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论领导的驾御能力
一、重才重德任人唯贤
作为现代化的领导，自身应当努力成为思维灵活型的创造者，同时要充分发挥思维创造型人才在各个岗位上的作用。有条件地选择思维服从型的人才在某些非关键的执行岗位上，可以确保整体目标的实现。
创造力是一种内在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交叉影响产生的一种效应。从心理学的观点进行分析，不同的创造型人才，既有不同的个性特征，也有共同的个性特征。创造力的个性特征也是可以培养的，综合卡耐基的观点，我们把创造型人才分析如下：
第一，创造型人才的个体类型，其分类方法有多种多样。
卡耐基依据他们在不同领域作出的创造成果，大致划分为：发现型与发明型；推测型与条理型；经典型与浪漫型；再现型与创造型。
人若把一生的光阴虚度，便是抛下黄金未买一物。
——［波斯］萨迪
我们首先探讨一下发现型与发明型。发现是对客观事物新的认识，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发现事实；另一种是指出事物的内在规律。在发现过程中，大脑的一系列功能，如观察力，想象力，思维力等起着主要作用；活动因素，如组织能力，动手能力，操作能力，则相对作用较小。发明是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创造出世界上本不存在的东西，如飞机、导弹、工具、技术与工艺等。在发明过程中，智力结构中的认识因素、活动因素都起重要作用，但活动因素甚为重要，任何创造性新产品的出现，都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得来的。
推测型与条理型。推测型创造者在创造过程中主要使用演绎法，他们首先提出假设，最后再证明它的成立。
条理型在创造过程中则主要是用归纳法，这一方面的人才，很注意积累资料与事实，从中引出结论。推测型多适于探索型基础研究，条理型多适于发展研究及管理研究。他们二者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
经典型与浪漫型。经典型的思维特点是思维深刻，工作方法有条理，在本学科领域造诣很深。但缺乏思维的灵活性，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较困难。浪漫型的特点是思维灵活，想象力丰富，知识渊博。但思维的深刻性比不上经典型，不讲究细节。前者多有希望成为专家，后者却很少有这种想法。
再现型与创造型。再现型的特点是记忆力强。想象力发达，善于积累知识，思维综合力很强，能博采众家之长，来构筑自己的创造性“宏伟大厦”，能在前人的成果基础上，有新的创新和突破。创造型则是高度发达的创造性思维与惊人的想象力，他们能够通过不断地努力来取得一定的成绩。
现代领导者身兼双重或多重任务。一般说来，领导者多属发明型、条理型、浪漫型和再现型人才，他要努力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创造功能；另一方面，他要当好“伯乐”，努力发现、支持那些再现型、推测型、经典型和创造型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能力，当然也要发挥前述四种创造型人才的作用，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领导。
卡耐基又根据他们不同的思维方法，分为思维的创造型、灵活型、服从型与保守型。
思维的创造型。这种类型的领导有较高的思维批判能力，既不盲目肯定一切，也不轻率否定一切，他们善于置疑，对什么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他们的创新意识特别强烈，创造性思维发达，善于运用知识经验，解决一切难题。
思维的灵活型。这种类型的领导，其思维活动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他们思维敏锐，善于组织多方面的知识用以解决问题，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思维服从型。这种类型的领导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一般不会开拓进取，思维创造性不发达，常常人云亦云，没有主见。
思维保守型。这种类型的领导，思维闭塞、迟钝，思想僵化，倾向保守，对新鲜事物丧失敏感，不容易接受。
所以说，作为现代化的领导，自身应当努力成为思维灵活型的创造者，同时要充分发挥思维创造型人才在各个岗位上的作用。有条件地选择思维服从型的人才在某些非关键的执行岗位上，可以确保整体目标的实现。力求避免思维保守型的人在负责岗位上起重要作用，特别不能把他们安排在关键岗位上，否则会压制民主，窒息学术空气，使事业失去活力，其结果是可悲的。
管理者是诊断医生，他讲究实际，重视成效，他同时又是艺术家。
——［美］卡斯特
除此之外，卡耐基从创造心理角度上，又把创造型人才分为许多种类型。
例如：热心型。即是因内在动力而迷恋创造研究，孜孜不倦，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直到成功。
先导型。这种人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勤奋不懈，善于合作，善于选拔和举荐人才，重用后起之秀，属于企业的优秀人才。
判断型。也就是一种敏锐的创造性批判家，能迅速地发现创造过程中的利弊优劣，善于拨正航向，从而起到带头作用。
博学型。这种人博学强记，知识面宽而广，善于把知识进行杂交与组合，从组合中得到意想不到的创造，这种人常能走捷径，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巧匠型。这种人具有独特的技能，善于将别人半途而废、困难重重的问题，重整旗鼓，取得成功。
审美型。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创造，往往能在别人的创造成果上“锦上添花”，但他们自身却不愿做一个良好的开头。
方法论型。这种人热心于创造方法，善于对别人的创造思路、做法加以指点、指导，但自身却难以创造出什么成果。
独立型。即是这种人热爱自己的选择目标，不愿意与他人合作，也不干扰别人，讨厌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喜欢安静地工作。
总而言之，除了巧匠型和独立型之外，其他类型与领导者都有很大的关系，领导者或多或少地都要具有这样一些类型特点。
第二、创造型人才有着共同的特征。
创造型人才虽然具有各不相同的个体类型，但是，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优秀的创造型人才和创造型领导者，他们在个人气质、动机、情绪、习惯、态度、观念以及才能等方面，差不多都具有一系列特性。概括起来，这些特性主要包括：
主动、好奇。卡耐基创造力强的人，兴趣总是十分广泛，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理。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呆久了，往往会感到厌烦。毫无创见。有创造型的人则不同，他们对大家觉得平常的问题，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旺盛的求知欲，驱使着他不断探索。
他们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创造力强的人，对环境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能从平凡的事例中侦破出问题的裂痕所在。找出实际存在与理想模式之间的差距。敏锐的领导者，能察觉到别人未曾注意到的情况和细节，能不断地发现人们的需要和个人能力的潜力，巧妙地运用这些需要和潜力推动事业的发展。
变通性。创造型人才总是思路流畅，属立体思维、多路思维的人才。这类人善于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把一些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他们能想出较多的点子和办法，提出与众不同的主张，做出一些超常的成绩。
一位有资格的管理者总是能够一一明确外界的各种限制因素，并对此采取相应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从而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大显身手。
——［美］哈罗德·孔茨疑
问性。他们对现成的事从不盲从，而是大胆发问，勇于脱出一般观念的窠臼。他们在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中，极少有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的情况，逢事都会寻根究底。
独创性。他们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敢于弃旧图新，独创一面。
独立性。他们善于独立行事，不轻附众议，平时喜欢研究思考哲学、社会学和人生价值之类的抽象问题，生活活动范围广泛，社会活动能力强，对自己的未来有较高的抱负，态度直率、坦然，对任何事情看的都较透彻。
自信心。他们深信自己所做事情的价值，即使遭到阻挠和诽谤，也不改变信念，自信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确性。他们总是一往直前，直到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为止。
坚持力。一个创造活动的完成，需要百折不挠、持久不懈的毅力和意志。抓住目标后锲而不舍，直到取得成功为止。特别是在主、客观环境复杂，而问题又百思不得其解、寝食不安之时。有没有坚持力对一位创造型人才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想象力。思想中的新观点、形象，来自合理的联想，有时甚至来自幻想和偶然的机遇。想象力丰富的人，联想多、幻想奇，往往能够发现别人难以察觉的事实。
严密性。灵感的火花闪过之后，深思熟虑、精细推敲，是达到完美结果的必经之路。幽默感。幽默的性格，会使创造型人才决不因别人的讥讽和轻视而影响自己的情绪和创造性目标。
勇气。要从事探索，必须不惜冒险犯难，必须面对常人无法忍受的困境，拿出勇气，全力以赴。
流畅的表达。这一条对创造型领导人才尤其必要。流畅的表达，可以使创造型领导人才并不需要繁琐的语言，就能把复杂的事物、观念表达清楚。他说话单刀直入，很有魅力。
创造型人才的内在因素和个性特征，只是开发创造力的必要条件，适宜的客观环境才是开发创造力的充分条件，只有必要条件而无充分条件，创造力的开发还要受到很大的障碍。
卡耐基认为，在现代组织管理中，仅仅注意开发某些个人的创造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充分发挥组织集体中人员的创造力，才能真正把事业推向前进。他又把这种开发集体创造力的客观环境，专门称之为“组织气候”。领导者在创造适宜的组织气候方面，肩负着艰巨的任务。
应该怎样开发创造力的客观因素与组织相适宜的气候呢？卡耐基又列举了开发客观环境因素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第一，领导者的领导艺术。
领导者应当明了，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既可以有利于群众发挥创造性，又可以压制群众的创造性。家长式的独裁作风。会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民主式的启发作风，会大大有利于群众创造性的发挥。
卡耐基指出，组织中的领导意义，其内涵包括五个方面：启发，决定，交流，奖惩，培养。
怎样启发？启发就是领导者为了实现某种目标，将一些新见解引进到组织的群体之中，鼓励大家围绕目标采取行动。启发式有以下准则：
沿用先例，进而创造发展新模式；
对于管理的所有职能来说，平衡原则是普遍适用的。
——［美］西里尔·奥唐奈
依据高层领导层的决定，结合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性的实施；
充分采纳群众的建设性意见，集思广益，把事业推向前进；
支持少数创造、革新人才的创见，勇于拓展新路；
尊重下属的自发、自主精神。使群众发扬勇往直前的精神；
领导者自己应有随时随地接受、采纳群众的好意见、好建议的习惯；
尽力培养组织中每个成员的新思想、新观念。
领导者在启发上能做到上述各个方面，对发挥组织群体的创造力是大有帮助的。
怎样决定？传统的习惯总认为：“领导者作决定，下级服从”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这样做常常会扼杀下属的创造力。欲充分发挥下属的创造力，领导者作决定的方法和技巧，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作决定是一个充分运用逻辑推理和艺术技巧的过程，要求有准确的判断和科学的结论，还应有必要的执行措施。一个正确的决定，往往要求有以下几个步骤：
应该把问题一一列举出来，让大家充分地明白、了解；要通过“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果？”这“六何”，来发掘事实和问题的真谛；
一定要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定要充分地列举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经过优选后再决定，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地对比，察觉可能会出现的漏洞；
用“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果？”的方法，选择好最佳的答案和结果。
怎样交流？意见交流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双方感情的沟通，是授权、授责方与受理方达到相互了解的行为和现象。卡耐基曾指出，领导者在意见和情况交流时，应当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其一，把问题说得明白一些，使对方真正了解任务的实质，才可能避免机械式的完成任务，尽量做到创造性的完成任务；
其二，关键点要反复陈述，必要时要采用通俗的发问，以鉴别对方是否真正理解；
其三，领导一定要养成能真正听取他人意见的雅量，并立即见之于行动；
最后，要排除阻碍意见交流的原因。
怎样奖惩？惩罚只能使职工达到最低标准，奖励才可能充分发挥职工创造性潜能。领导者切忌把立足点放在惩罚上，而要以奖励作为主要原动力。只能在特殊情况下辅之以惩罚。
奖励的含义很广，并非物质才是奖励，它包括精神奖励、心理安慰与满足等，具体有以下内容：
充分使各个职工明确他的工作在组织中的重要性，使人人明白没有他们的贡献，一切人间奇迹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
提出目标是管理人员的责任，实际上这是他的主要责任。
——［美］巴纳德
要经常称赞某些人在组织中作出的贡献。社会上常有先进人物受孤立的情况，这除了社会风气的原因之外，往往与领导者只看见少数几个人的贡献有关。以致领导者越宣传，一部分人越不服气。宣传先进一定要把他们放在职工之中，置于恰当的位置。
要尽量授权，这是鼓励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手段。放心大胆地把重要任务交给下属去做，往往比物质金钱的效果还要大得多，可以增强下属的荣耀感和完成任务的责任心。
要设身处地的为下属着想，不可强人所难。
怎样培养？因材施教地培养，可以逐步改进他们的工作态度，增进他们的知识和工作技巧，渐渐走向革新、创造的阶梯。培养可以通过以下一些途径：
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要努力使下属熟悉本职工作；
要根据其工作表现，预测他未来的发展潜能，及早引导，使他尽快闯入创造的领域中去；
及时而又经常地给以咨询，指导他的发展计划，并相应地调整他的工作。
现场辅导，示范教育；
给下属以培养、进修和参加学术讨论会、研究会、参观学习等机会。
第二、保持组织内外良好的开放式沟通。
任何一个组织机构，如果内部各部门之间不合，发生冲突，必然会使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受阻，造成部分的或全面的沟通中断，导致整个组织的创造力难以发挥。
卡耐基通过调查所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组织机构中沟通愈频繁，创造力就愈发展，整个组织的绩效也就愈大。创造组织机构中的开放式意见沟通气氛，使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个人之间，人群彼此之间的意见公开，信息资料公开，组织成员之间、上下级之间自由地交换意见和讨论，是开发创造力的重要条件。
为了保持组织良好的意见沟通，有两种沟通渠道值得领导者认真研究一番，即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渠道。这与前面所介绍的正式领导者和非正式领导者是对应的。
正式沟通是利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正常渠道把各种消息传播开去，有的要做到家喻户晓，有的只传达到一定范围。
非正式沟通，是那些非正式的“领袖们”把他们希望传播的消息无规则地传播开去，无法控制其流向，俗称“小道新闻”。
“小道新闻”几乎是无法禁止的，相反，如果认真加以研究，反而可以加以利用。一般说来，正式沟通控制得越严密，小道新闻反而越多，正式沟通越公开，大家都明白了，小道新闻也就失去了市场。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是成反比的。
非正式沟通的渠道，大体有四种方式。四种传播方式与人的一系列主客观因素都有关。如单线型传播，消息传播者往往有一定的责任，或者有诬陷他人之嫌，传播者只私下告诉自己的密友。发散型传播一般是指传播者没有多大责任，如出差从外地带来的消息，可以在人们聚集的地方侃侃而谈，一下子使大家都知道。很多有兴趣的丑闻传播也非常迅速。几率型传播往往发生在事情不重大，或不特别引人注目，或者只与某些人有关的新闻，另一些人则听不到。集聚型传播往往与传播者自己的兴趣、爱好或利害有一定的关系，有的认为很有必要传播给他人，有的认为没有必要，有的甚至把应当传达的文件压着不去传达。
管理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
——［新］帕金森
非正式沟通之所以发生，有它的主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正式沟通渠道发生故障，或者效率太低。无法在短时间内担负起迅速沟通的任务；主观原因是人们本来的好奇心理，喜欢打听一些正式渠道得不到的消息。
非正式沟通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积极方面是可以帮助领导者发现情况，了解问题，许多通过正式渠道得不到的情况，可以通过非正式渠道取得。消极的因素，是某种消息的传播，常常与正式的情况对立、抵触，有时是谣言四起，混淆视听，颠倒是非，涣散人心，瓦解士气，没有统一意志。
为了充分发挥整个组织的创造力，领导者以最大的可能利用正式沟通渠道，保持良好的开放式沟通，使人人明白组织的目标，部门与部门、人与人之间的工作情况，对发挥创造力关系极大。
第三，创造良好的团结合作气氛。
卡耐基认为：在创造力的开发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激烈冲突和矛盾。一方面，现代科技、经济、社会活动越来越复杂、综合、多变，需要由各种知识的人组织起来联合攻关，靠群体组织去解决。另一方面，创造又是群体之间的一种竞争，谁抢先成功，即可带来实际的利益。企业和组织之间也是如此。当然，个人的企图是不一样的，作为领导者，对这两个方面都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估计。一方面，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本身要求大家合作，而不是竞争；另一方面，对研究者而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而言，适当的竞争，也可以激发他们不懈的努力，拼命地工作。
能否组织起一个齐心协力的创新工作班子？这乃是领导者杰出的才能和绝妙的领导艺术的重要体现。反复实践证明，越是不同专业的人结合在一起工作，彼此依靠点越多，越可以取长补短，发挥个人的优点。不同技能和经验的人在一起工作，可以激发出想象不到的创造才能。把奇异的人组织在一起，如建筑师、工程师、科学家、律师、会计师、管理学家等，经过他们彼此之间大脑的激烈碰撞，就能爆发出许许多多的创造性火花。
在这种激烈碰撞的启发下，使许多人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越要有创造力，就必须具有各种不同的求知欲望，必须容纳各种不同人的意见与经验，并能随时与不同的人员交流思想感情。这些富有创造性人才，是情报资料输入的守门者，同时又是其他人的信息的重要来源。
所以说，组织机构中人员的行动、思想、意见、知识的相互沟通与合作，乃是创造性客观因素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四、创造性研究人员与操作人员的适度分离。
卡耐基这样总结到：科学创造需要有一个没有时间压力的独立环境。适度地将研究人员与操作人员分离，对于组织的创新是大有帮助的。为此，目前世界上的许多企业、公司，都把研究和发展机构设在远离制造厂的边郊、乡野。
领导者应当努力掌握创造学知识，学会将研究人员与操作人员适度分离的技能。领导者必须明白，创造性研究人员既是组织的一员，但又不应受组织过分束缚。它要求领导者必须有一种气魄，下决心进行智力投资，使一部分研究人员摆脱眼前生产中烦琐事务的束缚，减轻思想负担，放心大胆地干开创性的工作。
第五、给创造性研究员一定的宽余的时间。
一般说来，组织机构中重要领导角色，每天总是陷入于繁忙的工作当中，并没有多少精力和时间来为“明天”的创新进行十分周详地思考。如果一位领导者对他的下属也如此要求的话，谋求严谨的组织性，专注于组织的有效性，使下面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多少空闲时间，那必将会严重地阻碍组织的创造力。
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为消费者和企业最大限度地谋取利益并合理地分配之，这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美］卡斯特
工作安排富有一些弹性，有助于提高组织成员的创造力。当然，过分的弹性，往往会造成组织的涣散；但没有弹性，也就没有创造力充分发挥的时间。领导者在安排其弹性时，一方面应区别对待，另一方面还必须指明其创造及发明的需要。正如一位名人所说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第六、设立创造性建议制度，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现代企业和组织的创造力，是建筑在人人都有创造潜力基础上的。每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都会有创造的动机，具有潜力可挖的。一旦这种动机酝酿成熟，就会以建议的方式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议制度是开发创造力的具体措施。
从这个模式中可以看出，领导者在对待下属的创造性建议方面，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不可靠的“创造性”建议，用“批准”二字表态，就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可行性建议，用上“不准”二字，创造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怎样科学地对待群众性的创造性建议呢？有一位大企业家的做法，倒颇耐人寻味。有人问他：“你的企业为何如此兴旺发达呢？”他回答道：“青年职工常常自信地、抱着自以为得意的新设想到我这里来。据我的经验，这些设想都是无法施行的。按理我可以一概回绝，告诉他不可能的理由。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我却同意他选择一定的时间，给予少量的经费去试试，即使损失也无妨。结果呢？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有些被我认为几乎无用的设想，试验者居然多半取得了成功，就是不成功的，也会在关联的其他部件上起到一定的作用，常常收到意外的收获，有时还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呢！”的确，创造力往往产生在人们意想不到的领域。为了避免领导者不可靠的“经验”和偏见，现在科学管理上还专门考虑一种“冒险”，哪怕是只有1％的成功，即可收回这笔投资并且还会绰绰有余。
第七，切忌过早地结论和批评。
任何创造性思想，总是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它的有效性，只有通过实验和实践逐步地加以证实。任何创造性设想的实现，总不可避免地与现实利益发生某些相冲突的地方，遇到一些阻力也就成为必然现象。特别是当创造性实验来得非常缓慢时，常常会被各种过早的批评、议论、讥讽所干扰以至中途夭折。任何有启发创造能力的领导者，必须具有卓越的远见：他应当努力缓冲这种过早爆发的各方面的压力，保护创造性人员的开拓性工作，以便真正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
除非与他人保持距离，否则他就不会有威信。
——［法］戴高乐
下面，我们再谈一谈创造力的思维开发的问题、方法和技巧。
任何创造性的新观念产生，不是平白无故的，它总是受到某些因素的启发。有的学者把这种启发称之为“新观念产生的揭示法”。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这些创造技法的研究，它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激发人们的创造性是大有裨益的。苦干精神当然可贵，但终究不如巧干划算。人们所需要的，虽不是“一本万利”，至少也要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哪些启示法可供人们借鉴呢？下面列举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综合。综合技术在上一个世纪还不明显，但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却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先后发生过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是18世纪以来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使手工业生产方式进入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方式；第二次是19世纪以发电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使人类实现了电气化，从“蒸汽”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并推动了钢铁、煤炭、化工、电力等重工业体系的建立；第三次技术革命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革命。
第三次技术革命与前两次不同。前两次是代替性的，蒸汽机代替手工劳动，电力又代替蒸汽机，而第三次技术革命是综合多种技术为一体，因此，“综合”已成为当前技术发展的重要趋势。日本先进的钢铁工业技术体系。就是先后引进了奥地利的氧气顶吹炼钢技术、法国的高炉吹重油技术、美国和苏联的高炉高法高压技术、西德的熔钢脱氧技术、瑞士的连续铸钢技术和美国的带钢轧制技术并加以综合，使自己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小小的松下电视机也是在综合了各国四百多项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产品。
当前世界正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它是以电子技术和电子计算机为核心，包括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空间技术、新能源及材料技术，综合运用于生产、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新革命，有的人把它称之为“第四次技术革命”。
综合就是创造，这是时代的显著特点。航天技术、大型工程且不必说，人们生活中的细小用品，大都是技术综合的产物。如在原来的录音机上，新加上收音机、扩大机、话筒、电子记时器等等之后，一架录音机就有了许许多多新功能。在圆珠笔的笔套上加上电子记时器之后。就成了电子计时圆珠笔。在铅笔的笔头上加上橡皮头之后，成了橡皮头铅笔。把蘸水笔和墨水瓶综合起来，就成了自来水笔等等，不可一一而言。总之，把原来不相干的事物综合为一体，便是新的发明创造。这种综合技术，真是繁花似锦，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
移植。每当现实需要干某一件事情之时，就应当首先考虑：有别的东西象这件东西吗？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是否可以从某件东西想出其他的东西呢？这便是移植。借它山之石，以建筑自己的宏伟大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航空技术中的喷气式发动机纷纷取代活塞式内燃机。但是，活塞式内燃机的发展，不知花去了技术科学家们多少心血！技术专家们怎么愿意轻易就此把它扔进垃圾堆呢？正在这时，出现了内燃机车取代蒸汽机车的趋向。技术专家们把这种空中淘汰了的技术移植到火车和船只上，又展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直到今天这项技术成果仍在方兴未艾地发展之中。
军事科学技术花去了许多国家的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技术以往因高度保密，使它失去了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60年代初，一些国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军事科学技术解密，特别是大力普及电子计算机技术，把一些尖端技术移植到民用工业部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杂交。生物学中的动物、植物的杂交，可以产生优良的品种。植物中的“杂交水稻”。“鲁棉一号”，动物中的优良奶牛种、猪种，均是如此。科学、技术和管理上的“杂交”也能产生新成果和优势。各种各样的合金钢和复合材料，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也是杂交的产物。在这种杂交试验中，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1880年的化合物还只有12000种，1950年就增加到100万种，而目前已达到400万种，这均可以说是杂交的产物，它给人们提供了多大的创造领域啊！
一个大企业的高级人员最必需的能力是管理能力。
——［法］亨利·法约尔
改变。改变会产生创造，也意味着更新。如老式木船用船桨来回摆动，当改变一下，变成了螺旋桨，效率就提高多了。原来炮弹靠火药在炮筒内把弹头打出去，射程是很有限的，后来把燃料与弹头放在一起，边燃烧边行走，就成了火箭，射程就远多了。有轨电车把地线移到空中，改变成为“双辫子”，就可以不要铁轨了，变成了“无轨电车”。改变一下老传统，创造出新事物，这是常有的事。
放大。在一件东西上另加上一些东西，或把原物加高一些、加长一些、加厚一些，这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新的用途呢？如把船壳密封、加强、加厚，成为海洋中的深潜器和核潜艇，便有了许许多多的新的答案。在机器上加上“电脑”，功能就大大地增强了。在纺织机上加上稳定转速的设备，纺纱的质量就提高了。在电风扇上加上定时器，到时电风扇就可以自动关闭了……
缩小。把一件东西变小、浓缩、袖珍化，或是放低、变短、减轻、省略、分裂、流线化，会有什么新的结果呢？这能使人有许多想象。如煎的中药又苦又难吃，一次要喝一碗，做成浓缩的成药之后，吃起来就方便多了。
转化。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其他用途呢？或者稍微改变一下另派用场呢？船用液力偶合器，本来用在螺旋桨的变速上，近几年把它转用于炼钢炉的鼓风机上变速，节约了大量的能源。
代替。是不是什么事都一定得自己做呢？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呢？能源中的植物能、原子能以及未来的核聚变能、氢能，均有可能代替煤炭、石油等化石能。工程技术中的选型，常常是寻找代用品的过程，只是在非自己干不可的情况下，才应该花大力气去投资。过去曾宣传过的“一无图纸、二无资料、三无设备、四无资金”就搞出了创造，这不仅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先人的已有成就，必须充分利用，不能什么都自己干，搞低水平的重复。
颠倒。正反互换怎样？反过来又怎样？可否反转过来？倒过来看看又会怎样？互换位置怎样？凹凸镜，凹面缩小凸面放大，一反一正就是两个不同的作用。
重组。交换一下零件怎样？其他模式、其他布置、其他序列、改换因果关系、改变速率或改变时间，会产生什么结果呢？1976年9月，苏联飞行员驾驶米格-25飞机逃往日本，西方专家怀着浓厚的兴趣去研究这架飞机，看看它为什么有速度快、爬坡力强、转变迅速的综合优点。分析结果大出所料，原来神秘的米格-25飞机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新技术，基本上是米格-23的技术，只不过把这些技术进行重组罢了。采用合理的重新组合也可以产生新的创造。
法律是不变的，但是风尚、土地、智力却并不如此。管理既然是一种实施法律但又不损害利益的艺术，做什么事都要因地制宜。
——［法］巴尔扎克
开发创造力，除了上面的技法之外，还要有一些重要的思维素质，领导者尤其要具备。下面列举几点开发创造力的思维素质：
坚定不移的创造信心。有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这样说过：“你想成为怎样的人；你认为能做什么事，你就能做到这件事。”我们不能极端地去理解这句话。这句话的原意是，自信心乃是迈开人生的第一步，是积极人生的开始。每个人切不可低估自己，更不能让疑心抹煞了自己的创造力。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必须始终坚信自己，坚信自己的将来比现在更具有创造力。
丰富的想象力。每个领导者，必须努力打碎束缚自己想象力的枷锁，对任何事都要先问一个“为什么”？何时？何事？何人？何地？何因？何果？为什么？怎么办？假如……则当如何？……领导者应当及时把一系列问题加以组合。创造性往往就产生在这些意想不到的组合之中。寻求意想不到的共同点，是找出解决问题新办法的钥匙。
潜在意识的挖掘。人们的意识，犹如冰山爆发，只有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在工作中显露出来，其他都是潜在意识。每当有新的问题要解决时，这些问题会与潜在意识发生激烈的碰撞和格斗。领导者在这时将把需要解决的问题与自己记忆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加以比较。就在这种比较的过程中，脑子中的潜在意识。常常会偶然地与要解决的问题撞出闪光的亮点，使问题有了突破性的解决办法。
潜在意识是人们长期学习、积累的结果。知识越宽厚的人，经验越多的人，横向联系越广的人，潜在意识则越多。
创造力为什么会受到阻碍？卡耐基是这样认为的：
其一，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的作用。大自然应当是公平的，它给每个人一份同样的时间，相近的学习环境，相近的工作环境。但是，人们的创造力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呢？这是因为许多人的创造力受到了自身或外部的阻碍，使其窒息了。由此，创造力受阻的原因又可分为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两个方面。
其二，创造力受阻的三个“大敌”。有三大“敌人”会严重地妨碍创造力，这三大“敌人”便是：
第一大“敌人”，最危险的敌人，即畏惧。有位名人曾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哥白尼也说过：“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
有畏惧思想的人，害怕困难，怕艰苦，怕失败。其实，失败并不可怕。有一位大科学家曾经这样说过：“我坚持奋战五十五年，致力于科学的发展，用一个词可以道出我艰辛的工作特点，这个词就是‘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
害怕失败的人，自己的想象力和首创精神就要受到束缚，长此以往，创造力必将丧失殆尽。
第二大“敌人”是隐藏着的敌人，即过分地自谦。常言道“物极必反”，谦虚固然是人的美德，但过分地自谦就会失去自信。一个人不能妄自尊大，但也不能妄自菲薄，一定要正确地估价自己。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甚至无端地指责自己，就会导致“创造麻痹症”，一个人一旦患了这种病，他就会变成一个庸人。
第三大“敌人”是最易犯的敌人，即懒惰。懒惰和愚笨有着不解之缘。巧妙的创造，来源于勤奋的知识积累。懒惰、投机、侥幸，不仅不会有创造力，有时还会陷入歧途，或伪造科学数据，或贪他人之功，终究一事无成。
经营中若采取防守政策，必然会麻醉管理者的创造力。
——［美］贝尔
二、批评教育使人快乐的艺术
人的一生中要经过无数次的选择。但重要的选择往往能决定人的一生。
工作，将深深影响你的一生；它可能造就你，也可能毁灭你。
在温莎公爵十四岁的时候，曾经被同学踢过屁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他在帝文夏的达特莫斯学院读书——这个学校也是世界闻名的海军官校。温莎王子那时候才十四岁，有一天，一位海军军官发现他在哭，就问其原因。他起先不肯说，可是终于说了真话：他被官校的学生踢了屁股。指挥官把所有的学生召集起来，向他们解释王子并没有告状，可是他为什么会被你们所攻击。
大家刚开始都没有言语，后来，这些学生终于承认说：等他们自己将来成了皇家海军的指挥官或舰长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告诉人家，他们曾经踢过国王的屁股。
管理者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兼顾临时之计和长远目标。
——［美］德鲁克
当初在美国发生一件震动全国教育界的大事，美国各地的学者都赶到芝加哥去看个究竟。原来，有个名叫罗勃·郝金斯的年轻人，半工半读地从耶鲁大学毕业，做过作家、伐木工人、家庭教师和卖成衣的售货员。现在只经过了八年，突然间摇身一变，成了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他的年龄只不过三十岁！真叫人难以相信。老一辈子的教育人士都大摇其头，人们对他的批评就象山崩落石一样齐打在这位“神童”的头上，说他这样，说他那样——太年轻了，经验不够——怎么能够担此重任，甚至各大报纸也参加了攻击。
各种攻击愈演愈烈，有一个朋友对他的父亲说：“今天早上我看见报上的社论攻击你的儿子，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不错，”郝金斯的父亲回答说。“话说得很凶。可是请记住，从来没有人会踢一只死了的狗。”
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你要是被人家踢了，或者是被别人恶意批评的话，请记住，他们之所以做这种事情，是因为这事能使那些人有一种自以为重要的感觉；这通常也就意味着你已经有所成就，并且令人羡慕。很多人在骂那些教育程度比他们高，或者在各方面比他们成功得多的人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满足的快感。卡耐基在谈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曾接到一个女人来的信，她痛骂创建救世军的威廉·布慈将军。卡耐基也曾经在广播节目里赞扬布慈将军，所以当他收到这封信，说布慈将军侵占了她募来救济穷人的八百万美金捐款。这种指责当然不能令人相信，可是这个女人并不是想找到事情的真相，只是想打倒一个比她高的人，从而实现自己的愿望。卡耐基把她那封无聊的信丢进了废纸篓里，他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可是却对她非常的清楚了。正如叔本华曾说过：“庸俗的人在伟大的错误和愚行中，得到最大的快感。”
也许有许多人会认为耶鲁大学的校长是一个庸俗的人，可是有一位担任过耶鲁大学校长的摩太·道特，却敢公平责骂一个竞选了总统的人。“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妻子和女儿，成为合法卖淫的牺牲者。我们会大受羞辱，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的自尊和德行都会消失殆尽，从此过上了非人的生活。”
这几句话听来好像是骂希特勒，对不对？但不是的，这些话是在骂汤玛斯·杰佛逊。哪一个汤玛斯·杰佛逊呢？想必不是那位不朽的汤玛斯·杰佛逊吧？那个写独立宣言的，那个民主政体的代表人物？可是一点也不错，没有人能够代替他。
你想哪一个美国人曾经被人家骂做“伪君子”，和“只比谋杀犯好一点点”吗？有张报纸上的漫画画着他站在断头台上，那把大刀正准备把他的头砍下来；在他骑马从街上走过的时候，一大群的人围着他又叫又骂。他是谁呢？很难令人相信，他就是国父乔治·华盛顿。
管理者好比是交响乐队的指挥，通过他的努力、想象和指挥，使整个乐器融合为一幕精彩的音乐表演。
——［美］德鲁克
所有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也许从那以后，人性已经有所改进。让我们拿一九○九年四月六日乘雪橇到达北极，而震惊全球的名探险家佩瑞海军上将做例子。几百年来，无数勇敢的人为了要达成这个目标而挨饿受冻，不断拼搏、奋斗。佩瑞也几乎因为饥寒交迫而死去，有八只脚趾因冻僵受伤而不得不割除，他在路上所碰到的各种灾难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而他那些华盛顿的上级海军官员们却因为他这样受到欢迎和重视而嫉妒非常。于是他们诬告他假借科学探险的名义敛财，然后“无所事事地在北极享受逍遥”。而且他们可能还真相信这句话，因为一个人几乎不可能不相信他们想相信的事情。他们想羞辱和阻挠佩瑞的决心强烈到最后必须由麦金莱总统直接下令，才使佩瑞能继续工作。
如果佩瑞当时是在华盛顿的海军总部里坐办公桌的话，也许没有人会对他指手划脚，那样他就不会重要得能引起别人的嫉妒了。
无奇有偶，在一八六二年，格兰格将军赢得了北军第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甚至连整个欧洲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应。这场战争使得从缅因州一直到密西西比河岸，纷纷为之庆贺。但是在得到这次伟大胜利的六个礼拜之后，他却遭到了逮捕，兵权被夺，从而一落万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局呢？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引起了他那些傲慢的上级们对他的嫉妒与羡慕。
因此，卡耐基这样总结道：
“不公正的批评通常是一种伪装过的恭维。记住，从来没有人会踢一只死狗。”
当你取得一定的成绩时，在受到大多数人的羡慕时，也会遭受到一小部分人的嫉妒和攻击。那么你将如何去避免这些攻击呢？史密德里·柏特勒说：“有人骂我是黄狗、毒蛇、臭鼬……我不会调转头去看是什么人在说这些话。”
卡耐基曾访问史密德里·柏特勒少将——就是绰号叫做老“锥子眼”、“地狱恶魔”的柏特勒将军。他就是所有统帅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里最多彩多姿、最会摆派头的将军。
他是这样向卡耐基讲述自己的感受的，他年轻的时候拼命想成为最受欢迎的人物，想使每一个人都对他有好印象。在那段日子里，一点点的小批评都会让他觉得非常难过。但后来，在海宫陆战队里的三十年使他变得坚强很多。“我被人家责骂和羞辱过”，他说，“骂我是黄狗，是毒蛇，是臭鼬。我被那些骂人专家骂过。这会不会让我觉得难过呢？哈！我现在要是听到有人在我后面讲什么话，甚至于不会调转头去看是什么人在说这句话。”
难道他是一位厚脸面的将军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大多数人对这种不值一提的小事情都看得太过分认真。有一个从纽约《太阳报》来的记者，参加了卡耐基办的成人教育班的示范教学会，在会上攻击卡耐基和他的工作。卡耐基当时真是气坏了，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一种侮辱。他打电话给《太阳报》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季尔·何吉斯，特别要求他刊登一篇文章，说明事实的真相，要为自己的名誉负责。他当时确实想让对方受到一定的惩罚。
管理者的任务在于运用每一个人的才干，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发生相乘的效果。
——［美］德鲁克
但现在的他却对当时的作为感到非常惭愧。他最后认为，买那份报的人大概有一半不会看到那篇文章；看到的人里面又有一半会把它只当做一件小事情来看；而真正注意到这篇文章的人里面，又有一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它抛于脑后。
卡耐基深刻地认识到，一般人根本就不会想到你我，或是关心别人批评我们的什么话，他们只会想到他们自己——在早饭前，早饭后，一直到半夜十二点过十分。他们对自己的小问题的关心程度，要胜过所有的一切。
尽管我们受到侮辱，被人当做笑柄，被人骗了被人从后面刺了一刀。或者被某一个我们最亲密的朋友给出卖了——也千万不要纵容自己只知道自怜，应该要提醒我们自己。想想耶稣基督所碰到的那些事情。他十二个最亲密的友人里。有一个背叛了他，而他所贪图的赏金。如果折合我们现在的钱来算的话，只不过十九元美金；他最亲密的友人里另外还有一个，在他惹上麻烦的时候公开背弃了他，还三次表白他根本不认得耶稣——一面说还一面发誓。出卖他的人占了六分之一。这就是耶稣所碰到的，耶稣尚且能够碰到这类事情，更何况我们凡人呢？卡耐基在很多年就已经发现，虽然他不能阻止别人不对他做任何不公正的批评，他却可以做一件更重要的事：他可以决定是否要让他自己受到那些不公正批评的干扰。
也就是说，他并不赞成完全不理会所有的批评。正相反，他所说的只是不理会那些不公正的批评。有一次，他询问依莲娜·罗斯福她如何处理那些不公正的批评，出乎别人的意料。她所受到的批评可真不少。她有过热心的朋友和凶猛的敌人，大概比任何一个在白宫住过的女人的都要多得多。
她告诉卡耐基她小时非常害羞，很怕别人说她什么。她对批评，害怕得使得她向她的姨妈，也就是老罗斯福的姐姐求助，她说：“姨妈，我想做一件这样的事，我又害怕受到别人的指责。”
老罗斯福的姐姐正视着她说：“不要管别的人怎么说，只要你自己心里知道你是对的就行。”依莲娜·罗斯福告诉卡耐基，当她在多年后住到白宫之后，这一点点忠告，使她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她认为，避免所有批评的唯一方法，就是“只要做你心里认为是对的事——因为你反正是会受到批评的。‘做也该死，不做也该死’”这就是她的警言。
说起马修·布拉许，那时还在华尔街四十号美国国际公司任总裁的时候，卡耐基问过他是否对别人的批评很敏感？他是这样回答的：“是的，我早年对这种事情非常地敏感。我当时急于要使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我是最伟大的，值得钦佩的。要是他们不这样想的话，我内心就会感到痛苦。只要哪一个人对我有一些怨言，我就会想法子去取悦他。可是我所做的讨好他人事情，总会使别人生气。然后等我想要补足这个人的时候，又会惹恼了其他的一两个人。我愈想去讨好别人，以避免别人对我的批评，就愈发使我的敌人增加，这让我更加不安起来。所以最后我对自己说：‘只要你超群出众，你就一定会受到批评，所以还是趁早习惯的好。’这一点对我大有帮助。从那以后，我就决定只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而把我那把破伞收起来。让批评我的雨水从我身上流下去。毫不保留地淌下去。”
狄取士·泰勒也是一个豁达大度的人。他让批评的雨水流下他的脖子，而为这件事情大笑一番——而且当众如此。有一段时间，他在每个礼拜天下午到纽约爱乐交响乐团举行的空中音乐会休息时间，发表音乐方面的评论。有一个女人写信给他，说他是“骗子。叛徒。毒蛇和白痴”。泰勒先生在他那本叫做《人与音乐》的书里说：“我猜她只喜欢听音乐，不喜欢听讲话。”在第二个礼拜的广播节目泰勒先生把这封信宣读给好几百万的听众——几天后，他又接到这位太太写来的另外一封信，“表达她丝毫没有改变她的意见。”泰勒先生说，“她仍然认为，我是一个骗子、叛徒、毒蛇和白痴。”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用这种态度来接受批评的人。我们佩服他的沉着，以及他对自己的坚定信念。
管理是一种客观职能，它取决于任务，也取决于文化条件，从属于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产习惯。
——［美］德鲁克
查尔斯·舒伟伯对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他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在一个在他钢铁厂里做事的老德国人教给他的。老德国人跟其他的一些工人为战事问题发生了争执，被那些人丢到河里。“当他走到我的办公室时，”舒伟们先生说，“满身都是泥和水。我问他对那些把他丢进河里的人怎么说？他回答说：‘我只是笑一笑。’”
舒伟伯先生说，后来他就把这个老德国人的话当做他的座右铭：“只笑一笑。”
所以说，当你成为不公正批评的受害者时，这个座右铭尤其管用。别人骂你的时候，你可以回骂他。可是对那些“只笑一笑”的人，你最多能对他作出多大的攻击呢？林肯要不是学会了对那些骂他的话置之不理，恐怕美国也不会出现他这样的一位伟人。他写下的如何处理对他批评的方法，对我们将有极大的启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将军曾经把这个抄下来，挂在他总部的写字台后面墙上。而丘吉尔也把这段话的原文镶了框子，挂在他书房的墙上。这段话是这样的：“如果我只是试着要去读——更不用说去回答所有对我的攻击，这片店不如关上门，去做别的生意。我尽我所知的最好办法去做——也尽我的所能去做，而我打算一直这样把事情做完。如果结果证明我是对的，那么即使花十倍的力来说我是对的。也没有什么用。”
最后，卡耐基还是认为：“尽你最大的可能去做，然后把你的破伞收起来，免得让批评你的雨水顺着你的脖子后面流下去。”
人的一生中要经过无数次的选择。但重要的选择往往能决定人的一生。
工作，将深深影响你的一生；它可能造就你，也可能毁灭你。
如果你的年龄是十八以下，那么你可能即将作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两项决定——这两项决定将深深地改变你的一生；这两项决定对你的幸福、你的收入、你的健康，可能有深远的影响；
卡耐基是这样认为的：
第一，你将如何谋生？你将做一名农夫、邮差、化学家、森林管理员、速记员、兽医、大学教授，或是其他什么样的职业。
第二，你将选择谁做你孩子的父亲或母亲？
这两项大决定，关系到人一生的命运。卡耐基说：“每位小男孩在选择如何度过一个假期时，都是赌徒。他必须以他的日子作赌法。”
那么，我们该如何更好地选择呢？首先，如果可能的，试着去找寻你所喜欢的工作。有一次我请教大卫·古里奇（轮制造商古奇公司的董事长），成功的第一要点是什么，他回答说：“喜爱你的工作。”他说：“如果你喜欢你所从事的工作，那么，你往往能够超水平发挥。”
我们的地位向上升，我们的责任心就逐步加重。升得愈高，责任愈重。权利的扩大使责任加重。
——［法］雨果
我们不妨看看爱迪生的所作所为。这位未曾进过学校的送报童，竟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爱迪生几乎每天在他的实验室里辛苦工作十八小时，很少走出那里。但他丝毫不以为苦。“我一生中从未做过一天工作，”他宣称，“我每天都很快乐。”
这就是他成功的原因。
由此，卡耐基得出结论：“每个从事他所无限热爱的工作的人，都可以成功。”
但你对于想从事哪种工作尚没有一点儿概念，往往会影响你的一生。艾得娜·卡儿夫人曾为杜邦公司雇用过数千名员工，现在是美国家庭产品公司的工业关系副总经理，她说：“我认为，世界上最大悲剧就是，有那么多的年轻人从来没有发现真正想做些什么。我想，一个人若只从他的工作中获得薪水，而其他一无所得，那他将是可悲的。”卡儿夫人说，甚至有一些大学毕业生跑到她那儿说：“我得到达茅斯大学的学士学位，你公司里有没有适合我的职位？”他们甚至不晓得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也不知道希望做些什么。因此，难怪有那么多人在开始时野心勃勃，充满玫瑰般的美梦，但到了四十多岁以后，却一事无成，痛苦沮丧，甚至会走上死亡的边缘。事实上，选择正确的工作，甚至对你的健康也十分重要。琼斯霍金斯医院的雷蒙大夫配合几家保险公司作了一项调查，研究使人长寿的因素，他把“正确的工作”排在第一位。正好符合了苏格兰哲学家喀莱尔的名言：“祝福那些找到他们心爱工作的人，他们能够幸福的生活。”
卡耐基曾和柯哥尼石油公司的经理保罗·波恩顿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在过去二十年当中，至少接见了七万五千名求职者，并出版过一本名为《获得工作的六个方法》的书。卡耐基问他：“今日的年轻人求职时，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说，“这真是叫人万分惊骇，一个人花在选购一件穿几年就会破损的衣服上的心思，竟远比选择一件关系将来命运的工作要多得多——而他将来的全部幸福和安宁都建筑在这件工作上。”
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去做呢？卡耐基认为，你可以利用一项叫做“职业指导”的新行业。它也许可以帮助你。也许将会损害你——全赖你所找的那位辅导员的能力和个性而定。这个新行业距离完美的境界还十分遥远，甚至连起步也谈不上，但其前程甚为美好。你如何利用这项新科学呢？你可以在你住处附近找出这类机构，然后接受职业测验，这样，你就能更深一步地去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爱好。
这类机构能够帮助你找到多条路径，但下决定的还是你。记住，这些辅导员并非绝对可靠。他们之间经常无法彼此同意。这种情况下，也许会影响到你的一生。例如，一个职业辅导员曾经建议卡耐基的一位学生作一位作家，只不过因为她的词汇很广。真是让人不可思议！事情并不那样简单，好作品是将你的思想和感情传达给你的读者——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不仅需要丰富的词汇，更需要思想、经验、说服力和热情。建议这位有丰富词汇的女孩子当作家的这位职业的辅导员，实际上只完成了一件事：他把一位极佳的速记员和一位优秀的作家之间画了等号。
卡耐基想说明的一点是，职业指导专家——即使是我和你，也并非绝对可靠。你也许该多找几个辅导员，然后凭普通常识判断他们的意见是否可靠。
卡耐基总爱说一些令人担心的话。但如果你了解，多数人的忧虑、悔恨和沮丧，都是因为不重视工作而引起的，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关于这种情形，你可以问问你的父亲、邻居，或是你的老板。智慧家约翰·史都家·米勒宣称，工人能不能适应工作，是“社会最大的损失之一”。是的，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也就是憎恨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用武之地”。
由机智和经验合成的掌握尺度的能力是一个管理者的主要才能之一。
——［法］亨利·法约尔
我们所说的在陆军“崩溃”的那种人，他们就是被分派到错误单位的人！他们是那些在普通任务中精神崩溃的人。威廉·孟宁吉博士，是我们当代最伟大的精神病专家之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持陆军精神病治疗部门，他说：“我们在军中发现挑选和安置的重要性，就是说要使适当的人去从事一项适当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使人相信他所做的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一个人没有兴趣时，他会觉得他是安排在一个错误的职位上，他便觉得不受欣赏和重视，他会相信他的才能被埋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他若没有患上精神病，也会经常发脾气的。”
的确，为了同一个原因，一个人也会在工商企业中“精神崩溃”，如果他轻视他的工作和事业，他就很难能做出什么成绩。
我们拿菲尔·强森的情况来说。菲尔·强森的父亲开了一家洗衣店，他把儿子叫到店中工作，希望他将来能接受这家洗衣店。菲尔对这项工作一点兴趣也没有，所以懒懒散散的，提不起精神，只做些分内的工作，其他工作不闻不问。一有空，他就溜掉了。他父亲十分伤心，认为养了一个没有野心而不求上进的儿子，使他觉得自己后继无人了。
没过多长时间菲尔告诉他父亲，他希望做个机械工人——到一家机械厂工作。一切又从头开始？这位老人十分惊讶。不过，他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请求。他穿上油腻的粗布工作服工作，他从事比洗衣店更为辛苦的工作，工作的时间更长。但他每天干的都很有劲。他选修工程学课程，研究引擎，装置机械。而当他在一九四四年去世时，已是波音飞机公司的总裁，并且制造出“空中飞行堡垒”轰炸机，帮助盟国军赢得了世界大战。如果他当年留在洗衣店不走。他和洗衣店——尤其是在他父亲死后——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恐怕他不会有出头之日的。
卡耐基的言论也许会遭到一些家长的反对，但他仍然要奉劝年轻朋友们：不要只因为你家人希望你那么做，就勉强从事某一行业。不要随便从事某一行业。除非你喜欢。不过。你仍然要仔细听取父母所给你的劝告。他们的年纪可能比你大一倍。他们已获得那种惟有从多经验及过去岁月中才能得到的智慧。但是，到了最后分析时，你自己必须作最后决定。将来工作时，你也不致于会后悔。
对怎样才能选择出适合于自己的工作。卡耐基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阅读并研究下列有关于选择一位职业辅导员的建议。这些建议是由权威人士提供的。由美国最成功的一位职业指导专家基森教授所拟定。
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有一套神奇的手法，可推测出你的“职业倾向”，千万不要找他。这些人包括摸骨家、星相家、“个性分析家”、笔迹分析家。他们所做的都是一些骗人的把戏。
不要听信那些说他们可以给你作一番测验，然后指出你该选择哪一种职业的人。这种人根本就已违背了职业辅导员的基本原则。职业辅导员必须考虑被辅导人的健康、社会、经济等各种情况；同时他还应该对自己的论点收集大量的论据。
找一位拥有丰富的职业资料藏书的职业辅导员，并在辅导期间妥为利用这些资料和书籍。
完全的就业辅导服务通常要面谈数次。
对函授就业辅导要慎重对待。
使时间短促的是活动。使时间漫长难忍的是安逸。
——［德］歌德
第二，避免选择那些原已拥挤的职业和事业。在美国，谋生的方法共有二万多种以上。年青人知道这么多种方法吗？除非他们雇一位占卜师的透视水晶球，否则他们是不知道。在一所学校内，三分之二的男孩子选择了五种职业——二万种职业中的五项——而五分之四的女孩子也是一样。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极大的竞争力，难怪白领阶级之间会产生不安全感、忧虑，和“焦急性的精神病”。特别注意，如果你要进入法律、新闻、广播、电影以及“光荣职业”等这些已经过分人满为患的圈子内，也许你会得不偿的。
第三，避免选择那些维生机会只有十分之一的行业。例如，兜售人寿保险。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人——经常是失业者——事先未打听清楚，于是就参入到这里来。根据费城房地产信托大楼的佛兰克林·比特格先生的叙述，以下就是一行业之真实情形。在过去二十年来，比特格先生一直是最杰出而成功的人寿保险推销员之一。他指出，百分之九十首次兜售人寿保险的人弄得又伤心又沮丧，结果不得不退下二线。至于留下来的，十人当中的一人可以卖出十人销售总数的百分九十，另外九个有只能卖出百分之十的保险，换个方式来说：如果你兜售人寿保险，那你在一年内放弃而退出的机会比例为九比一；留下来的机会只有十分之一。即使你留下来了，成功的机会也只有百分之一而已，这样做你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吗？
第四，在你决定投入某一项职业之前，先花几个礼拜的时间，对该项工作进行认真地调查分析。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可以向那些已在这一行业中干过很长时间的人请教。这些会谈对你的将来可能有极深的影响。卡耐基从自己的经验中了解这一点。他在二十几岁时，向两位老人家请教职业上的指导。结果他可以清楚地发现那两次会谈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事实上，如果没有那两次会谈，他的一生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实在是难以想象。
具体地做法将是怎样的呢？为了便于说明，姑且假设你打算作一名建筑师。在你作最后决定之前，你应该花几个礼拜的时间，去拜访你城里和附近城市的建筑师。在最后决定之前，你可以打电话到他们的办公室。如果你希望订个见面的时间，你可以写信给他们，内容大致可以这样写：
实在是打扰你了，我希望能接受您的指导，我现在十八岁，我想做一名建筑师。在我作最后决定之前，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指点。
如果您太忙，无法在办公室接见我，而愿意赐半个小时的时间在您家中接见我，那我将感激不尽。
以下就是我想向您请教的问题：
如果您的生命再从头开始，您可愿意再做一名建筑师？在您仔细打量我之后，我想请问您。您是否认为我具有成为一名成功建筑师的条件？
如果一个经理不为部下所喜爱，那么他在遇到困难时，他的部下是不会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支持的。
——［美］玛丽·凯·阿什
建筑师这一行业是否已人满为患？
如果我学习四年的建筑学课程，要找工作是否困难？我能有所发展吗？
如果我的能力属于中等，在头五年当中，我可以希望赚多少钱？
当一名建筑师，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如果我是您儿子。您愿意让我这样做吗？
如果你很害羞，不敢单独会见“大人物”，卡耐基又提出两项建议，可以帮助你脱离困难。
首先，找一个和你同龄的小伙子一起去。你们彼此可以增加对方的信心。如果你找不到跟你同龄的人，也可以让长辈陪你前去。
其次，记住，你向某人请教，等于是给他荣誉。对于你的请求，他会有一种被奉承的感觉。成年人一向是很喜欢向年轻的男女提出忠告的。你的请求，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遭到拒绝的。
如果你不愿写信要求约会，那么不须约定，就可直接到那人的办公室去，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
假设你拜访了五位建筑师，而他们都太忙了，无暇接见你，那么你再拜访另外五个。他们之中总会有人接见你，向你提供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将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你是在从事你生命中重要且影响最深远的两项决定中的一项。因此，在你采取行动之前，多花点时间探求事实真相。如果你不这样做，你肯定会后悔不已。
第五，克服“你只适合一项职业”的错误观念！生活在这个社会空间中的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可以在多项职业上成功，与此相对，每个正常人，也可能在多项职业上失败。以卡耐基本人为例，如果他研习并准备从事下述各项职业，他成功的机会一定很多，对于所从事的工作，也一定深感愉快。这一类的工作包括：农业艺、果树栽培、科学农业、医药、销售、广告、报纸编辑、教书、林业。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工作，也许会失败：簿记、会计、工程、经营旅馆和工厂、建筑、机械事物，以及其他数百项活动。
人类百分之七十的烦恼都跟金钱有关，而人们在处理金钱时，往往很难有一个恰当的标准。
根据《妇女家庭月刊》所作的一项调查，我们百分之七十的烦恼都跟金钱有关。卡耐基通过民意测验，从他所作的研究中显示，大部分人都相信，只要他们的收入增加百分之十，就不会再有任何财政的困难。在很多例子中确实如此但并不尽然。卡耐基曾向预算专家爱尔茜·史塔普里顿夫人请教。她曾担任纽约及全培尔两地华纳梅克百货公司的财政顾问多年。她曾经以个人指导员身份，辅导一些年轻人。她帮助过各种收入的人，从一年赚不到一千美元的行李员，至年薪十万美元的公司经理。她如此对卡耐基说：“对大多数人来说，赚一点钱并不能解决他们的财政烦恼。”事实上，收入增加之后，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他的开销也必然增加。“使多数人感觉烦恼的，”她说，“并不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而是不知道如何支配手中已有的钱！”……也许你认为她说的没有道理，好吧，在你表示反对之前，请记住，史塔普里顿并没有说“所有的人”。她说“绝大多数人。”她并不是指你而言。她指的是你身旁的一部分人。
许多人可能会说：“我希望史塔普里顿来试试看：拿我的月薪，付我的账款，维持我应有的开支。”
经理要体谅其他人的困难，而体谅别人困难的最好办法是生活在他们中间。
——［美］玛丽·凯·阿什
只要他切身实地的体验一番，我保证他会知道我的困难，再也不会说这方面的话了。说得不错，卡耐基也有过他的财政困难：卡耐基曾在密苏里的玉米田和谷仓做过每天十小时的劳力工作。一直辛勤地工作，直至腰酸背痛。
他当时所做的那些苦工，并不是一小时一块美金的工资，也不是五毛钱，也不是十分钱。他那进时所拿的是每小时五分钱，每天工作十小时才能够维持生活。
他肯定知道一连二十年住在一间没有浴室、没有自来水的房子里是什么滋味。他也肯定知道睡在一间零下十五度的卧室中，是什么滋味。他知道徒步数里远，以节省一毛钱，以及鞋底穿洞、裤子打补钉的滋味。他也在餐厅里尽点最便宜的菜，以及把裤子当床垫的滋味。当时的条件之差，并不亚于现代的生活。
然而，在那段时间里，他仍想办法从收入中省下几个铜板，因为如果他不那么做，心里就会不安。因此说我们就必须和一些公司一样：我们必须拟定一个花钱的计划，然后根据那项计划来花钱。可惜，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这样做。
例如黎翁·西蒙金，他指出人们在处理金钱事务时，会表现得意外盲目。有位他所认识的会计员。在公司工作时，对数字精明得很，但等到他处理个人财务时……就毫不犹豫地去做一切事务——从不考虑房租、电费，以及所有各项“杂”费，迟早都要由这个薪水袋里抽出来付掉。然而这个人却又知道，如果他所服务的那间公司以这种贪图目前享受的方式来经营，是不会长远发展的。
所以说，应当值得注意的是：当牵涉到你的金钱时，你就等于是在为自己经营事业。而你如何处理你的金钱，实际上也确实是你“自家”的事，别人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三、人情、面子与做人
会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处处以他人为重、时时替他人着想的人，自己也有机会受到别人同样的尊重。
卡耐基认为，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的领导总是要做出一些“人情”事件，应该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在中国，从古时候遗留下来的“人情”问题更是愈演愈烈。为此，我们运用卡耐基的观点，评述一下中国的这种不良社会现象。
管理是一个过程，通过它，大量互无关系的资源得以结合成为一个实现既定目标的总体。
——［美］卡斯特
在中国，“人情”与“面子”的关系很密切。一般说来，有“人情”必有“面子”，给“面子”也就是“送人情”。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说，假设有一个人，先前帮助过你的，你就欠他一个“人情”。下回他来找你帮忙，你就必须偿还他一个“人情”。如果你给他“人情”了，则他也就欠下你的“人情”，而你在他“面前”，也就成了一个“有面子”的人。于是“面子”和“人情”就密不可分了，比如“求情”或“说情”时讲“不看僧面看佛面”云云。但即便是“佛祖”出“面”，也还是“人情”，得了好处的人也要“领情”。由于“人情”与“面子”是如此地相互依存，所以中国人为了方便起见，又创造了“情面”一词。
在中国，“情面”几乎是一种任何人都不能不“顾”的东西。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正往前走，要去办“正事”的。“情面”却从“后门”进来了，他就不能不回头去看一下。因为“页”本是“头”，也就是长“脸”的地方。“情面”来“雇”你，你连头也不回一下，“面子”上就会“过不去”，也是“给脸不要脸”，所以至少也得打个“照面”。然而这一“顾”一“照”不要紧，非得“照顾”一下不可。原本是“公办”的事，也就多半“公办”不成。除非你有本事一开始就不“照面”，也许能躲过一些麻烦。
可结果却是，“情面”这东西，是轻易躲不掉的。“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你的同事、邻居、熟人、朋友，岂能永远不见？既然终究要见“面”，就不能不讲“情”。结果，天理王法之类这些无须“面对”的东西。也就只好暂时放在一边。比如宋江杀了阎婆惜，依照“王法”，是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更何况那婆惜的情夫，又在县里“司法部门”工作。但宋江“面子”大，“人缘”好，县里上上下下，都要开脱他。先是县长大人一味拖延，后是刑警队长有意放纵，更兼县政府的同僚们，一个个都到婆惜的情夫张三那里去说“情”。这些人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连那张三“也耐不过众人面皮”，只好一任自己的情妇，去做那刀下的冤鬼，这便叫“人情大于王法”，中国的法制难以健全，很多都跟“情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情面”的威力可真能通到天边，它还可以让某些人死，如春秋时豫让刺杀赵襄子，战国时的聂政刺杀侠累即是。豫让是为旧主智伯报仇，犹有可说。那聂政与侠累素不相识，而且以后也不会打什么交道，却甘冒生命危险，大老远地从卫国跑到韩国去刺杀他，原因是非常简单的，严仲子屡屡“惠顾”自己这个“鼓刀以屠”之“市井小人”的“情面”。豫让为自己辩驳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于是三番两次去杀襄子，最后竟请求刺杀襄子后再自杀，而襄子居然也“大义之”。此外，如专诸之刺王僚，荆轲之刺秦王，也多因“情面”之故。卡耐基感叹地说：西方的杀手为金钱而杀人，中国的杀手为“情面”而杀人，这大概也可以看作是中西文化的一点差异吧！
“情面”既然如此法力无边，可以使人死。让人生，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讲情面，也不能不为将来可能的需要，暂且埋下伏笔。
管理者不承担创造知识的任务，他的任务是有效地运用知识。
——［美］卡斯特
怎样才能够给自己留下后路呢？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多见“面”。因为“情”由“面”生，如果从来也不曾见面，又怎么能谈上“情”呢？同事、同学、邻居等等之所以较有情面，就因为经常要“面对”之故，因此有“远亲不如近邻。街坊不如对门”的说法。夫妻情份最重，也因为天天都要“面对”。而恋人与候补配偶当然也就称为“对象”。“象”如果“对”上了，则为“有情人”。既然是“有情人”，在中国的伦理道理下，又必须“终成眷属”。但是，即便真是眷属，比如亲戚一类，如果不常“见面”，或久不“见面”，感情就会淡薄，甚至于还不如一个近邻。所以有“人在人情在”的说法。人在。因此“低头不见抬头见”，不能不“顾”；人不在了，则反正不怕会有见了面不好意思的事，也就可以不讲“人情”了，任它将来怎样发展吧。
中国有一句妇孺皆知的俗语“人走茶凉”。但也有“茶不凉”的。比如前面说的豫让，就是在智伯死了以后，仍要不计利害地报恩还情。无疑，历史上和生活中，豫让这样的人毕竟不多，因此才特别地被看作是侠义之士，为人们所崇敬、仰慕和表彰。但这也同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是肯定和赞成重情谊、讲情面，否定和反对薄情寡义的。一个人，如果念旧，也就是在不再“见面”的情况下仍然记挂和认定过去的“情面”，维持过去“情面”的有效性，就会被舆论所肯定和赞扬。相反，如果“忘本”，“翻脸不认人”，“转背就忘情”，则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大众就会骂他，“不是东西”。比如一个人刚死，身边的人就“翻脸”，便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说“某某尸骨未寒，你们就……”云云。我们不妨顺着他的话推究一下。如果“尸骨已寒”。是不是就可以如何如何呢？对方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大多数人还都会默认的。“人在人情在”毕竟是一个规律，至多只能要求“情”延续的时间，比“面”稍长一些，不要一下子就“情”、“面”俱失，那样就很难符合人世的圭臬，因此遭到大众的反对。
因此，中国所要求的，还是多多“见面”。比如，有事没事的，经常去串串门，走动走动，或者找种种借口，在一起“聚一聚”。在这方面，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而最好的机会，又莫过于过年。这时，除大年三十夜晚的家庭团聚必不可少外，“拜年”也是很重要的事。关系的亲疏，人缘的好坏。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都是必须顾及权衡的。一个人，如果过年时没人来拜访，是很没有面子的。如果门前车水马龙，家里常开流水席，则面子十足，风光体面得很。如果来拜年的竟是上司、前辈，那就更加体面，足以成为向他人炫耀的资本。又比如，成立“校友会”、“同乡会”、“联谊会”等社团组织，或者参加各种会议。也是制造情面的有效办法。总而言之。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很有办法的。
西方人在“见面”方面和东方人是差远了，他们英文“goodbye”意为“上帝保佑你一人独行”。而中国的重逢或初交时的“久违”、“久仰”、“好久不见”，都与“面”有关：久违是久违其面，难免薄情，必须用极富情感色彩的话把面子补上。
与此同时，如果不想与某人发生人情关系，或必须马上“绝情”。则必设法和他“见面”比如前章谈到的阶级斗争时，为揭发批判他人而“背靠背”即是。比又如，在路上相遇，眼睛往别的地方看，装作没看见，或者甚至绕道而行。再比如，对方来访时，甚至要装病也不予接见。孔子就曾做过这样的事。鲁国的阳货想让孔子去见他，孔子不去。于是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孔子收了人家的“人情”，不好不去拜谢，又不想和他“见面”，便故意趁阳货外出时去拜访，这样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圣人即已作出榜样，我辈自然不妨效法，只是要事先作好计划，把一切事情都做得顺理成章。
中国人的事情就是这么麻烦，有意的不见是为了绝情。则无意的不见也就可能被视为或误为“不讲交情”。例如，你回到故乡、母校、原单位，就应该尽量设法和所有的故旧都见上“面”。如果不小心漏掉了一位，他就会认为你不给“面子”，甚或怀疑你对他有“意见”。这种漏掉一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别人都已“见”了，唯独他未“见”，也就特别地没面子。说不定，本来没意见的，这回可真的有意见了。因此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还必须要“顾全大局”。
不能像在逆境中那样在顺境中持重，是一个人脆弱的表现。
——［西］西塞罗
谈论起中国人的做人准则，还必须体现“分寸感”之重要。就拿见面的次数来说，有事时才冒然地找上门去，便会疑心你只是在利用他；但不断地见面，也有弊端。第一，见得多了，难免厌烦，让人难以接受；第二，见得多了，就容易看透，知根知底，弄不好连隐私也保不住；第三，关系一近，难免随便。一不小心，就会伤了对方的面子，弄不好还会砸了自己的饭碗。总之，常不见面，固然难免生疏；常常见面，也容易“熟”得烂掉。最好是亲而不近，敬而不远，若即若离，恰到好处。这当然很难，所以，古代诗人总结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见面也好，不见也好。多见也好，少见也好，一应动作，都是围绕“人情”来设计的。显然，人情比面子更重要，也更根本。所以，中国人一说到人情面子，便总是说“情面”。
为什么“情”要比“面”更重要呢？
从根本上说，人情和面子，都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的典型表现和直接体现。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都必须也只能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确证自己、实现自己，也就是必须“面对”他人。要“面对”就得有“面子”。否则就不符合道理。但是，“面子”毕竟是“面”，是“表面”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当面一套”。“面对面”时喊哥哥（称兄道弟），“背靠背”时摸家伙（你死我活）。这就靠不住。所以说，没有面子是站不住脚的。
“人情”就不同了，它在本质上是“情”，而“情”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人最“里”面的东西。即所谓“衷情”。情感作为人的一种内心体验。一种每个人自己才能体验到的独特的心理过程，应该说最不可能“作伪”。情感可能是片面的，比如热恋中的情人往往看不到对方的缺陷；情感也可能是错误的，比如一个母亲也许会包庇儿子的错误。情感还可能是会坏事的，比如单相思、父母钟爱不肖之子等。但这些情感都是真实的。所谓“虚情假意”，并非情感可以作伪，它只不过是外露的一种形式，所以又叫“装模作样”。也就是说，作伪的只是“模样”，而非情感。
正因为情感是发自内心而又不能作伪的，因此，它会经常被人们所念及。
情感比“利害”可靠。利害是外在而非内在的，只能使人们结成一种临时性的、松散的关系：有利进趋之若鹜，有害时作鸟兽散；或遇害时团结一致，胜利后又自相残杀，如越王勾践之赐死之种，汉高祖之杀韩信，明太祖之诛功臣都属这方面的原因。所以酒肉朋友最靠不住：有酒有肉是朋友，无酒无肉如路人，甚至为了争夺酒肉，反而成了敌人。
情感也比法律是强制性的而非自发性的。它只能综合利用表面的安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旦执行不严，或法制不到之处。便会有可乘之机。比方说，街上有警察站岗时，大家都规规矩矩的。警察一下班，便红灯乱闯，自行车带人。又比如，对于国法，中国人虽不敢强顶，却敢软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能“化千斤为四两”。所以孔子说：“道（导）之经政，齐之以刑，民冤而无耻”，也就是不相信政令刑律真有什么根本性的作用。
人们最出色的工作往往在处于逆境的情况下做出。思想上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
——［英］贝弗里奇
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尽管很高，但它也越不过情感的水准。道德修养乃后天之培养而情感能力乃生而有之。一个人。如果道德修养很差或从来不讲公德，你就拿他毫无办法。更何况，中国的伦理范畴和道德准则，也差不多都能还原为情感概念和情感法则。比如，“仁”是一种情感，也叫“仁爱”；“义”是一种恨的情感。也叫“义愤”。又比如，“孝”是父子之情。“悌”是兄弟之情。而且，这些情感又都是双向的：君仁则臣忠，父慈则子孝，兄友则弟恭，夫爱则妇顺。反之“你不仁”，则“休怪我不义”；君视臣若“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所以，中国的道德律令，总是相辅相成的。如“尊师爱生”、“拥军爱民”等。也就是说，只有以情感为基础，道德才能够为众人所接受。
情感甚至比“面子”可靠。面子可以作伪（假面）。情感却必须真实（衷情）。面子有大有小。情感也有深有浅。但情感的深浅并不以面子的大小为转移，而面子的大小却以情感的深浅而变化。出于面子而为人办事，大多都会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出于情感而为人办事，则会尽心尽力超水平发挥。这样，当一个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是出于情感而团结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团结就是心甘情愿的，它的力量是惊人的。
显然，情感，确实是维系群体的最佳手段。因此，中国人的生活是离不开情感的。
中国伦理道德大部分都是从情感中变化出来的，其实可以还原为情感的又岂止伦理道德？诗、音乐、舞蹈、绘画和书法等等自不必说，就连宗教、哲学、政治、法律，也都与情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佛家讲“慈悲”，儒家讲“仁爱”，都是着眼于情感。《庄子》讲“道”虽“无为无形”，却也“有情有信”，至少是不反对感情。至于政治上的“以德服人，以柔怀远”，教育上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都是靠情感做文章。就连铁面无私的法律，在遇到“理无可恕”但“情有可原”的情况时，也不得不另有安排。
这样一来就得出了以下结论，“有情”与“无情”，简直就是人与非人的分水岭。一个人。如果智商较低，只会说他“愚钝”；如果失去理智，只会说他“疯狂”；如果意志薄弱，只会说他“懦弱”；如果才学平庸，也只会说他“低能”。所有这些，都不会被说成“不是人”。甚至“愚钝”等等，还可以用作“廉词”，比如自称“愚生”、“愚兄”、“愚晚”等，却断然不会有人自称“无情”的。倘若“无情”，便“禽兽不如”，那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久而久之，就有了“人情”这个词。它的意思是，“是人”便必“有情”。它既是“人之情感”，也是“人之常情”。“不通人情”，便“不是人”；“不懂人情”，也“不是人”。所谓“不通”，就是不能与别人进行情感交流，不能通过情感的交流来建立一定的人际关系，等于自绝于群体，自绝于社会；所谓“不懂”，就是虽有上述愿望，却不能掌握应有的操作方法，欲通而反绝，同样为群体和社会所不容。所以这又出现了一个做人的问题。
做人问题在中国表现得尤为重要。西方文化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他有上天所赋予的权利。无论其后天表现如何，你都不能剥夺他作为人而存在的权利。中国文化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提出人是自己“做”出来的观点。一个人，无论他先天素质如何，如果不会“做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不算作是人。所以，中国历史上，常有虐待俘虏的囚犯的事例，而且其所受之待遇，往往竟至于“牛马不如”、“猪狗不如”，就因为这里隐含着一个逻辑上的前提：你既然不会“做人”，那么我就不把你当人看。
时间的步伐有三种：未来姗姗来迟，现在像箭一般飞逝，过去永远静立不动。
——［德］席勒
可想而知，在中国做人是多么的不容易。
如果一个人，遵纪守法，嫉恶如仇，发现单位上有人贪污，或考试中作弊，便立即举报，虽说也会受到上级和老师的表扬，但在同事或同学中，往往会没有人敢去接近他，被视为“不会做人”。又比如，一个人，洁身自好，廉洁奉公，从不参加公费吃喝，也不拉帮结派，结果也会被“孤立”，弄得“呆不下去”。看来，“恶人”（举报别人）“好人”（洁身自好）都不好做。那么，“不好不坏”怎么样呢？有时也很难。表现不好要挨批评，太好又遭嫉妒，不好不坏，甘居中游，则又可能被视为平庸，通常也是行不通的，再比如，有人托了“人情”来求你，要办一件极难的事，是答应好呢？还是不答应好呢？答应了办不成是“骗人”，不答应又好像不给面子，真是使人左右为难。诸如此类的事，在生活中可谓不胜枚举。因此，当中国人感到“力不从心”、“里外不是人”时，便会由衷地感叹：“做人真难！”
做人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呢？就在于这“人”原本不是自己要“做”，而是为了别人而“做”的。如果一个人“是不是人”只由自己说了算，那又何难之有？“是不是人”要靠别人来评说，来判决，来确认，而“别人”又是那样地多，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标准，势必是“顾得了东头，顾不了西头，顾得了上头，顾不了下头”。比如说，做“媳妇”的人，是应该早点起床干活服侍公婆呢？还是应该晚点起床和丈夫多温存一会儿呢？便很难掌握。结果。“起晚了得罪公婆，起早了又得罪丈夫”，很可能“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其结果落得两头受气。
“做人之难，难于上青天”，关键就是他必须做出来给别人“看”的。这就要有“面子”。没有“面子”自己“脸上不好看”，别人也“看不下去”，或“不放在眼里”。这时，当事人就应该“脸红”，否则就是“无耻”。人们一说起“无耻”就会立即联想到“脸皮厚”，盖“脸皮”一厚，耳和心都被遮蔽起来，随便别人说什么，都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因此又叫“厚颜无耻”。这类人一般都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往往成为大多数人的对立面。在“面子系统”中，它的含义有时即等于“没脸没皮”。看来，“脸面”这玩意，也真不好操作：“没脸没皮”是无耻，“脸皮太厚”也是无耻，厚了薄了多了少了都不行。对于一些领导来说，更要注意这方面的内容。
按照中国入的方式，“做人”是为了掩人耳目，则有人看时须“有耻”（有羞耻心），无人看时便不妨“无耻”。“耻”之有无，全看有没有人“看”。比如男欢女爱的事，背着人怎么都行，但就是不能在别人面前做。如果在公开场合搂搂抱抱，扣扣摸摸，便会被视为“无耻”，遭人“白眼”，甚至会遭到大家的一致攻击。其实，他俩人自在那里快活，干他人何事？说穿了，不可容忍者，并不在于他们的“行为”（背着人就可以放肆），而在于他们的“态度”——“居然不怕别人议论”。岂非“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完全不符合中国人的“做人”标准。
时间是君子，时间永远说老实话。
——［德］博马舍
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语言中再寻觅一番，你会发现“太不像话”，也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如果我们从语法上推敲一下。“太不像话”这种说法是全然不通的。“话”，是一种语言，怎么能去“像”？也许，它原本不过只是“像人们话中怕说的那样”之省略。琢磨起来也不合理。因为“不像话”者之言行，发生在斥其“不像话”之前。你事前并未“话”过，让人家怎么去“像”。或云此“话”乃公认之道德标准。这也同样有问题，因为世间并无一成不变的什么“公认道德标准”。比方说，一对小夫妻，恩恩爱爱，卿卿我我，同出同进，体贴温柔。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就很不好说了。在观念比较传统的人看来，也许就“不像话”；而在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人看来。打老婆，当爷们，视妻子如奴仆的作派，才叫“太不像话”。总之，像话不像话，全看别人如何说话，大众才是上帝。
正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客观和准确的标准，所以，“太不像话”就出现了“泛滥成灾”的局面。武装干涉别国是“太不像话”，以车上抢了别人的座位也是“太不像话”；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是“太不像话”，生活条件好了也是“太不像话”。可见，何谓“像话”，何谓“不像话”，何谓一般“不像话”，何谓严重的“不像话”都很难说清楚。
一言以蔽之，所谓“太不像话”，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种愤怒和鄙视的情感态度，与人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它加之于人，既非法律惩处，也非道德谴责。在分量上，也远较“缺德”、“卑鄙”、“下流”、“无耻”、“丧尽天良”等为轻。但唯其“轻”，也就可以广泛运用了。反正随便说人“太不像话”。也不会受到什么严厉的惩罚。顶多被回赠一句“你才太不像话”。于是，有了这个武器。中国人就可以自由而得心应手地对一切自己“看不惯”、“看不顺眼”、“看不下去”的人和事，用上这个“万能词组”了。
为了不致被人斥为“太不像话”，中国人从小就被施以“注意影响”的教育，懂得不要“授人口实”、“留言为话柄”、“招来物议”等“人言可畏”的道理，从而小心谨慎地去做人，不敢做冒尖的人物，毕竟“木秀于林，风必吹之”。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做人原本是做给别人看的，如果辛辛苦苦地“做”了出来，别人看着“不顺眼”（“影”不好），说着“不中听”（“响”不好），岂不是无法再面对世人。于是，便只好“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走路看影子，说话听回音（响），规行矩步，瞻前顾后。至于什么“开拓”啦，“创造”啦，都要在“瞻前顾后”以后才能试探性地做一点。
做人应该从“注意影响”起步。仅仅只会注意影响，至多不过能避免被评为“太不像话”而已，如果要想“很像话”甚或“吃得开”，那还必须“懂人情”、“通事故”。
下面我们就要阐述一下“情”的由来。
寻根究底，人类一切情感最终都可以归结“同情感”。爱是一种肯定性的同情感，它总是在想象中把对方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爱着的人，这才“越看越可爱”。有的时候还会“爱屋及乌”。恨则是一种否定性的同情感，它总是在想象中把对方看作是和自己一样恨着的人，这才“越看越可恨”。如果被爱者竟然无动于衷，就能激起爱的火花；如果被恨者竟然一脸麻木，就不会给恨者以复仇的快感。
“同情感”是情感最根本的面的特征，所以“同情心”也就是人情最重要的内容。所谓“同情”，与“怜悯”有着不同的意义，而是在情感交流中体验到与别人“相同的情感”。也可以这样说，它就是把别人的痛苦看作自己的痛苦，把别人的欢乐看作自己的欢乐。如果一个人，别人有喜，他不能欣然于色；别人有悲，他居然无动于衷；别人有难，他不能拔刀相助，或者不能设身处地替别人排忧解难，甚至连“顺水人情”，也不肯做，那就是“不通人情”、“麻木不仁”了。同理可推知，他也休想得到别人的“同情”，最终只能自绝于社会和群体，因为中国的“人情”大都是相互的。
时间会刺破青春表面的彩饰，会在美人的额上掘深沟浅槽；会吃掉稀世之珍！天生丽质，什么都逃不过他那横扫的镰刀。
——［英］莎士比亚
所以说，所谓“通晓人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情感体验态度。具体做起来，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从正面讲，就是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比方说，自己肚子饿了要吃饭，应该想到别人肚子饿也要吃饭，从而“推食食人”；自己身上冷要穿衣，应该想到别人身上冷也要穿衣，从而“解衣衣人”。刘邦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能够取得天下。项羽却不懂这个道理。自己想称王，却想不到别人也想当官。该封官赐爵时，大印捏在手里梭角都磨圆了，也舍不得颁发下去。他既然这样“不会做人”。怎么能够得民心呢？
从反面讲，就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方说，自己不想死，就不要杀别人；你怕丢面子，就不要伤别人。说话的时候，更尊重对方，称呼上要掌握分寸，不要进呼其名；对方的请求和给予（如敬酒、让菜），即使不能接受，也要婉言辞谢，不要断然拒绝；对方有了错误即便是下属，也应该豁达大度，包容一切；对方向你诉说某一事情或心情时，即便不愿听。也不要粗暴地打断，而应在适当的时候岔开话题；对方与你争辩时，即便说得不对，也不要“得理不饶人”，为图一时痛快，把对方逼进“死胡同”，“下不了台”……否则，不但对方会觉得大伤面子，恼羞成怒。在旁观者看来，也会认为你“太不像话”。这些都是“做人”的准则，也是领导们应该注意的。
会做人的人，总是能够表现出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处处以他人为重、时时替他人着想的心理倾向。比方说，见了面问人家“吃了没有”、“身体好吗”，或问“有朋友没有”、“进展如何”，甚至帮他寻找“对象”或“门路”。这些被西方视为“打探隐私”的问题，却被中国人视为“有人情味”的表现。又比如，朋友搬家去“凑一把手”，邻居外出代为“看门”，同事犯了错误替他向邻居“说情”等等，也都是实实在在的“通人情”、“会做人”的表现。
“做人难，难做人”，只说不做，同样“不是人”。不过这里必须强调，这种关心他人的心理倾向必须是真诚的，而不是“做”出来的。即使是“做”，也要真诚地去“做”，“做”得不露痕迹。有些人，虽然也热衷于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但“做”了好事之后，反而会“大姑娘生孩子——出力不落好”，给人一种虚伪做作的印象。真心的帮助他人，应以“不计报酬，不求回报”为前提。事实上，如果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不但受惠者会觉得很没有“面子”，也会让人觉得你并不聪明。
在中国做领导，要有“人缘”，否则你就不会做得长稳。用“人缘”这个词来表示“人际关系”，是很精当的。“缘”的本义是“衣边”，因此有“边缘”义。所谓“边缘”，也就是两物分界之处，同时也要两物相连之处。两物如“相缘”，也就有了“关系”。“关系”也好，“缘”也好，都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两个人关系如果极深，便说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表面关系已断而情感犹存，便说他们“藕断丝连”。因为感情正如蚕丝，既是细微的，又是有弹性的韧性的，拉拉扯扯，纠纠缠缠，“剪不断，理还乱”。用“缘”来表示依靠情感而维持的人际关系，就有许多妙处。
时间的无声的脚步，往往不等我完成最紧急的事务就溜过去了。
——［英］莎士比亚
人们常把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称作“结缘”。比如结为夫妻叫“喜结良缘”，以惠结人叫“广结善缘”。“良缘”也好，“善缘”也好，都是一种“人情”，即把情感之丝打成“结”。使之更为牢靠。如果两个人从前素不相识，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相遇，可通过他人的介绍相交，却“一见钟情”，或“情投意合”，便会觉得彼此十分“投缘”，他们就会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尽管相识的时间很短。所谓“缘分”，即是“人情”再加上“天意”。人与人之间，本来在气质、性格、阅历、境遇各方面都差异，要想真正情投意合，原本就很难；而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又很难有机会在茫茫人海中去寻访“知己”。这样一来“人情”加“天意”的“缘分”，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一个人，如在“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中得一“知己”，那就不但是“缘分”，也可以成为人生的第三大幸福。
当然，说一个人“有人缘”或“人缘好”，并不是说他有此“缘分”或“福分”，反倒是说他即便无此“缘分”或“福分”，也能结交朋友，受人欢迎。或者说，有“缘人”的能力。有此能力就能处理好自己的周边关系，使自己的“边缘”聚满了人。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完全是靠他自己做人给“做”出来的，因此说，并非是上天的注定。
什么人有“人缘”？只要总结一下就很清楚了。所谓对朋友侠肝义胆有人缘，对世人仗义疏财有人缘，对穷人急人所难有人缘，对阔人礼让谦逊有人缘，对下人知人善用有人缘……那么，什么人没人缘？自私自利没人缘。悭吝小气没人缘，无情无义没人缘，缺心缺肺没有缘……总之是会做人。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有人缘，否则只好形影相吊了。
有人缘，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竟的财富，因为“没有人办不了的事情”。尤其在中国，整个社会都靠“人情法则”来运转，来操作。没“人缘”，便没“情面”；没有“情面”，就会到处碰壁，走投无路，难以生存。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家有万亩良田，不如有个好人缘”。
要想学会做人，就必须懂得人情的标准。
人情法则最基本的内容就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情感在本质上最终职权以归结为同情感，被爱者和被恨者在爱者与恨者的想象中，都被感觉为在进行着爱与恨的“回报”最基本的法则之中。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是极其重视“回报”的，“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往往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事。有恩不报固然是“小人”，有仇不报亦非“君子”。不过，相比较而言，中国人之重视“报恩”。又甚于“报仇”。一个人，如果“忘恩负义”，便“不是东西”；如果“恩将仇报”，更是“丧尽天良”。但是，如果报恩的程度大大超过施恩，那么，他就会被当作英雄，而很有“人缘”。无论怎样加倍地回报，都不会视为过分，可以到对方不好意思领受为止。
报仇和报恩是两码事，报仇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是“仇”的大小。如果只是轻度伤害，则“冤家宜解不宜结”，最好讲和，不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次是“报”的分量。一般地说，以等值为宜。如果人家不过只是踩了你的脚，你却要砍人家的脚，就“太不像话”了，反而会遭到旁人的唾弃。再者是复仇者与结仇者之间地位和力量相当，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舆论界一般只作“壁上观”；如果是弱者向强者复仇，便会赢得同情、支持和敬佩；如果是强者向弱者复仇，整个局面就要热闹起来了。因为重人情的中国人，其同情心总是在弱者一方的。除非双方结之仇极深，且结仇时强弱正好相反，否则便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所以，当韩信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时。对当年有“一饭之恩”的漂母，便报以千金；对当年使自己遭致“胯下之辱”的少年，则不予追究，原因也就在这里。
时间往往会给那不能理解的东西改换名称的。
——［匈］李斯特
中国文化之所以鼓励报恩，而对报仇作一定的限制，是因为报恩只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有利于群体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报仇则呆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甚至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动乱。可见，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是很重的。不管是“报恩”还是“报仇”，如果人力不足以回报，便寄希望于“天意”；今生不足以回报，便寄希望于“来世”。所谓“来生变牛变马也要报答”，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都报”，说的都是这些道理。例如：晋国将领魏颗，在父亲去世以后。未将父亲的小妾殉葬（此为其父临终所嘱），而是将她嫁了出去。结果，在公元前594年（鲁宣布十五年）的秦晋辅氏之战中。小妾之父的鬼魂，便在地上结草为绊，帮助魏颗俘虏了秦将杜回。还有一例说东汉杨宝曾救过一只黄雀，后来梦见一黄衣童子以白环四枚相报。使杨宝一家四代显赫富贵。至于报仇，则多为冤魂化作厉鬼前来索命之类，故民谚云：“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于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就往往被看成是“施”与“报”的关系，总也摆脱不清。
既然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施送”与“领受”的关系。则被施者如果“领”了。其必须“回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问题是：在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中，施送的并非物质，而是情感。即便送的是某一物质，比如在一个人遭灾受难时送衣送饭，但所送者除此物质之外，也还有“人情”。甚至有时候，那些物质的东西不过只是载体。真正要送的还是“人情”。物质的东西是容易回报和偿还的。比如你请我一桌，我还你一席，表面上看，双方谁也不欠谁什么东西，但这里面所暗含的情感是无形的、无价的，不能测量，无法估算。还没还，报没报，或者还没还“够”，大家心里都没有一个“底”，只好完全凭“良心”办事。有些特别讲“良心”的人，只好经数十倍的代价去偿还，如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说的就是这种行为。
然而，情感之为情感，原本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仅为每个人所独有的心理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只要自己体验到了某一情感，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应再有要求。所谓“情感要求回报”，说的是一种心灵上的回报。也是人们的一种心态罢了。比如我们欣赏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便在想象中觉得自然也在欣赏我们、爱我们，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的驱使下，我们会更加去热爱大自然。其实大自然又何尝真的回报过我们？但有些想象，只是在填补内心的一些空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说：爱是无私的。是只需要奉献不需要回报的。这样一来，如果像“还钱”一样去“还憎爱分明”，就会没有“人情味”了。
另外，中国人之所谓“人情”，其实包含着两个内容。一种是真正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不求回报的，我们无妨称为“衷情”。比如男子之“钟情”于女子，妻子之“衷情”于丈夫，父亲之“钟爱”子女。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哪里还要什么“回报”？所欲求者。只不过对方也能爱自己一下而已。另外一种则是表面、程式化或仪式化的东西，我们无防称之为“表情”。它只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用于人际交往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带有功利的性质。当然是要求回报的。我们通常说的“做人情”，指的就是这种“表情”。它既然可以“做”，自然也可以“送”，当然也不会是“衷情”。如果你把“表情”当作“衷情”而不加回报，人家就会认为你这家伙太不懂规矩，太不会做人，甚至太没有“良心”，或者“太不像话”。反之，你如果把“衷情”错当“表情”，用常规方式而加以回他，则对方便会感到“信心”，甚至会愤怒：“你竟然把我当成了什么人（外人或商人）！”这当然也是要不得的。朋友们之间，最容易发生的，就是这种尴尬事体：回报吧。显得“生分”、“见外”、“不贴心”；不回报吧，又似乎不那么合情合理。中国人的做人之难。可真难以表达。
时间带走一切，长年累月会把你的名字、外貌、性格、命运都改变。
——［古希腊］柏拉图
其实，“衷情”也是需要回报的。只不过其方式，与回报“表情”不大相同，很多情况下都要做。
比如父亲对子女的爱，无疑是绝对真诚的。中国的父母。尤其当代中国的父母。对于子女，可真称得上“做牛做马”四字。不辞辛苦，甚至类似于“父母”的组织，如党和政府，对待自己的“子民”也是爱护有加？免费供他们上学，毕业后为其安排就业，提供化费医疗和低租住房。死了以后还要为其送终。更像父母一点的单位领导，在职工犯了错误时，还要代其向上级“求情”，甚或代为承担责任。接受一定的处罚，这样一片“爱心”，在中国是大受“欢迎”的。
我们再把话说回来，这种“关心爱护”，实在很难说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因为即便在最真诚的“关心爱护”之中，也未尝没有希望得到“回报”的成分在内。领导关心群众，是为了让群众“安分守己”的工作，父母关心子女，是希望子女长大成人后“有出息”，能够光宗耀祖；党和政府关心我们，则是希望我们能“报效祖国”、“为国争光”。说到底，“施”与“报”总也分不开。所不同者，仅在于父母的爱太真太深，“情分”也太大太重，连说“答谢”都嫌太轻，简直就应该报之以全部身心才符合道德准则。
报之以全部身心，在父母看来就是要“听话”。一个子女如果“不听话”，是最让父母痛心疾首的“伤心”所举，因为希望其所能“听”的那些话，都是出于真诚的“爱心”，比如天冷了要加衣服，在单位上不要和领导吵，你交的男朋友靠不住等。所以，一旦子女不听，甚或顶嘴，便既感伤心，又不理解：“爸爸妈妈都是为你好，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其次，“衣人之衣”，“食人之食”，是要“怀人之忧”和“死人之事”的。现在爸爸妈妈并不要你去“死我之事”，只是要你听一下话，更何况这“听话”还是“为了你好”，都难以实现，还说什么其他？一个连“话”都不肯一“听”的孩子，还有什么指望？所以痛心疾首之余，那斥责的语言便是：“想想看，是谁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大的？你让我死后如何去见列祖列宗？”
所以说，即便是父母对子女的这种最为真诚的爱，也是必须“回报”的，而“听话”，也是一种情感的“回报方式”。父母哺育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听父母的话；老师教育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听老师的话；党培育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听党的话。如果不听，就不合乎道理。那么，何以谓之“听话”？所谓“听话”，也就是以对方的意志为意志，以对方的情感为情感，以对方的爱憎好恶为爱憎好恶。这还不是报之以全身心吗？
其实，“不听话”之所以让人感到伤心，首先还不完全在于“不回报”。从总体上讲，“听话”作为一种态度，当然是对父母的一种回报（其代价是交出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是，我们应该这样来说，“听话”又是回报的前提。因为父母要求子女听话，都是出于一片“好心”，本身就是一份“人情”。如若不听，则这样一份人情也就无由送达。这样一来“不听话”就岂不是“不思回报”，简直就是“不领情”！岂止“不领情”，简直又是“好心当作了驴肝肺”！这样说来，作父辈的怎么能够忍受呢？“听话”不听话的问题仍然出于情感本身。
时间是吞噬一切的。
——［古罗马］奥维德
再者说来，情感在本身上可以归结为同情感。因此情感体验的过程，也就必须是主体与客体相同一的过程。一方面，主体必须与客体同一，即所谓“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另一方面，主体也会要求客体与自己同一，而且情感越是浓烈，这种要求也是强烈。当这一客体是自然物或艺术品时，这种主客同一便成了“审美”；当客体是具体的、与自己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人时，则这种主客同一，这种“爱护”就不能被接受了。
所以说，作为子女，作为被“爱护”的人，怎么有权力不听话呢？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合算一番，会发现“听话”的“好处”的。
四、刚柔相济勿贪勿霸
作为一个领导者，不能太“软”，软了，是要被人欺负的。但也不能太“霸”，霸了，会失去群众基础。一定要把握好尺寸，做到不软不硬，才是真正学到了领导的艺术。
卡耐基认为，一个人的软弱性格有多种含义。例如，在一个人的软中表现出温和、柔和的特点来，往往能够得到大家的好评；在一个人的软中表现出懦弱、不坚定的特点，人们则就很难恭维的了，因为它带有一点或相当贬的成分；如果这种缺点再发展一步，因为软而害了一种“软骨症”，变得没骨气，那就更不能令人容忍。
时间悄悄地、慢慢地摧毁一切。
——［匈］凯未尔
这里所说的“软”字，指的就是“软骨症”的“软”。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遍及全国各地，“三资企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中国的传媒也开始将其触角伸到了这个一度为国人所羡慕、所向往的地方。
从总的情况来看“三资企业”在我国的发展是健康的，因为它利国、利民、利社会，所以人们是乐意接受的。
但最近几年在“三资企业”里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堪耳闻的事件，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容忍这类事件的再发生，而以往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实，都像一名名被凌辱的少女，呆立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1993年11月9日，深圳一合资公司的一场大火无情地吞噬了被牢牢地紧锁在铁门里的82条女青工的生命，中国的主要新闻媒介立即迅速报道并指出：该合资企业“别出心裁”的、野蛮的、残忍的管理方式，是造成这一惨剧的主要原因。
上海东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为了寻找一枚白金戒指，强行将31名男女工人脱去内外衣、遍搜内衣、内裤和胸罩的侵犯职工人身权的事实。
还有福建石狮一合资企业残忍地对待“中原打工妹”等一系列血淋淋的事实。
1949年10月1日，一个极其宏亮的声音传遍神州大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中国发展到九十年代的今天，怎么还会发生这类事件呢？他们又凭什么能够这么大胆呢？
用现在非常流行的时髦话来说，尽管当时的中国人很穷，生活水平很低，还在“温饱线”上过日子，但是人们活得很精神，很自在，很快活，很有志气，很有骨气。
在我国国际地位一天天地提高的90年代，在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地好起来的今天，居然在我们堂堂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了这么多的所谓谁都管不着、也管不了的殖民地式的“小天地”，出现了这样多的、如此严重漠视职工权益的、粗暴损害中国职工权益的“怪事”，中国人难道不应该表示一些什么吗？难道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难道真的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吗？别忘了，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
应该说，绝大部分“三资企业”的“洋老板”或者是生长在大陆上的“华人老板”是遵纪守法的。通过他们的劳动，国外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现代管理方式源源流入了我国，我国的生产力之所以能得到如此的发展，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因此，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中国人的尊重。
然而，有那么一小部分的“洋人”和一些“不是生长在大陆上的华人”，为了追逐更多、更大的利润，硬将中国人（大陆人）不当成人，采用的资本主义初期盛行的那套极其野蛮的、极其落后的、极其不文明的管理方式。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有的甚至将工人作为奴隶般地使唤。从那里，我们只能看到历史地倒退。
除了时间，什么也不属于我们。
——［古希腊］塞内加
究其原因是，这类“外商”有外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他们“喜欢”这样做完全由他们唯利是图的剥削阶级的秉性所定。问题是当地的“地方官”以及他们合资的“中方”所持的是什么态度？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些“三资企业”的中方管理者或当地“父母官”们能及时地干预，一般来说，他们的“豹子胆”还不至于会那样大、那样黑、那样凶残，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上述那样的有辱中国人的国格、人格的事。
然而，残酷的事实发生了，而且还不是一件、二件，而是有相当的一批。使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每一个这样的“老板”身边，就有一些或一批为虎作伥的“大陆人”，来俯首贴耳地做他们的“狗腿子”，而且，更为令人可气的是，许多侵犯中国职工的政治权益、经济权益、破坏我国的生态环境，甚至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件，当地“父母官”他们看到这些“外商”心里就有点发怵、发毛，于是大开绿灯的有之，装糊涂的有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有之，不敢管的有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有之，总之一句话，软得要死、怕得要命。更让人发指的是，当有些中国人与这些不法外商打起官司时，这些人的良心居然像被狗吃了的那样，一屁股坐到“外商”的一边。更有一些为了“金钱”而甘愿出卖老祖宗的“中国律师”。
这些中国人还能算是中国人吗？
这些中国人的“评判道德的良知系统”出了大问题、大毛病：他们“患”了一种“病”，一种恐外病、媚外病、崇外病，即人们称之的“软骨症”。他们将这些“洋老板”看成是自己的“老板”，看成是自己的“爹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中国人“患”上了没有骨气的恐外、媚外、崇外的“软骨症”呢？
一是起因于这类人过于自卑的心态。
一般来说，这类人的民族自尊心极差，将中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暂时的落后现象”看作是永久性的、不可改变的现象。他们低估了中国人的能力，总认为“洋人”是“高明”的，那些吃过“洋面包”的“华人老板”是“高人一等”的。这类人不仅瞧不起自己的同胞。甚至在内心深处还埋怨自己为什么是大陆的中国人。
这类人，就像鲁迅先生在1925年所指出的那样：“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向前发展了，遗憾的是这类“中国人”并没有完全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掉。不是吗，在出于一种自卑、崇洋惧外的心态作怪下，对待那些毫无反抗力的“打工妹”——一些来自农村的“绵羊”，只要“洋老板”一使眼色，有的“中国人”（“监工”）就凶相毕露，棍棒齐下，简直就是一个“恶奴”样；而对待那些“凶兽”（即“洋老板”）呢，则“显羊相”了。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携有遗传基因的纯种“狗腿子”。
再者，他们是被美元、港币和钞票“蒙住了眼睛”。
有的人在过去的确是有过一段“光荣历史”的，在洋人的“洋枪、洋炮”面前，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大无畏精神，很有中国人的骨气。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却禁不住大把大把花花绿绿的美元、港币和钞票的诱惑，软下了脊背。
他们原来“瘪塌塌的口袋”被他们的“洋老板”或“外商”塞得鼓鼓的之后，当这些原来“瘦枯枯的肠胃”变成“滚瓜溜圆的便便大腹”之后，当这些人原来连一个洋音都发不准的舌头能吐出一连串的“哈伊、哈伊”之后，这些人的立场、观点和感情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移向他们的“洋老板”。既然这些人如此的崇洋。我们为什么还要保留他们的中国国籍呢？倒不如把他们当作“国宝”索性送给洋人吧，当他们的“价值”被榨干后，肯定会被洋人一脚蹬了出来，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想想看，洋人也不是傻瓜，对于出卖自己民族的人，他们敢于重用吗？可到时，我们断然地要把“大门”关起来的。
时间是最残酷的暴君，它在民们向老年进发的过程中，向我们征收健康、才能、体力及容貌等税项。
——［美］霍斯特
下面的这个事件就是他们这些人的“杰作”，当湖北罗田县廖家坳乡工商所长舒高峰听到“打工妹”不幸死亡，欲前往广东南海沙头镇该中外合资企业伸张正义时，该地的“父母官”——司法人员、派出所和保安人员不仅不为受害者诉冤，反而以暴力手段对他们进行威胁，甚至还将他抓起来，送到监狱。这样一来，那些港方老板的气焰顿时嚣张起来，公然扬言：“我要把你们送到香港黑社会手里，让他们来收拾你们！”
中国很需要“洋人”和“不是生长在大陆上的华人”前来大陆投资，前来创办各种企业。正因为如此，我国才制订了许多优惠措施，以更好地吸引外资。目前“三资企业”在我国蓬勃发展正好说明了我们这个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有的“中国人”却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他们认识不到外商投资的利益的“双向性”：即没有一定的利润或很大的利润，这些“洋人”或“不是生长在大陆上的华人”是绝不会前来投资的（不能说这样的人一个都没有），这些投资绝不是一种“无偿的恩赐”。他们也认识不到，对那些“洋人老板”和“不是生长在大陆的华人”的投资，我们是欢迎的，是感谢的，但是，这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绝不丧失中国人的基本权益、绝不丧失中国人的人格。
正因为这一类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该说的就不敢说，该管的也就不敢管，有的人甚至反过来为违法的“洋大人”辩解。譬如，当有的人对“洋老板”使用“上厕卡”（员工上厕打卡，只限五分钟，超时罚款）提出异议时，有的“父母官”竟将此作为“先进的管理经验”来对待，甚至对那些提出异议的人还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不这样严加管束，怎么赚大钱？不让人家赚大钱，怎么吸引外资？”
与其这样丧失中国人的基本权益，我们还是不引进外资为好。
还有一些“地方父母官”的“说法”更为离奇大胆：不仅声称欢迎剥削，而且不怕当“殖民地”。
这是中国人说出的话吗？然而它确实出自现在我们某些领导的口中，是水平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是没有争辩的意义的。
的确，在最初，有的外商的“胆子”还不是很大的，当他们看到与他们打交道的一些“领导”居然这等水平，这等奴才样，对他们的无理、非法要求居然表现出这等的“宽宏大度”，于是，资本家固有的贪婪、剥削的本性就彻底发展、暴露出来了，对我们的同胞也就不再“正视”了。
因为我们的社会有轻视知识的“传统”，因此，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批判的是“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另一种倾向却是广泛存在的：即“实践拒绝理论。”有许多人只习惯于自己的经验主义一套，从不研究理论。
对我们来说，“三资企业”是一种全新的、很不熟悉的东西，而对于那些“洋人”或“不是生长在大陆上的华人”呢？因为有了一、二百年的实践，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将市场经济的那一套“玩”得烂熟，他们很熟悉我们国家的“国情”，也很清楚有的中国人的“人情”，更了解我们法律的“空子”究竟该怎样钻。
真理是时间的儿子。
——［英］勉思
鉴于中外之间实际存在着的差距，使“老板”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惯例，放心大胆地采用资本主义早期使用的那种野蛮的、原始的管理方式。就是那一把“大锁”把中国82条女青工的生命给锁去了，我们就是不明白，工人夜间休息，门为什么要被反锁上呢？
再说，“患”上“软骨症”的人的确是少数。如果不及时“治疗”这种丧失国格、人格的“软骨症”，让它像瘟疫似地发展起来，就必然会给我们带来沉痛的损失。
因此，对当前社会中一些人所患的“软骨症”，应该早治、快治、从根子上治！
因此，卡耐基认为，做一个领导者，不能太“软”，软了，是要被人欺负的。但也不能太“霸”，霸了，会失去群众基础。一定要把握好尺寸，做到不软不硬、刚柔相济，才是真正学到了领导的统驭术。
卡耐基还告诫人们，作为一个领导者，也不能有太大的“贪欲”。我们通过下面的事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贪”的下场，使某些领导者引以为戒。
这里所说的“贪”，指的是一种占有欲，就是对欲望过分的迷恋、过分的占有。它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有贪财的，贪权的，有贪名的，有贪生的，有贪玩的，还有贪图虚荣的。如今社会上流传着一段精彩的“顺口溜”就是对各个方面的最好的总结：一万两万不贵（受贿），三步四步都会（跳舞），五个六个不累（玩女人），七两八两不醉（喝酒），九圈十圈不睡（打麻将）。这段“顺口溜”把一些官员的“贪姿”刻画得淋漓尽致。
一般来说，当人们谈到这个贪字，脸上总是流露出一种大家都熟知的鄙夷、瞧不起、不满甚至痛恨的神情来，人们总是从相当的贬义来认识这个贪字的，所用的词也是相当糟糕的，如贪污、贪婪、贪冒、贪色、贪吃、贪赃枉法、贪得无厌等等，总之，大家对“贪”字总是嗤之以鼻。
对“一般的贪”，人们就难于接受，而如果一个人太贪，即达到了贪得无厌的程度，人们当然要群起而攻之。一个贪得无厌的人，迟早会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所以古今中外，人们就得到许多这样的忠告：“以不贪为宝”；“有些人因为贪婪，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把现在所有的也失掉了”；所以说，大凡贪心十足的人，凡想把什么东西都搞到自己的手中的人，其结果大多是“偷鸡不成反折把米”。贪得无厌的人总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过，因为贪这个字具有相当大的“功能”，譬如说，它能“及时”地满足人们一时的欲望，给人们带来暂时的“忘情的欢乐”、“恣意的享受”和“莫大的刺激”，所以有的人往往会只顾眼前的利益，把“糖衣裹着的炮弹”狼吞虎咽地吞了下去，丝毫不讲后果如何。
例如，沈太福的种种“贪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沈太福也是没有好下场的。
他的胃口可真不小。在短短几个月中，一下子居然诈骗了十亿元——一个新中国自成立起揭露出来的最大的诈骗案。
沈太福，真是贪到了极点！
那么，这种贪得无厌的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卡耐基认为，太贪的人往往都是极端的自私自利、恣情享乐贪得无厌的人。
消磨时间者，亦必消磨事业。
——［美］福布斯
卡耐基说过：“一个最可恶的人是一切行动都以自我为中心；就像地球以自己为中心而转动，让其他的星体在它的周围环绕行动一样。”自私、利己，是一切贪得无厌的人的共同特征。他们恪守的信条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沈太福就是这类人的代表。
沈太福的一切所作所为不是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为了改革开放，为了发展新技术，而是为了一个贪字，贪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情地享受”，而且对他来说，这种“尽情地享受”的欲望，会愈来愈高。
卡耐基认为，太贪的人往往都是不择手段的人。
“凡贪者必心黑”，因为这种占有欲望完全是一种过分的、不切实际的、想入非非的邪念，因此。为了实现其这种贪得无厌的欲望，他就必须使用一般人想不出来的“诱人的绝招”来，作出一般人想不出来的“使人上勾的绝活”来，当然，这些“绝招”和“绝活”大都是不道德的、带有阴谋性的，大部分都是违法的。
沈太福所打的旗号是：发展节能电机新技术，以“技术开发合同”的形式向社会集资，往往能遮人耳目。
沈太福还利用当前老百姓普遍的、急欲想富的躁动心理及缺乏风险意识的弱点，以超过银行活期利率10倍（年回报率24％）的高利率作为诱饵；而且为了让人们相信他的“实力”，还想出了一个极其高的“高招”：投资者可以随时连本带息收回投资，利息按月计。为什么沈太福在短短时间中能骗到10亿元之巨的巨款，这就是他所策划的阴谋。
沈太福还充分地利用了人们相信领导权威、迷信领导权威的心理，对领导人、名人、专家和权威不知其底细的弱点。用他们的名字和用他们的权力为他作“廉价的广告”，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上当受骗。沈太福用非法集得的款项先后向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及有关新闻单位、银行等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钱、物，共计价值人民币25万余元……
就这样，贪得无厌的沈太福采用了种种的手段，在短短两个月内之内，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强大的“沈旋风”，神话般地筹集了10亿人民币的资金。
卡耐基还指出，太贪的人往往都是狗胆包天的人。
说起“贪”，往往是与“胆”字连在一起的，一个人要做坏事，其前提条件之一：必须要有胆。
8“贪”，也不例外。有“胆”才敢“贪”，而“贪”的成功，又大大地强化了“胆”量，使“胆”大大超出了它的范围。像沈太福这样的行骗方式和最后所想达到的目的，没有“胆量”能行吗？
所以，沈太福竟明目张胆地在不向投资人提供明确的资信状况，不向投资者提供筹集资金的明确用途的情况下，大干一手遮天之事，其原因是：
一是要将事态扩大到社会上去，扩大到国际上去，通过歪曲事实、大造舆论的做法，形成一种所谓的国际、国内压力，迫使中国人民银行撤销3月6日发布的《关于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
二是将长城机电公司必然破产的责任转嫁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身上，让民众造成“中国政府‘迫害’民办企业”、“中国民办企业难于发展”的错觉。自己也便于脱身。
三是通过再一次提高集资利率（从24％提高到48％）来暂时摆脱困境。显然，这是一种“一举两得的阴谋”一旦阴谋成功，则可以将老百姓的胃口吊得高高的，让老百姓口袋中的钱滚滚流入到他的口袋之中；如果这一企图失败，则可以转移老百姓的视线，让投资者将只是从纸面上获得的“空欢喜”，转化为一腔的“怨言”，从而蛊惑民心。
准确守时，为事业的灵魂。
——［英］哈利保顿
一旦沈太福的阴谋得逞，如果政府不采取有力的行动干预的话，这件事很可能会成为某种社会事件发端的“导火线”，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沈太福的一切都围绕着“贪”字运转的。最后，他终于被司法部门依法逮捕。1994年4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后，宣布这样一条消息：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犯有贪污罪的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裁沈太福，昨天上午被押赴刑场，依法处决，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随着一声枪响，沈太福的一颗贪心终于停止了运作，这就是太贪的下场。
“太软”、“太贪”都是使不得的，那么，做人能不能“太霸”呢？
1993年4月16日，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极轰动的新闻：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4月15日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刑事拘留。”
四个月后，新华社又发表了一条题为“禹作敏被判有期徒刑20年”的消息，在全国各地被传得沸沸扬扬。
看过这两条新闻的人很快就会产生以下一系列的问题：
为什么一个“红极一时”的、曾对中国的农村改革事业作过好事（贡献）的禹作敏要包庇、窝藏杀人犯？
为什么禹作敏敢于向上谎报案情、非法拘留公安刑侦人员？敢于如此煽动群众阻挠执法机关通缉案件重大嫌疑人员？敢于如此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不正视政府的威严。
原因的关键点就在于：禹作敏太霸了，霸到了连党纪国法都不放在眼里的程度。
“霸”可以解释为多种含义：一是指势力强大、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人。譬如，过去常说的“世界超级大国——两霸”，就是指各领导一个阵营的、力量强大到足以使其他国家俯首贴耳的国家。
二是依仗权势、胡作非为、横行一方、欺压百姓的人。如过去武侠小说中常见的那些发号施令、欺男霸女的恶霸、地痞流氓等人。
三是强横霸占之义。譬如，在某些自由市场，常见有些不讲道理的人依仗人多势众或者身强力壮，价钱的决定都要听他的，便宜的货物都要由他来经手，不顺从的就施以暴力，这就是所谓的欺行霸市。
总的来说，“霸”是一个贬义词。因此，在国际上，我们打出的旗号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坚决反对大国、压迫和支配小国、弱国的现象；而且提出坚决不称霸：不仅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
一个大的国家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人呢？然而，偏偏就有不少人，昏了头，就是要称王称霸，要做“土皇帝”，要做“太上皇”，要做鱼肉邻里百姓的“土霸王”。
这类人的权欲特别旺盛。拿破仑有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现在有许多青年人对自己的人生设计中，往往将当一个政治家作为自己发展的一条路，至于改革开放以后毛遂自荐当官也早已不是新闻了……因此，许多人为了当官而不择手段。
在所有的批评家中，最伟大的、最正确的、最天才的是时间。
——［俄］别林斯基
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做官欲呢？是为人民呢？还是只为了自己？如果属于前者，一般来说当官欲不会太强烈，能当则当，不能当则算，为民也不错；如果只是为了自己，那就是不管自己能当还是不能当的，先当了再说；不仅要当小官而且还要当大官；而且还要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和方式去跑官买官……禹作敏的权力欲是非常强大的，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他终于将大邱庄变成了禹氏控制的一统天下，禹作敏和他的儿子禹绍政成为大邱庄的“老少庄主”，将大邱庄变成了一个敢于与政府抗衡的禹氏领地，简直成了一个“小国家”。
一个称王称霸的人总想千方百计地去控制他人。因为霸意味着不平等。霸主总是以“太上皇”自居。心里面总是装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他总是一个劲地要控制他人，总要别人无条件地、绝对地服从，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不许别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行事，否则就会对他们“不客气”，就会受到他的无情惩罚，如果他是一个具有生杀大权的人，那么，不服他的人就更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譬如，就拿这个禹作敏来说，不过是大邱庄的一个“庄主”：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官”并不是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然而他在自己的“农民帝国”中，成立保安队。私设公堂，随意殴打群众，厂级、经理级领导都配有枪支弹药。平心来说，可以“管”禹作敏的人也实在多得很，然而，因为平时做惯了“太上皇”，养成了谁都“不买账”的毛病，硬是要与可以“管”他的天津市公安局相“对抗”，居然敢蒙骗万余民工，用车堵塞交通，多次扣留、殴打执法人员……
禹作敏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有“霸心”。
卡耐基指出，“霸”意味着不讲道理，霸道的人永远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他的话只许照办，似乎不容讨论，什么民主不民主统统不管，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专制、独裁。禹作敏就是这样一个人。照道理来说，禹作敏只是代替共产党在大邱庄内来行使权力，然而，禹作敏却昏了头，将这个基本的东西搞颠倒了，他置党纪国法于脑后，大搞禹家天下了，禹作敏的话是“圣旨”，还搞起什么“禹作敏语录”来了，他本人简直就成为“真理的化身”了。而实质上呢，不就是一个“土庄主”、“土皇帝”吗？
他把什么道德、什么党纪，什么国法，统统可以抛在一边，因此，他的行为只受他自己的意志控制，只受他富有情绪色彩的“灵感”所控制，从而变得越来越缺乏理性，越来越冲动，越来越霸气了。于是，只要感到需要，他的行为可以与法律相撞，甚至于不自量力地与整个国家机器相抗衡。
卡耐基认为，一个称王称霸的人总想无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占有欲”。这也是这一类人的特色。这类人在别人面前，会不停顿地显示自己，夸耀自己。而且只要他认为是需要的，他都要不择手段地搞到手，施用暴力、强行霸占。
一个称王称霸的人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建立起他的“势力范围”，利用各种力量和方法去剥夺公民们的利益。“霸”这个字，总是与“恶势力”连在一起的。凡有“霸”之处，必定是恶势力严重猖獗，必定是百姓有冤伸不得、有苦诉不出的地方。而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恶霸”、“恶势力”通常容易受到保护。
他们善于“红色包装”，这些家伙（包括“恶奴”），明明很坏，却要戴上一顶顶红色的桂冠，甚至操纵舆论工具为他们捧场，使他们的行为具有欺骗性，以此来取得人们的“拥护”。
年轻的时候，日短年长；年老的时候，年短日长。
——［法］凯撒
他们还利用“三张关系网”来编织他们的恶势力：人情关系网、金钱关系网、家族关系网。为什么有的地方恶势力难以清除？为什么那些“红色的恶霸们”得以长期存在？为什么进入他们控制的地区进行调查就像当年的敌后武工队那样，处境极其艰难，稍不小心，就容易翻船呢？主要是有“三张网”的保护。
如果一个人的心眼太恶，就有可能称王称霸。
“霸”总是与“恶”这个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恶霸”这一词的来源。
正如卡耐基所说的那样：“恶行之所以该咒，是因为一个恶行会不断产生其他恶行的缘故。”一个人如果恶做得多了，坏事干得绝了，顺理成章，他就会成为某处一霸。
当领导的如果太狂了也有可能称王称霸。
当领导的如果太狂了，看不起任何人，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就会目空一切，就会“天下唯我独尊”，就会不知天高地厚，就会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人，一旦有了点权，就会“得志太猖狂”。从而成为一个霸气十足的人。
一个人如果功成名就以后就有可能称王称霸。
有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很霸的，而是在功成名就的过程中逐渐霸道起来的。有的人经过努力、奋斗，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就目空一切，过不了“成功”的这一关。
因为不能正确对待，他便会居功自傲。总之，因为不能正确对待，他身上的霸气便会越来越大。过去的开国皇帝为什么不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杀他的助手，就因为在那时还“用得着”，一旦夺得了皇位，就完成了一统天下的霸心。于是，情不自禁地便开了杀戒，将当初一齐起来造反的功臣全都杀掉。
领导者有权有势以后就有可能称王称霸。
“人之初，性本善”是自古以来的道理。然而有一些领导者在获得了权力之后，尤其是当他们尝到了用权力满足自己的非分的欲望的甜头之后，就变得很善于弄权了。
他们依仗权的力量去笼络人，他们依仗权力置反对他们的人于死地。因此，一些想称王称霸的人在没有权的时候，就拼命想得到权，有了权的时候则拼命地“弄”权。
有的领导者，当他自己实在“弄”不到权时，他便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权贵”，借他人的权势来仗势欺人、横行霸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狐假虎威”。不过，一般来说，这种人的霸道，是不会长久的，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过于霸道的领导者，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终究会被人民踢下台，成为阶下囚。
任何事物都无法抗拒吞食一切的时间。
——［印］泰戈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