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实存就是人生的实际存在，或实际存在的人生。把人生放到普遍联系和发展着的社会环境中看，它不是孤立的、静态的存在，而是经过中介过程的被扬弃的存在。因此，实存就是在人生过程中的个体自身与他人的统一，就是从自身与他人的统一中产生出来的，是人生寿律和阶段性统一的结果。讨论实存问题的意义在于深入认识人生的本质，从而来认识人生的历史责任，为解决人生的实际问题提供理论根据。如果只研究寿律和阶段，还只有量的规定，不能从本质的角度来看待人生，就无法回答人应当如何和能够达到什么境界。所以，实存问题既是寿律和阶段的归结，又是进一步讨论人生之善的准备。
风险分散固然重要，但精神分散却要不得！因此，股票持有的种类最好不要超过三种。
——邱永汉
人生是什么？这是很难用一句话说明的。通常的说法：人生就是人的生活。可是这样说不过是同义反复。“生活”又是什么呢？用“生活”一词概说人生，实际上并没有多说什么，因为“生活”本身还是需要加以说明的。当然，可以揭示概念的外延，说它包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也可以把生活加以具体描述，说人生就是生存、劳动、恋爱、交往、精神活动等等。但是，这样虽然可以从生活的范围、形式上，经验地说明人生，但不能体现出人生的本质特征，使人对人生有一个概括的把握。
从本质上认识人生并不容易。有一幅漫画，画着一位画家坐在大海的岸边作画。他要描画他所面对的大海，可是最后画在他的画布上的不是蔚蓝海水、汹涌波涛的美景，却是海水的化学结构式H2O。这是讽刺画家或某种人该用形象思维的时候他用抽象思维，该作具体景物的描绘，他却脱离现实，陷入理论的抽象，结果必违初衷。反其意而用之，我们要说明人生是什么，正是要像这位画家那样，透过人生现象的重重“迷雾”，揭示出人生的本质，用思辨的概念来概括无穷无尽的人生经验。
但是，问题在于认识和说明人生与揭示大海的本质是不同的。要揭示出海水的本质，任何人都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H2O。但是要认识和说明人生的本质，人们对人生有不同的认识。古希腊哲学家曾把人看作一个小宇宙，向后人指出了人的复杂性和认识人的困难性。自那以后，二千多年的中西哲学家对人和人生作了无数的描绘、说明，但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公认的关于什么是人生的概括定义，说明人生是什么几乎成了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我并不奢望说出一个人赞成的一劳永逸的人生定义，但我认为每个自觉地把握人生的人，必须有一个对人生是什么的正确认识，从而指导自己的人生行为。
其实，人这个小宇宙同大宇宙一样，是可以认识的，并不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问题。问题在于是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人生。这就是说，要从人生的实存中寻求人生的本质，回答人生是什么。在这里有几种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
一种是宗教家的态度，他们脱离人生历史和社会实际，以人的本身为着眼点，把人生神秘化、宗教化。
按照基督教教义，人是上帝创造的。最初的祖先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指示，接受了蛇的引诱，吃了智慧之果，两人结合，犯下了原罪。因此，他们的后代人类就必须世世代代吃苦劳作、生养，借以赎回原罪。在基督教的人生哲学中，人生就是由上帝安排的赎罪得救的过程。怎样赎罪得救呢？这就是要终生克制肉欲、净化灵魂，最后进入天堂，获得永生。教父神学家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就是以自己的人生为典型，陈述基督教的理想人生哲学的。在他看来，人的一生就是连续不断地接受上帝考验的过程，就是自己同自己的灵魂进行无情的斗争，挣脱世俗人生的锁链，皈依上帝。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人生的“进步”。
在股市，没有值得百分之百依赖的对象。
——邱永汉
在各种宗教哲学中，佛教人生论也是一种典型。佛教认为，人是由地、水、火、风、空、根、识七大假合而成。作为色身的人，实际上只是一个臭皮囊，里面装的全是腥臊烂臭的东西，九窍常流不净，不值得爱恋。人生因为有色身之累，逃不脱受苦。有所谓三苦、八苦、十苦、百苦。最一般的苦是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离别苦、怨憎苦，不得苦、阴炽苦。人生要脱离苦海，就必须皈依佛法，克制生命，发扬无生无灭的慧命，即人人本有的知觉性或佛性，仗佛力，增自力，进入一个快乐的人生世界。因此，佛教人生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一切众生皆当成佛。纵是博地凡夫，既然本有佛性。就应该直下承当，勇猛精进，实现成佛的人生目的。在佛家看来，人从色身出生到最后涅槃，就是“出死入生”的过程。六千卷大藏经所讲的，归根结底就是这四字的人生教义。尽管佛教大师们宣传他们的经典字字句句放射着光芒万丈的所谓“真理之光”，但照常人的人生看来，这样人生并不能反映出人生的本质特征。
第二种是自然主义哲学家的态度。
他们反对宗教家对待人生的态度，主张根据自然的本性和规律来解释人生。他们把人看作自然的、机械的生命运动，甚至就看作如同机器一样的、按照物理运动的法则运动的实体。有些自然科学家按照生物学、生理学的法则解释人生活动，把人生看作是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过程。前者如十八世纪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里。他认为人是机器，是一架自己会发动自己的机器。发动的力量就是食料和热能。人生百年既不是靠上帝，也不是靠佛祖，而是依靠食料和热能所维持的人生物质的持续运动。这种运动只服从实体的结构和静力学运动规律。后者如十九世纪英国进化论者达尔文。他主张由动物的进化来解释人生的发展。他的《人类的由来》一书，无非是要证明人作为生物体是从结构低级的动物演化而来的，人生的理智、道德、欲求等活动，都可以追溯到低等动物阶段，因而也服从生存竞争的规律。这种态度看似科学，寻求规律，但实际上是混淆了人类生活与动物或一般生物活动的本质区别，所求并非人生之“是”。
第三种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态度。
他们看到了自然主义机械论的错误，一般的也不相信神佛。他们强调理性、思维、精神，视人为“万物之灵”。在他们看来，人有两重生活：一重是外在的、肉体的、物质的生活；一重是内在的、理性的、精神的生活。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思维、精神体现着人之为人的本质。理性、思维、精神高于一切，统治一切，甚至创造了人生世界。
因此，人是自由的，人的本质就是自由；人是目的，其他一切都是手段。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认为人生不是机械的、被动的，而是主动的自由意志、自我实现的活动，是精神的自我完善的过程。这样，他们就把人生归结为不受上帝主宰，也不受环境决定的精神主体的活动。
黑格尔的哲学就包含着这样一种人生哲学体系。《精神现象学》、《法哲学》都是揭示作为绝对精神自我完善的人生过程。他特别赋予理性以行动的意义，让理性能动地向意志过渡，让认识向伦理过渡，让个人向社会过渡，并在社会意识、客观精神中展开种种壮阔而深邃的人生画面。卡耐基认为，唯心主义的人生哲学虽然是乐观的、向上的，但是从其理论根基上说，同宗教人生论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从根本上来认识人生。
成交量是动力，价格走势是方向。
——赵炳贤
但是，就处世态度而言，黑格尔的人生哲学是同宗教人生观大不相同的。前者是积极的，可以得出革命的结论，后者是消极处世的，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举一例便可知。弥勒佛有一次向众菩萨发问：“善者有人欺他，恶者有人怕他；强者有人让他，弱者有人害他；富者有人骗他，穷者有人吓他。此六等。众佛菩萨以为何如？”达摩祖师答曰：“尔莫管他，且自由他。再过数年，尔且看他。”这段禅语很典型地表达了佛教的消极处世哲学。相反，黑格尔强调对立统一，通过积极的斗争，促成现实世界的转化，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他在六十一岁时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警句：“去行动，用道理来促进大众，至爱亲朋，齐奋起，把胡作非为扫净！”显然这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表达着黑格尔渴望社会进步的心情。这就是说，不同的哲学体系，会产生不同的人生哲学；同一个哲学体系，由于方法不同，态度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人生观点。这里有多种复杂的因素，不能简单自然观、世界观推论出人生观，对具体哲学体系要作具体分析。
卡耐基认为，人有着大体与动物相同的生理活动，需要有一定的外部环境和物质条件。但是，人毕竟与一般动物不同，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人作为社会动物，虽然不能完全摆脱动物性需要的方面，生理活动要受生理法则支配，但由于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自觉地、有目的地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控制生理和调节生理，因此也使生理活动的自然实现了社会化改造。这种改变之大，使动物和人类之间有一条明显的鸿沟。
人类不是通过简单的刺激——反应适应环境，求得生存，而是用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去改造环境，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主动地生存和发展，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自我、完善自我。
卡耐基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决不能脱离社会生活，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环境及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历史，是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规律，按照一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向前发展的，在阶级社会里，还要受到阶级斗争规律的制约。因此，人生不能离开社会历史的制约性，实现绝对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个人都是按照一定规律发展的历史车轮上的一个齿轮，一个螺丝钉；任何一个人的生活过程，都不过是在社会历史所提供的舞台上进行的有限活动罢了，而不可能相反，从自己的头脑里去创造、外化社会历史。因此绝对自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不现实的。精神活动、自我意识不过是人脑活动的性能，是实际生活过程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那么，人生是否就是完全顺从历史规律的消极被动的生活过程呢？是否如斯多阿主义者所说的，像狗一样被拴在历史车子后面跟着跑或被拖着走的呢？当然不是。唯物辩证地对待人生，不但要肯定人生必然受制于社会历史条件，由历史规律所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事先按照理想的目标，安排自己的行为，改造自己的生活环境，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整个人生，就是这样一种主动适应和创造生活的过程。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人生活动。不仅在人类产生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而且在人类产生后，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中，也起着推动作用。卡耐基认为，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生活。
股票乃是安全性最高的赌博，光凭赌运并不一定能够成功，还有赖于思考力与忍耐力来结合。
——邱永汉
这里所说的主动和能动词义相通，又稍有区别。主动是相，对于被动而言的，能动是相对于所动而言的。主动也是自动，也相对于受动。但是不论用什么词义，被动、所动、受动，其动皆由于有所受，而主动、能动、自动，其动皆由自身而始动。唯有人能如此，自强不息，新新不已。艾伯特·赫巴德说得好：“什么是主动？且让我告诉你：它是不经吩咐，而去做正确的事。”这正是就人是主体，能够自主、自律而言的。对人来说，环境有不可逃脱的决定作用，人不可能离开环境而进行生活。人能够认识环境、利用环境、改变环境，人生究竟如何还在于主动地认识、利用和改变环境。在环境相同或大体相同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主体性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人生态度。在环境不同的情况下，有人可能在好的环境条件下无所作为。有的人则可能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创造出大有作为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事在人为，人生是各个人自己创造的。这正如马克·吐温所说，“构成生命的主要成分，并非事实和事件。它主要的成分是思想的风暴”。
因此，卡耐基认为，人生既不是机械的、被动的生存过然要求变为自己自愿去做的事。人生就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受动性的统一，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人有双重生活，即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个体生活和群体生活。动物只有单一的外在生活，没有内在生活；只有个体生活，没有群体生活。人的内在生活即心理、思想、精神世界，是个体对群体发生的关系，是社会关系所产生的生活再现和想象。在这种生活中，每个人本身，既是个体的“我”，又是人类中的代表。人能够对自己进行思考，对自己说话，把自我当作对象，内自省，以致内自讼；人能够根据一定的理性原则，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调整情感和欲望，作出符合一定理想目的的行为选择，从而成为驾驭自己情感和欲望的主人。人首先要成为自己的主人，才能自主、自立，过有为的社会生活，才不至于像动物一样，成为自己情欲的奴隶，成为外部环境的奴隶。这里就包含着人之为人的内在性原则。
人之为人首先决定于外在的社会历史原则，亦如上述，但就人作为个体的生活来说，还必须同时重视其内在性原则。没有这一原则，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应付完全处于被动。所谓“内在性原则”，也就是目的性原则。具有内在目的性，是有理性的、自觉的主体的本性。在这里，有理性的、目的性的、自觉性的、主体性的，具有同一意义。人生的一切努力奋斗，总是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总是朝着这一目的而进行。盲目的行为是无理性的表现，也是主体性的缺陷。
目的对于人来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也是人们活动的力量源泉。它的内容就是主观化了的客观利益，即主观利益。主观利益形成人的行为目标和利益感，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实现其利益，构成人生活动的原动力，从而使人成为主体。人决心作出某种事情，就是人们内在目的的外在表现，也就是使内存目的外在化、对象化。正是这种主体性活动，体现着人的个体性或个性，这就是作为个人的人生。在这个意义上，人生就是一个由内向外的主体的创造，人生的命运是由其自身所决定的。有一句有名的箴言：失去金钱的人损失甚少，失去健康的人损失极多，失去勇敢的人损失一切。此言用于人生的内在性原则，其意义就在于人生有为先要勇。当然，正确的所为还要有智，有谋。因此，古人说：“有勇无谋，豹虎也。”但不论有勇有谋，都决定于人的内在目的性。一个失去内在性原则的人，决不会有生活的智谋和勇气。
股票买卖的是未来，而非过去；研究过去，主要的还是要把握未来。
——邱永汉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重视人生的内在性原则，对此作过许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一书中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
公都子问曰：“均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均为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己矣。心之官则思，则思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夫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这段对话强调的就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性原则。公都子不懂得这个原则，所以不明白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中，人的成就却不相同。孟子所讲的道理，概括起来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强调要用理性、思想所确立的原则，控制耳目官能欲望，不被渺小的私欲所引诱，堕入狭隘的声色享受的小天地，不能自拔，而要识大体，遵从做人之正道，对立远大的理想，就能成为大人。“不能夺”即坚持原则。孟子的这个思想同欧洲哲学史上的斯多阿主义很相似。
斯多阿主义的人生原则就是依照本性而生活，即依照道德而生活。依照本性而生活也就是过理性的生活，依照理性的道德原则而生活。这个理性原则就是一元化的、内存的原则，只有坚持它，才不致于误入人生奇迹。黑格尔曾批评过斯多阿主义的内在性原则的形式主义，但也肯定过它是一个伟大的原则。它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不能使一个人自己在自己内心里二元化验，而保持内心统一，不为外在的邪恶所摧毁。
黑格尔说：“斯多阿派哲学的伟大处即在于当意志在自身内坚强集中时，没有东西能够打得进去，它能把一切别的东西挡在外面，因为即使痛苦的消除也不能被当作目的。”黑格尔的批评和赞扬都有合理之处。如果把斯多阿主义的内在性原则，作为它的唯心主义哲学命题，也无甚可取之处，但是作为人生哲学的思辨，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一个人要是原则地生活，就不会有良心，有人格，就会为外物所引诱，从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丧失做人的资格。难道这不正是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所缺少的东西吗？
内在性原则不仅包含着理性的原则，也包含着内在的热情力量。热情是一种深藏在内心的精神力量，促使人们朝着一定的目标而斗争，是人体固有的特质。人生中的热情，就是把内在的这种特质发挥和表现出来。因此，有人称这种热情为人的内心的光辉、炙热的内在力量。它是发自内心的兴奋，充溢于整个为人，决定着人们的人生价值。一个热诚的人，就像有一种无穷的力量在支配、推动着他前进。人生事业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热情起着主导的作用。
卡耐基认为，就个人行为和生活来说，理智决定认识，热情就决定行动。
没有热情，任何正确的理智都不会成为实际的行动，任何能力都不会发挥出来。热情可以促使一个人从浑噩中奋起，来创造更高的人生价值；热情可以使一个人有百倍的勇气，去建立功业；热情也可以从精神和行动上，影响别人，以致感化许多人，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培养自己内在的热情特质，就使自己的人生永远保持乐观、向上的力量，失去了热情也就失去了内在的灵魂。
当然，在承认内在性原则的同时，必须肯定它的唯物主义前提，承认外在世界的客观必然性和决定性原则，不能忘记自我内在性的意义始终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否则就会导致唯心主义的内在论。卡耐基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内在性，而在于承认什么样的内在性。
失却了健康，什么爱情啦，荣誉啦，财富啦，权力啦，就都不能使人振奋。
——［英］盖伊
承认社会历史决定性的内在性原则是唯物主义的，或称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相反，否认社会历史决定性的内在性原则，就是唯心主义的，或称作主观主义的。有一本书叫《四十岁前成功》，作者说到不要“庸人自扰”，以免妨碍取得事业的成功。但是他把这一点强调得过分了，以致认为任何外部标准、别人的劝告，都是不必要的。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规律，是由其本身的良心所决定”。显然，这是把内在良心原则绝对化，重复了历史上早已被否定了的唯心论的错误。人生因为是要由每个人去实现的，因为有一个内在性原则，所以就具有了很大的相对性，不承认这种相对性，就不可能与人生的实际相符合。但是，夸大人生的相对性，把它推到不适当的、否定一切外部决定性的地步，就是错误的了。
这就是说，要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内在性原则。这个原则如果加以正确的、科学的运用，对于认识和完成人生，都将是一种“更高的方式”。
卡耐基认为，人生是主体与客体、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受动性的统一。但更是主体的、主观能动的活动。真实地讲，内与外具有同一的内容，内在要反映外在，又要创造“外在”。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不是外在主动去统一内在，而是内在主动统一外在。在这个意义上，人生更应该正确运用内在性原则。一个有积极作用的人，自己意识着自己行为内容的必然性和义务性。由于这种自觉，他不但不感到自己的自由受到了外在要求的限制，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自觉性意识，他才能达到内容充实的、实在的自由，而不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自由。一般来说，当一个人自觉到他所遵循的必然性和义务性时，他同时也就达到了最高的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正如卡耐基所说，伟大人物不仅志其所行，而且也行其所志。
人生因为有复杂的、隐密的内在生活，所以常常使人难以琢磨，让人猜不透。如果人生像一个圆球在桌面上滚动，它的轨迹再复杂，也是容易认清，也可以得到正确的认识。如果像动物一样，只有外在生活，那也容易认识。所以，认识人生、驾驭人生，不仅要注意外在的决定性原则，同时还要注重内在性原则，把内在性原则和外在性原则统一起来。与主体的人相对应，世界是客体；与肉体的人相对应，思想、精神的人，就是主体，所以，内在性原则，作为精神原则，也就是主体性原则。人有思想、有精神的生活，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人生。卡耐基告诉人们：不顾思想的人是固执，不能思想的人是愚蠢，不去思想的人是奴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的生活是思想造成的。人生的恶运，往往只需要将当事人的内在态度由被动转为主动，就会有所改观。从上述特定意义上说，这些话包含着深刻有益的人生启示。从理论上说，注重内在性原则，是正确理解和运用主体性原则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在批评旧唯物主义的缺点时，曾经强调指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是说，理解人生的活动，不仅要从客观客体方面去理解，看到事物现实，感性的内向化过程，人的意识内容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坚持唯物主义决定论和社会性原则，同时还要从主观方面、主体方面去理解，看到由内而外的外化过程，坚持主体性、内在性原则，从主观的方面，从主体的立场来看待人生。就是说，一方面要看到道德行为不仅是社会的、被决定的，另一方面它又是自主的、自为的主体性的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片面性，正确理解人的道德行为和人生的崇高性。
股票市场永远不会简单地重复过去。
——王师勤
人生究竟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只说到人生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受动性的统一，还是不够的。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活动，在其现实性和表现形态上，不是单一的、不变的，而是变化无常、深不可测的。
个体的人虽然是一个人，但实际表现出来的，活动着的这个人，却是百种、千种，表现出千奇百怪的姿态。实际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变能力。正因为这样，许多人把人生看成演戏，每个人都是人生舞台上的演员，有规定的上台和下台时间，在台上时都要演出各种不同的角色。不过，这种看法如果不是否定的意义上使用，也可以说人生就是要在人生舞台上做演员，有一定的生命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每个人要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戴上”各种面具。有时做父亲，有时做丈夫，有时做领导，有时做被领导，有时做思想家，有时做务实者。有时认真，有时马虎；有时严肃，有时诙谐；有时发怒，有时温和；有时要争夺，有时要谦让；有时要欢笑，有时要苦恼；有时要互爱，有时要争斗；有时要互助，有时要竞争；有时要尊大，有时要谦卑；有时要机灵，有时要装傻，如此等等。每个人都在扮演着几个角色，变化着数不清的面具，真如卡耐基所说：“人总的说来越文明便越像个演员。”
那么，怎样看待人生中的这种现象呢？人生的面具、角色与人生的真实和本质是什么关系呢？
有人认为，角色不是个人，而是掩盖了个人的真实性。面具、角色，都是假象、假面具，以假乱真，正是面具和角色的意义。
有人认为，人不能永远真实，也不能永远虚假。真实中有点虚假，虚假中有点真实，都是动人的。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相间，是人之本性。
有人认为，人就是他的面具，以为在面具、角色背后还有一个真实的自我，那是幻想。认识人只是认识他的面具，面具就是人。
也有人认为，面具虽然是假的，人生扮演着各种角色以表现出迎合世俗的德行，但久而久之也会由假而真，唤醒人的真性，转化人们内心是高尚的思想品德。
正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
卡耐基认为，以上种种看法的共同缺点是把面具和真相、角色和自我对立起来，孤立地片面地看待人生。
其实，面具和真相、角色和自我，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统一的。“面具”一词原意是指个体特征，人的社会地位、身份，因此也与角色相通。引申其意也称人格。这种词义就表明了面具和真相、角色和自我的统一。
如前所说，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人是有目的主动去生活。人要自觉地使自己的内在性客观化为行为活动及其结果，只有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如果脱离客观环境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就不可能实现。由于客观环境和社会要求的复杂性、变易性，每个人的自我形象或表现，必然是多样的。但是这种形象的多样性和多变性，由于内在自我性的制约，又是统一的、稳定的，体现为某种个性的整体。这就是说，个人的人生活动，既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适合目的的对象性活动。同时又是某种主观的、内在自我性的表现。面具的多样性、角色的多变性，是人们主动去适应社会和环境的表现。诚于中而形于外，诚为一，形为多。这可以说是面具与真实、角色与自我的辩证法。
股票投资之所以和购物售物不同，是因为投资股票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大势，而不是着眼于当前的小价。
——赵炳贤
卡耐基认为，面具并不是假脸，而是一定个性的模型，或行为品性的样态。
所以它不能脱离自我而存在，也不能对自我真实保持中立。人们选择某种面具，是适应外部环境的需要，它体现着社会环境迫使个人顺应的客观要求。如果说婴儿是完全本其自然的样态，那么婴儿往后的成长，就愈益随着对环境的适应而带有面具。人们往往说小孩子纯真不假，大人总是带着一定的面纱，半真半假，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人们选择什么样的面具，不是与自己无关的，完全是外在的形式，从人们的自觉选择来说，它就是自我的需要，是自我对社会的一种适应性。人们要通过他证实和表明真实的自我是什么、是怎样的。正因为这样，面具也就有很大的随意性，与真实的自我保持着一定的差距，还不等于自我。这种差距如果扩大到一定的程度，面具就成为假相。
面具与真实的差异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面具的选择最初往往是勉强的、不得已的，或者是仿效他人的模式。但是在以后的生活实践中，由于不断重复此种面具，也会习惯成自然，使所选择的面具成为自己的代表物，或称“第二天性”。这时，个人自以为是面具的东西就成为他的自我的一个方面、特征表现。在这个意义上，面具体现自我的真实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面具转化为人的秉性特征的过程：开始是自觉选择的东西，在成为习惯之后，人们不再对它注意，渐渐转化为人们自己也不自觉是自己选择的东西了。这时面具就不为人们所察觉地、自然地表现着真实的自我。二者达到了和谐一致。这种转化之所以成为自然而然的、必然的，面具是人们适应社会的一种需要。这种要求具有“社会绝对命令”的性质，因此它总是能够使自我接受它，从不自觉的选择到自觉的接受，以致习惯成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自我的真实，而个人自以为真实的自我反倒成为虚幻的、不真实的东西。这就是说，面具是一个适应机制，它使个体能够适应一定的社会关系要求，表现真实的自我。
卡耐基认为，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个体，都必然要带上一张面具。
这里要注意，不能把面具和假相混淆。有些人习惯地以为面具就是假相、假脸。要说某人真实、诚实，就认为某人毫无面具假相；要说某人虚假、不诚实，就认为某人带着一副面具，掩盖着真相。这是对“面具”的误解。其实无论真实的、诚实的人，或者虚伪的、不诚实的人，都有面具。
卡耐基认为，现象是本质的表现，任何现象都有和本质相一致的方面，也有和本质不一致的方面。
完全和本质保持一致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因此面具不可能与真实自我完全统一。但假相也不是与本质相反，而是在相反中也有与本质一致的地方，因此说假象也表现着本质。
忧愁好像一块石头，一个人会被它压倒，两个人就能轻而易举把它从路上搬开。
——［德］豪夫
这就是假面具也正是欲掩盖自己真相的人自觉采取的，这正是那些虚荣爱面子的表现。假面具之为假，是它与社会关系的客观要求相背离，同时，也有损于自我的人格和信誉。《钟馗传》中有这样一段故事，说钟馗带领阴兵去攻打无耻山寡廉洞里的涎脸鬼，涎脸鬼带上了一副厚厚的假脸出来交战，结果钟馗无论怎么用刀砍、用箭射、用脚踢，都不能损伤涎脸鬼的脸。后来钟馗想了一招，自己也造了一副厚厚的假脸，比涎脸的那副假脸还大还好看，不同处是在假脸中装上了一颗良心。再次叫阵时，钟馗提出愿与涎脸鬼交换假脸，涎脸鬼不知底里，自然愿意交换。结果一交战不多时，良心发动，涎脸鬼戴的假脸越来越薄，最后竟薄削得如纸一样，须臾现出一副良心，涎脸鬼不觉满面羞惭，败下阵来，逃回寡廉洞后自刎而死。作者题诗道：“但得良心真发动，果然有脸不如无。”
这里所描写的涎脸鬼的假脸也就是他的面具。故事说它是假的，用铁铸、刷漆，又贴了几千层桦皮，真可谓厚脸皮。其实，作者又说这是那个寡廉无耻的涎脸鬼承蒙师传，为了应付别人的唾弃，不得不使自己有一副不要脸的厚脸皮而已。这副厚脸皮就是这种不要脸的鬼的面具。因为这种面具是适应无耻的品性的，所以尽管它是假面，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所掩盖的本性。要改变这种假面，只有改变本性，即改变“良心”。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面具、角色的选择，虽然是由个人自觉自主作出的，但并不是完全根据自我而设计的。应该说，它决定于社会存在，决定于生活，也体现个人对社会的适应程度。而这一切都决定于特定的社会关系，这是演员角色的角本。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面具、角色，不过是人按其社会职责、使命和任务表现自己的形式，是个人在某一社会群体中，在一定的关系情境中，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方式或模式，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结构性方式”、“规范性方式”。它与人们生活中所说的假象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否则就是承认人的自我和人格可以在社会关系之外存在，或者可以赤裸裸直接显露出来。
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在职责、使命、任务等部，个人在自己的观念中是和个人的本来面目不同的，是异物，也就是圣物，他提出了他应该成为什么的想法作为合理的东西，作为理想，作为圣物来与他自己的现实存在相对立。”马克思在这里批评施蒂纳脱离现实社会条件，把职责、使命和任务在抽象思维中变为“圣物”，即变成空洞无意义的东西。马克思强调的是：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就有规定，就有使命、任务、职责，至于个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是另外的问题。使命、任务、职责本身并非个人自我规定的，而是个人的需要及其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产生的。
因此，卡耐基认为，个人如果不给自己指定某种使命、任务、职责，就能生活，以至于使命，任务、职责等就成为个人生活的各种表现和生活本身。
马克思指出的是人生的事实。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结构，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挥某一特性，那么这个人就不能摆脱这一个畸形的发展，因而也不可能超出生活本身所要求他选择的面具和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面具都不可能改变人的真实性。一个小商人的面具和一个大学教授的面具，一个战士和一个将军的面具，显然是不同的，而且几乎是不可互换的。这不是个人主观意愿如此，不是自我意志规定，而是对环境和社会关系的一种适应性。如果把面具和角色看成纯粹主观的、自由的创造物，那就是把人二重化，使面具成为假面具，使角色完全背离自我。这无疑是《钟馗传》里所描写的那个涎脸鬼的假面具。
如果睡不着就起来做点事，不要躺在那里忧虑不已。啮人身心的是忧虑，不是失眠。
——［美］卡耐基
面具和真实、角色和自我的关系。也反映着人的形态和人格的关系。在人身上有相对不变的人格，也有不断变化着的形态。面具作为形态在人格的不变中变化，而人格在变化的面具中保持不变。只有当人的人格变化时，面具才变化；只有当人格不变时人格才存在。有教养的人应该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许多伟人都比较注意自己的角色形象。从而不断完善自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为了实现这种教养期待，我们必须使自身内的人格变为现实，使外部形态、面具、角色，服从并体现内在的人格。教养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提防感性冲动受到不适当的压抑而失去个性和自尊；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人格受到偶然的情欲左右而失去理智。因此，要使自己有教养，就必须使自己的感受能力与外部世界多方面接触，多方面交际，经风雨，见世面，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同时又要理智地保持独立性、主动性，使人格的主导力量得到充分发挥，自主、自重。当一个人的责任感、义务感高于一切时，其角色、面具选择就不再是勉强的了。这时，只有在这时，角色、面具就是一个真正的人。在这个意义上，面具、角色对真实自我来说，就体现着一种理想性、应然性要求，体现着个人对环境和社会的适应性。因此有一种“近墨者黑”和“近墨者未必黑”的说法。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环境复杂多变，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观念，迫使人们作出价值取向的选择。而社会的、民族的、阶级的、集体的、家庭的、朋友的以及其他种种现实关系，又要求人们去适应。
卡耐基认为，在这种现实生活关系中，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综合体，是多种角色的承当者、表演者。
个人的面具选择，角色调整，不外乎是顺乎各种关系，塑造自我形象，确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既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又利于自我完善。一个认真对待人生的人，必然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合于自己的内心信念和时代要求，如此则于人生不矫饰，于行事不虚伪。许多伟人比较注意自己的角色形象。面具选择，具有鲜明的角色、面具意识，维护自己的尊严，塑造自己的崇高形象。为了自我教养和社会完善，每个人都要不断地作出适当的角色调整和面具选择，这当然不是教人油头滑脑，八面逢迎。
所谓“适当”、“恰当”的要求，按照各民族的传统原则，就是毋过毋不及的中庸，即通常所说的“得体”，也就是根据事实，量体裁衣。要做到这样，不仅要求当事者内外、表里一致，还要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用卡耐基的话说就是，第一要保障别人的自由，第二是表现自己的自由。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不能强装出某种样子，不伦不类，也不能对自己的形象无动于衷，放弃自制；不能只表现自己而妨碍他人的自由，也不能以维护他人自由而丧失自己的尊严。做人难，难就难在要主客观统一，自他统一，内外统一，要人格与角色、自我与面具统一。在人生行为中，既要注意所涉足的次要角色形象，又要注意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角色的主导作用的发挥，要力求使角色、面具统一于内在人格之中，统一于所从事的社会实践之中，养成具有时代精神的人格风范。
当然，也有不外露的人，即“善隐者”。这种不外露既不是伪善，也不是伪恶，而是如老庄派人生之道，顺应自然。“顺其自然”，就是不外露，不特意表现自己，因而也是最清楚地认识了虚荣的本质而作出的选择。这正是所谓“善隐者善生”。
就因为唯有人类才有烦恼，所以他们不得不发明“微笑”这种东西。就因为人类是不幸最忧郁的动物，所以他们也是最快活的动物。
——［德］尼采
伪善者往往表现为“世故”。通世故的人总是戴着假面具的。他们在生活中一般不显露自己的真面目，对人不现心，做事不露相。他们经常地以假面具出现，久而久之，他们把自己弄得也不知道东西南北。当他们不得不露出真面目时，就会感到很不自然，局促难堪。对于这种世故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实际上是什么人，而是在外表上看起来像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作着样子给人看的，像戏台上的演员一样，出场时带上面装是一副样子，实际的本相又是另一副样子。卡耐基对这种大为反感，“必须要戴一副假面具，否则，如果他们间怎样的人就表现怎样的面具的话，那会使人十分害怕的”。
他认为只有人民是表里一致的，在劳动者身上具有一种高尚的道德水准。卡耐基的分析，对我们了解曾经存在和现实仍存在着的面具和角色的社会性、阶级性，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卡耐基认为，人的生活中总是假中有真，真中有假，都不失为人生的真实，最令人厌恶的假是半真半假。
这句话说明人们对伪善者的愤恨。不过，我以为不仅半真半假，做人还应力求真而不假。人生应当是真实的，而不应当是虚假的。世上有以金钱财富为荣者，有以权力地位为荣者，有以职称名誉为荣者，有以文凭服饰为荣者……其实，这些东西都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价值大小。如果一个人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创造，对社会和他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如果不是坚持诚实、正直、高尚的人格，那么一切财富、权力、地位、职称、文凭、服饰，以及华而不实的“知名度”，它们只不过一个人的遮丑布置了。俗话说：发光的并不都是金子。我们还是应该分清人生的真实和虚假，力求真实而高尚的人生。
卡耐基指出，人们在一定意义上肯定面具的意义，但要防止走上面具主义。
所谓面具主义，就是否定人生真实的一种虚伪的处世哲学。面具主义由于否定人生真实，也否定人生价值和人格的重要性。面具主义者认为，一切人生事物和行为活动，都不过是应付场面，浮表掠过，人的内心并没有真实的情感和忠诚的信念，甚至也没有一点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诚实可言。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应有爱的要求和真情，认真和实在反倒会引起不必要的紧张和纠纷，增加人生的心理负重，因此讨厌“认真”，厌恶“忠诚”。他们主张，为了避免人际关系的紧张和个人心理负重，他们总是带上假面具。用面具来隐藏自己，处处隐藏，时时隐藏，甚至认为学会戴这种面具应付人生，是人生的成熟，是真正的人生艺术。这种面具主义者，在某些国家被称作“新人类”。他们不但有面具主义的价值观，而且还在试行所谓“新人类生活”。
为了弥补不能满足的欲求，他们常常一、二十人聚集一起，进行友谊约会，但是又各个施展面具，根本不是诚心诚意的合作，只不过是相互施展自己的计谋而已。这种新人类自以为这样可以消除心理重负，实际上却增加了人生的痛苦。
在考察了人生的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方面以后，我们对人生是什么似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深究下去，仍然没有说出人生的本质。进一步地考察，我们就会碰到许多互相对立的关于人生本质的判断。人们说出这些判断，都是试图说出人生的本质，借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活动。这些判断，包括宗教神学家的判断，就其所产生的时代条件来说，都有一定的原因，也都从某一个侧面反映着某一社会阶级、阶层的人生愿望，并代表他们的意志，从而来掩盖人生的本质。但是，作为人生本质的一般概括，这些判断、定义，都不够全面、深刻，因而不能真正揭示人生的本质，有些判断则完全歪曲了人生的实存和本质。
忧思分割着时季，扰乱着安息，把夜间变为早晨，昼午变为黑夜。
——［英］莎士比亚
人生很复杂。人生之所以复杂，不仅在于它有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等诸方面的关系，而且还处于自然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
卡耐基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能过精神生活的动物。但是，这个理性、精神又是什么呢？使人成为主体的理性、精神本身又以什么为主体呢？这无疑也是人生本质的斯芬克斯之谜。说人是肉体的，又是精神的，是精神与肉体的结合体，这种说法虽然合乎直观的事实，但它并不确切，不科学。从外表形态上说，人生的实存的确呈现出自然人与社会人两重属性。但是，从本质上看，作为人生的实存必是一元的，而不能是二元的。
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使人脑进行精神活动的主人，就是人身体内部和外部的自然界。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交互作用的过程。
科学证明，人是一个开放系统，靠阳光、空气、食物等必要生存条件的支持，合理地补给肌体，来维持人的生命。人脑是经过五亿多年进化的结果，有二百亿个用天文计量单位计算的神经细胞，以人从经验上无法想象的复杂活动组合起来，通过高度系统化的共同作用，才产生了精神现象。现代科学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可以进行电脑模拟，在人的头骨上钻上一个很细的小洞，达到大脑表面，然后向里面插进一根根细的金属丝作电极，通入微弱电流，便可以产生出种种精神活动现象。如果科学技术发达到能够制造出同大脑一样复杂的电脑，那就能够产生同人脑一样复杂的精神活动现象。
人生活在自然界中，同自然界有着密切的联系，说明人具有自然性。其发展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生和死是不可避免的。
生命在不断死亡的绝对安息中前进，死就成为生命的阶梯。生命的运动就人体来说是有限的，但就总体来说是无限的。生命的无限运动在其内在环节中，通过差别的消失而更替，在每个环节中，由于差别的消融而统一，因而具体地显示了生命的独立性；又由于环节的推移，独立性因联系过渡而消失，从而体现生命对过程的依存性，表现为生命的无限绵延性。
生命就是独立性与依存性、间断性与绵延性的统一。生命的运动过程的动力，就是一种否定或扬弃，这正是生命的本质。这种本质的社会表现就是劳动。劳动是人们生命活动的主要形式，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