必用有经验的人。“这工作想请你做，你肯做吗？”“我来试试看。”“但你没有经验与技术，你可到有技术的地方去学习。”“到哪里去学？”如果对方这样说，你可以代替他寻找学习的地方。正式请求他们教他，当然有时会碰到有些不愿教的人，但也许会有人说：“好吧，我愿意教他，反正这种工作，我们公司与你们公司距离又那么远，我想彼此不会有影响的。”如此这般就能得到一些技术。如果诚心想学，还是会有这种堂堂正正学习的机会的，所谓“有志者事竟成”、“敲门即可为你开”，不必担心，问题是在于你是否有肯干的决心。
公司应招募适用的人才，程度过高，也并不见得就一定会有用。
各公司的情况有所不同，人员的雇用，以适用公司的程度就好，程度过高，不见得就一定有用，当然较高水准的人认真工作的也不少，可是也有人会说：“这种烂公司真倒霉。”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程度的人，他会感激地说：“这个公司还蛮不错的。”因而尽心地为公司工作，那不是更好吗？所以招募过多高水准的人也是不行的。“适当”这两个字是很要紧的，适当的公司，适当的商店，招募适当的人才，如果认真求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虽然不能达到百分之百，但百分之七十大概不成问题。达到百分之七十，有时候反而会觉得更好，百分之百地招募到人以后，或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时候困难或不如意的事情，反而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幸运。
领导者若能启用有用的人才，会使工作得到无形的帮助。
试想当你考虑采用人选时，如果有两个候选人，他们的智慧、才能不相上下，每一个主管都愿优先考虑任用有才的人。但问题在于，你如何去分辨呢？
在日本战国时代末期，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当时最有名气的两名将军是武田信玄和德川家康。有一次，他们在战场上遭遇，结果德川全军覆没，单骑逃回城中，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但势力已溃散。可是获得胜利而眼看就要统一天下的信玄。却突然得病去世了，使得德川家康又有复出的机会，终于取而代之，成为日本的霸主，创下三百多年“幕府”的基业。
如果德川家康在这场战争中被杀，那么日本战国末年的争霸战就可能提早结束。如果信玄不在成功在望的节骨眼上病死，那么德川也不会有重振旗鼓的机会，整个日本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德川能化险为夷，统一日本，占有相当一部分幸运的成分。
两地之间最长的间隔是时间。
——［美］田纳西·威康斯
坦白地说，“福气”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别。或许有人会认为“福气”是一种玄虚、违反科学的论点，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拿来当经营的话题，又煞有其事地讨论，显然是一件很荒唐的事。但确实有一部分人对此深信不疑。当然，人在倒霉时，仍要尽力克服一切的活下去。但，牵涉问题很广的事，若能交给有福气的人去处理，也许会好得多。
领导者怎样才能判断部属是否有“福气”，是很困难的事。知识程度的高低，可以测验出来，人品道德，也可以从长期观察中去了解，只有“福气”，根本无法捉摸。可是难道就因此不能把它视为用人的客观标准吗？
我们固然不能否认“福气”的说法违反了科学的观点，也不能提出明确的证据，证明福气在哪里？但是，人生确实受着奇妙的命运影响，只看我们能不能以智慧去加以解析罢了。如果一个人的“福气”那么容易被看出来，那每个经营者，都要争着去聘用有福气的人，岂不把天下弄得大乱吗？
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福气，必须凭着丰富的经验和直觉。两个才能和智慧不分上下的人，为什么一个左右逢源，一个到处碰壁呢？在我们四周有很多这种例子，只要我们时时刻刻地去听、去观察、去研究，久而久之，自然会有些心得。
尝试着去了解“福气”的真相，不仅可以培养自己对命运的敏锐感觉，更可以得到有福气的部属。如果我们时时存着寻求“福气”的想法，说不定真的能因“福将”的运气带给企业许多好处。
在日本，提拔人才的困难较多。由于依年资升迁已成惯例，但有时却必须提拔某个人，让他充分发挥能力时，要非常慎重。尤其是在提拔年轻人时，不可只提升他的职位，还应该给予支持，帮他建立威信。
例如，当领导把某人提升为科长时，等于忽视了该科内还有曾经照顾过这个人的许多前辈。如果只是把委派令交给科长并予公布，就显得不够慎重了。应该让科内资格最老的人，代表全体科员向新任科长宣誓。
当某人接受科长的委派令后，应该致词道：“我现在奉命接任科长。请大家以后多多指教及协助。”然后，由科内资格最老的科员，代表全体致贺辞，并说：“我们发誓服从科长的命令，勤奋地工作。”这么做，立刻能提高新任科长的威严。或许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未免故意为难别人。但如果不切实地这样做，难免有些莫名其妙的芥蒂，科长往往不敢大胆地处理事情，结果不仅科内，甚至单位都会遭到意想不到的麻烦。只要让大家这样宣誓，局面就会立刻改观。
提拔年轻人时，不可只提升职位并激励一下而已，必须好好地从旁边支持。如果领导者不注意这点，整个组织的工作将无法顺利地推动。
不过，提拔人才时最重要的一点是，绝不可有私心，必须完成以这个人是否适合那份工作为依据。既不可以有“那个家伙虽然能力强，却令我讨厌”的想法，也不应该有“他虽然能力差一点，却跟我兴趣相投，不妨提升为科长吧”这种念头。“不为私心所驱使，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为了工作的需要，就加以提拔”，要求领导者必须有大公无私的胸襟。惟有如此，其他员工才会佩服领导者的安排，并予以协助。
以爱心伸出温暖的手，迎接新伙伴，一起加入工作行列。人生一世不就是为了化短暂的事物为永久的吗？
——［德］歌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