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在思量，衰退期的阴云究竟何时袭来。2008年秋天，我们的店已经开张一年——尽管新闻标题变得越发阴霾，经济走势不尽如人意——我们的销售额依然强劲。顾客们迈过乐斯菲斯狭小的店门，满手提着购物袋。就算郊区这小小的极乐世界出了什么问题，起码在我们购物中心内还看不出来。
在良好的经济形势下，零售业从来不是什么吸引人的行业，不过在经济下行期，很快它就收到一笔价值不菲的意外之财——那些虽然受过高等教育却找不到其他出路的下岗工人正处于待业的绝望状态之中。
那年秋天，失业率上升到10% 。工人们曾经对于自己的工作、技能以及所处的领域充满安全感，曾经只需支付5% 的首付甚至零首付就能买到房子，现在他们陷入经济泡沫之中，深受变化不定的抵押贷款利率所累。很多人发现住宅价格步步高攀，与此同时他们的失业救济金却即将耗尽。对于上百万人来说，零售业工作曾经枯燥辛苦，薪水不足——他们像我一样，甚至从未想过将零售业作为职业中期和生活中期的一部分——现在零售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一个人失业6 个月、12 个月甚至18 月后始终没有收入进账，那么任何工作看起来都很有吸引力。
在我们店的柜台边上，我就看到了这样的情况。通常来说，只有20 多岁的年轻黑人和拉美人来申请工作。现在哪怕是那些大学毕业的中产阶层白人也彬彬有礼地过来索要申请表，向我们咨询是否有新店开张。
一天，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人在结账的时候开始和我聊天。“在这儿工作怎么样？”她问道。我知道她真正想问的是什么，人们是不会在意这儿的工作情况的，除非他们自己打算站在收银台后面。
我告诉了她，我喜欢在这里工作以及大体的原因。她和我一样处在中年危机之中，我们要偿还贷款，要供孩子读大学。“但工资很低。”我警告她，并且告诉她我们的薪资标准。她皱了皱眉。有谁能怪她呢？
“我刚刚丢了工作。”她说。她在当地一家宾馆工作了20 多年，她没有获得任何离职补偿金，离职前也没有提前收到通知。据我所知，纽约州每月失业救济金的最高标准就是一个残酷的笑话，她也马上就会发现这一点。任何一个之前拿着高薪的人，以及所有住在曼哈顿附近的人都觉得这个笑话一点儿都不好笑，他们为了住在曼哈顿得支付大笔租金，或者花不少钱在这里买房子。纽约州的失业救济金每月总计1 600 美元，这点儿钱连在曼哈顿租一间寒酸的工作室或是为一栋不错的郊区住房缴纳月税都不够。哪怕是你刚刚开始找工作，进城拉关系，参加面试，每月在我住的小镇和曼哈顿之间往返还要花掉236 美元。
那些人最近丢掉了工作，福利也跟着没有了，他们的选择显然越来越少。据克洛诺斯（Kronos ）劳工管理公司统计，2009 年美国55 岁以上申请零售职位的人数增加了25% ；零售业每3 个职位空缺会收到100 份申请，职位空缺数比2006 年减少了57% 。自从2008 年早期以来，零售业内已经削减了至少85 万个工作岗位。
美国劳工部将那些要么停止寻找工作、要么无法找到全职工作的人称作U6 人群，这类人的比例在2008 年10 月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17.4% 。（2010 年5 月下旬，这一比例下降，仅为0.5% 。）U6 人群包括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以及“处于边际线的人”——也就是做兼职的人，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找到的工作。这里面很多人做兼职只是无奈之举。所有人都想去做一份薪水不错、福利不错的全职工作，所有人都需要这种工作，但是这样的工作所剩无几。
2009 年1 月，大衰退也影响到了我们店——所有兼职员工都发现自己的工作时间严重缩水，我的工作时间缩短至每周只有5 小时。如果我们店的情况都开始紧张起来，我猜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儿去。现在这场风暴已经袭来，最好从长计议，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在上百万零售业员工中，许多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法律学位、博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拥有在大型机构工作数十年的经验，现在面对专业领域日益萎缩的就业机会而展开激烈竞争，就像乔尔·利克和吉姆·巴特利那样，他们是北卡罗来纳州洛利市的IT 专家。两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都结婚很多年了，都有两个20 岁出头的孩子。
53 岁的利克在北电网络（Nortel ）工作了18 年，加上奖金和其他福利，他的年薪为9.5 万~10 万美元。2008 年5 月他被解雇了，失业补偿金只够他维持到2008 年12 月。利克开始在当地教会和商业组织之间奔走，一方面为了寻找新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忙碌起来，不过很快他就需要一份固定收入和一个稳定的去处了。
吉姆·巴特利是利克在一位猎头交际圈内结识的新朋友，利克有个想法：二人在当地一家杂货店交替值夜班。那报酬呢？每小时8 美元。
那时的巴特利48 岁，刚刚失去做了将近10 年的IT 工作。那时他是全球销售经理，他的年薪为12 万~14 万美元，通常他会去中国台湾、日本、意大利和法国度假。“我确实有些自视甚高，就在被解雇的那天，我还在想肯定会有两三个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要给我一份工作干。当时我想的是自己要好好度个小假期，回来之后赚的钱比上份工作还要多。”他回忆道。
在之后的3 个月内，一直到了夏天，他进行了21 场全天面试，每次都是无果而终，让他白抱希望。
为了不让自己闲着，也为了有份稳定收入，巴特利每周为15 场球赛做裁判，每场球赛的收入是50 美元，每个月可以安稳地赚上3 000 美元。“真的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得靠布洛芬 ① 过日子，因为我的身子始终疼得厉害。”
“2008 年10 月就是衰退期的高点，像‘9·11 ’恐怖袭击发生后一样可怕。”巴特利回忆道。参加求职大军每周例会的人数从40 激增到500 多，到了该果断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利克和巴特利这两位已至中年、曾经年薪6 位数的经理，现在却在劝说将信将疑的杂货店店长，将一份始终不受人待见的夜班工作交给他们，而时薪是8 美元。
“直到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自负。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设身处地想过那些在收银台后面工作的人——晚上工作的人。我突然意识到，一位主管和一个收银员之间的界限非常非常小。”巴特利承认道。
“坦白来说，那个岗位非常低下。”利克表示赞同，他现在再次回到IT 界，做着一份合同工，年薪55 000 美元。两个志同道合的人之间再次建立起一种强有力的新纽带，因为他们都有能力离开零售业，回归自己熟悉而喜爱的白领专业世界。
有些人只在零售业工作一段时间，把这里视作重整旗鼓的栖息之地，他们要么知道、要么相当肯定之前的领域和行业最终会欢迎他们的回归，他们会拥有一份中等或中高等的稳定收入，拥有带薪假期和带薪病假，他们的同事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工作期间不乏晋升的机会；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发现不可能再回到之前的生活——这两类人之间的差距显著。在乐斯菲斯工作期间，我继续从事写作和编辑工作，为《纽约时报》和《史密森博物》一类的全国性刊物撰稿，之前的专业身份尚未弃我而去。在这一点上，我很幸运。自由银行家、自由教师或自由护士都无法在行业内存在。要么你拥有一份工作——一份你真正想做的工作——要么你没有工作。
对于那些没有太多选择的U6 人群来说，零售业艰苦的工作和微薄的薪水感觉更像是一个圈套，而不是一个安全的容身之处。他们现在发现自己困在了一个让他们觉得压抑、孤单和枯燥的世界中。
和我在乐斯菲斯工作一样，所有做零售工作的人都穿着工装工作——绿色的围裙，蓝色的马球衫——他们必须将心态放平。他们不再是在世界各地开会、与商业伙伴进行战略洽谈的“空中飞人”，相反他们上班时要将糖果、口香糖、功能饮料、阅读镜和电池摆上货架，将商品从后面仓库拿给前台顾客，并且还要保证商品表面整洁漂亮。
让人痛苦的是，你不知道何时才能摆脱时薪8 美元的无聊工作。“做这项工作的同时还要忙着找工作，感觉就像是坐过山车。参加一场面试之前，我会想着自己终于有个好机会获得一份新工作，但是事情并非如此。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就越难找到新工作。我不想在晚上工作！”利克说道。
51 岁的萨拉·麦克法兰是4 个孩子的母亲，她在威廉斯– 索诺玛做兼职售货员，那是一家全美顶级厨具连锁店，她刚开始做销售时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她上一份全职工作是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做系统分析师，早在15 年前她就在那里工作了。现在她每小时赚10 美元，而且没有提成，她同样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
正如许多新进入零售业的人一样，她开始在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的假期工作，希望在那之后可以得到一份固定的兼职工作。她喜欢员工折扣，有一段时间买了不少东西。
和她之前的专业工作相比，这份工作是一次巨大的调整，工资变少了，站一整天让她筋疲力尽，甚至到了需要穿足弓机能调整鞋的地步。
她迫切想把新工作做好，她期待正式培训——但从未受过培训。
“问题在于人们来到我们店里，期待获得服务，认为我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的产品数量庞大，并且一直在进新货。人们以为我们用过或试过所有产品，不过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这根本不可能。当一个顾客想要知道新型捣蒜器的工作原理，我却不能展示给他们的时候，我看起来就像个白痴。没有顾客的时候，我们应该去看看包装盒和标签，这样我们就能了解更多的产品知识。”
（至少在乐斯菲斯，每个季度我们都要进行定期培训，既有在线测试也有纸面测试，在线测试是一套多项选择题，我们必须在规定时间里详尽而顺利地回答完问题。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测试，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种测试，每个季度随着新产品的上市，这些测试确实让我们得以不断更新自己的产品知识。）
麦克法兰的顾客和我们的顾客一样，都属于那种不好伺候的有钱人。
“这样的情形有太多次，实在太多次。当我和某位顾客讲话的时候，另外一位顾客走过来打断我们：‘你能帮我找一下……吗?’‘你们有……吗?’‘我需要……’”他们难道没看到我在为其他人提供服务吗？”
2010 年4 月我们最后一次交流的时候，麦克法兰为了增加收入而同时做了三份兼职，她都受够了。“我需要一份让我满意的工作，一份能够体现我的价值、能够获得尊重的工作。”
麦克法兰当然曾经对诸如威廉斯– 索诺玛一类的全美知名品牌抱有幻想，现在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零售美梦和每日枯燥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她也早已疲惫不堪。“我感到极其震惊，这里的员工是那么微不足道，这里的运营机制是那么缺乏效率，全部都是围绕着销售转。”
39 岁的贝丝·富尔茨在搬到阿斯彭之前在明尼阿波利斯做了6 年的建筑师，现在她在阿斯彭卖滑雪服饰谋生。在自己认定的领域里工作了6 年之后，2008 年她被解雇了。她试图再找一份工作，漫长的几个月中，她将简历发往不同的州——却没收到任何回复——她开始变得绝望。她以前从来没在零售业工作过，可是现在对她来说这是个最好的选择。
“我感到有些担忧，因为我对出售滑雪服饰一无所知，而且我还要靠提成生活。我已经习惯了一份固定的薪水，这样我每个月、每一周都可以做好预算。”
无论是从专业上来看，还是在体力和财务上，这都是一个调整期。富尔茨现在每小时赚7.5 美元，外加3% 的提成。“我不喜欢工资不稳定。薪水每周都有起伏，这样我很难确定预算。”上一份工作中，她有带薪假期，现在做着这份工作，连带薪假期也没有了。
“我已经在竭力节衣缩食，这样才能保证收支平衡。我的合租伙伴变多，个人空间变小，我不再怎么出去玩儿，也不怎么出去度假。只有这样，我才有钱付账单，才能慢慢还清信用卡上的欠款。刚开始被解雇的时候，我靠信用卡过日子，我得花好长一段时间才能还清信用卡上的欠款。”富尔茨承认道。
和其他那些已经在卖场待上一段时间的人一样，她开始适应这个地方。
“现在到了拐点期，实际上大部分时候我都很开心，希望碰到那些打算出去滑雪的朋友。大部分情况下，顾客都很友善，他们真的会问问题，向我们寻求帮助。很多人看重我们的产品知识以及我们的经验。”
“实际上我不介意在零售业工作。在零售业工作一年后，公司给我小小地升了职。经理不在的时候，我行使起经理的职责。我喜欢看到每年上市的新产品，我喜欢和顾客们一起‘选购商品’，我喜欢看到他们买到新东西后神采奕奕的样子。我最不喜欢的是和其他售货员之间的竞争以及竞争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猫儿腻。每个人最后都会融入进来，但是每个季度刚开始的一两个月竞争很激烈。”
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或是以前拿高薪的人来说，做售货员最大的挑战在于失去之前的专业身份和地位。如果能够交上一群朋友，他们为你顺利走出之前的角色鼓掌，这样你会好受些，富尔茨说道。“我的朋友——尤其是我的家人——为我能够独立养活自己而骄傲。我不介意接受一份并不在自己之前长期计划之内的工作。大家钦佩我对工作的热忱。”
我的家人和朋友也很支持我，尽管有几个朋友不解：我为什么不能像推销T 恤衫和夹克一样成功推销自己自由创作的作品？连那些获得了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朋友们也没觉得我去做零售的决定很奇怪——如果我打算赚点儿零花钱，那么这是我自己的决定，他们尊重我的决定。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他们中许多人像我一样会感到拮据，他们体谅我的处境。这当中有3 个朋友，她们都是中年女性，同样在零售业做兼职。
某些依然当全职记者的朋友会用惊恐的眼光看待我的发展轨迹。这一年在全美新闻出版行业，他们看到24 000 名记者丢了饭碗，谁都有可能是下一个倒霉蛋。就像我一样，任何一个45 岁以上、有着一份不错薪水的人，看到自己很快就被两个人力成本更低、处事更圆滑的25 岁年轻人取代的时候，就感到心如刀绞。他们都承认自己越发感激现在的工作，不管这份工作是多么烦人。尽管如此，但上帝保佑……至少他们不用戴着塑料工号牌做着一些不需要动脑的重复性工作，他们还没必要来尝试做这种陌生、低级、乏味的工作。
“我绝对干不了你做的活儿！”一个人战战兢兢地承认道，“你真不赖。”
我上班的时候忙忙碌碌，晚上踉踉跄跄地回到家，洗去一身汗水，倒到床上。乔斯会使劲地抱抱我。乔斯不是在富裕家庭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个小镇牧师，母亲是幼儿园老师。作为记者同人，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能像他一样，不仅知道我的辛苦，珍惜我为家庭赚下的这份收入，同时也清楚这份工作和我之前所有其他工作相比的差距有多大。我的脚累得火烧火燎，每个周二晚上的几个小时里我都不得休息——节假日每次加班的时候都是如此。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脚会多么疼，我也无法想象那些全职工作的人需要的是何种耐力和体力。
“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他低声说道，“你做到了。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正在做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事情。”他的尊重和认可正是我所需要的。
富尔茨、巴特利、利克和麦克法兰都在零售业找到了平静，他们能够接受将零售作为收入来源，同时享受其中的乐趣。但是52 岁的辛西娅·诺顿并不这样认为，她之前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做行政助理。对于她来说，做售货员是个讨厌的死胡同，这个地方让她觉得压抑——现在她的收入只有之前的1/3 。
她喜欢之前做行政助理的工作，也很满意自己的那份收入。16 岁起她就开始给自己的姨妈做助理，不过在自己的领域工作了几十年之后，2008 年她被解雇，之后她再没办法找到一份助理技能派得上用场的工作。诺顿发出去了上百份简历，但始终没有好消息。有两次，她面试成功后，工作又被辞掉了，其中一次她才开始工作就被辞了。
诺顿就是《纽约时报》报道中所称的“新贫族”的典型，那些找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工作的人，除了一些低薪工作外，他们找不到其他可做的工作。这部分人群——由年龄较大的工人构成——将当前失业工人的平均待业时间拉到历史最高水平，到2010 年4 月为止，这个数字是33 周。“有些人花了6 个多月的时间还是找不到工作，这部分失业人群的比例达到45.9% ，至少在60 年里达到最高水平。”一家报纸报道。
像她这样的工人很快就会远远脱离中产阶层，滑向贫穷可悲的劳动阶层，有些人——收入急剧下滑——负债累累，孑然一身，惊慌失措。2010 年夏天，随着经济衰退的持续，一个更加令人生畏的新生团体取代U6 群体，这就是“99 人士”，这些人花光了长达99 周的失业救济金后，还是找不到工作。
这场经济衰退的洪流不仅重重打击了我们的经济来源，也颠覆了“美国梦”。这场危机摧毁了我们的斗志。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诺顿都在沃尔玛做兼职收银员，她是这样向《纽约时报》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的：“就连猴子也能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哪怕是只猴子也会觉得无聊的。”（2009 年6 月，我也曾对自己写下这样怒火朝天的话。）
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工作中的某种脑力要求，你就能够感觉出来做了几年低级销售工作后自己的大脑退化了。问问51 岁的南希·施瓦茨就知道了。她在北卡罗来纳州雷利地区的贝尔克工作，贝尔克是家地区级百货商店。为了攻读非营利性管理硕士学位，她欠下了4 万美元的学费，信用卡上还透支了两万美元，她觉得没有希望逃离零售业这个深渊了。
最起码，做一个时薪7.25 美元的售货员是没办法还清债务的。
为了实现收支平衡，她81 岁的母亲每月都会寄给她一笔钱，这让她极度沮丧、羞愧难当。2009 年11 月，她开始在贝尔克工作，那之前她在当地一家花店工作，当时她花了好大力气才让花店老板雇了她。
施瓦茨已经变得刻薄易怒，她早已远离中产阶层的舒适生活。每一天对她来说都是一种警醒，提醒她之前那些年的经历和教育现在变得一文不值，她的上一份白领职务是在佐治亚州阿梅里卡斯的人类家园国际组织总部工作。
2007 年，她提前一个月收到人类家园国际组织的通知，她将被裁员。施瓦茨发现自己不能领失业救济金，在非营利性领域这并不少见，但是对于一个既没有积蓄又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单身女人来说，这是致命的一击。“我当时很无知，我还不知道他们不会在我身上花钱。”她觉得自己被一个广受推崇、以帮助他人为己任的机构背叛了，施瓦茨现在看待世界的态度已经变了。“对于任何事情我都不会轻下断言。”
和诺顿一样，施瓦茨热爱自己之前的工作，尽管年薪相对较低，只有35 000 美元，但是这份工作带给她无限光彩。她选择了这份工作。不像做零售这种麻麻木木、没有出路的工作，人类家园国际组织的工作让她在智力上、精神上和情感上都获得了满足感。同时工作提供了不少可观的特殊福利，比如可以环球旅行，周围的同事也很有趣。
施瓦茨的工作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情感上的满足感可以弥补薪水不高的遗憾。现在却不是这样了。她为才能无处施展而愤愤不平，她在学历上的大笔投资对她毫无用处，她觉得自己形单影只，远离其他那些专业人士，那些人同样受过高等教育，有相似的背景和兴趣。她的理念、她的能力、她的理想与低水准的零售工作之间相去甚远，她憎恨这一点。
“他们不在乎我能给工作带来什么，他们只想要结果。我非常非常失望。我从来没和社会的这一面有过这么多的接触。我不喜欢这一面！我不想做这一面中的一员！这不是本来的我。”
如果你曾经收入不错，曾经小小享受过一些奢侈生活，那么当你看着店家对顾客给予无限阿谀之势，并将一切实际上都建立在为顾客提供服务的员工的辛苦劳动基础之上时，你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大部分情况下，店家花在人力成本上的预算比例极低——8%~13% 。乐斯菲斯花了不少钱将代言运动员送往中国，送往印度，运动员们在那里拍照，做成店内张贴的醒目海报。我计算了一下开销，我在想究竟有多少顾客会注意这些海报，究竟有没有人意识到这些代言运动员的存在，运动员富于冒险的大无畏精神本来是用来激励顾客向着同样高度迈进的——而不仅仅是些随意的模特。
他们是否会在意呢？
施瓦茨同样讨厌公司大肆花钱举办活动，力求将当地有钱的女顾客吸引到店内——在贝尔克的活动上，有乐队、食物和酒水提供，“这肯定得花上几十万美元”——而付给她的工资却少得可怜。“这种做法就是在打击雇员的积极性，对一个人的自尊心会产生很大影响。我现在只能将姿态放低，活在当下。我无法想象自己下个月甚至下下个月还在做着这份工作。”
“我甚至无法去想象下一年的情况。”
就像辛西娅·诺顿那样，施瓦茨觉得自己在做自由落体运动，看着世界在她眼前打转，变得模糊而失去方向。“实际上，我觉得这场衰退不会那么快就结束。我想人们的工作方式将会发生巨大转变。我们将何去何从？我不想学习新的技能。我也不想在高科技领域工作。我凭什么那么做呢？”
从拥有头衔、拥有特权、拥有一群受过高等教育同事的专业白领到售货员，这当中的重大转变不仅仅在于丧失了收入、地位，或是获得晋升的现实渴望。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人觉得困难重重，沮丧情绪挥之不去。如果这一切只是暂时的，那么零售工作能提供一个安全的栖息之所，但任何一个有雄心的人都不想待在这种地方，他们也受不了这种地方。
工作定义了我们中的许多人，工作给予我们身份认证。对于一个没有孩子的单身女人来说，工作更是会成为自我价值的首要核心来源。一份稳定的中产阶层收入对女人来说尤为重要，女人的寿命比男人要长，如果结婚的话通常会比她们的另一半活得更久，唯一能够确保安度晚年的方法就是多多赚钱，攒钱养老，而非仅仅做个低薪劳动力，像只仓鼠一样不停地踩着轮子转。
一份收入体面的工作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将之从我们身边夺走，我们的灵魂之花就会开始凋谢。
2009 年春天，经济衰退持续恶化，每周哪怕只有一个晚上可以待在乐斯菲斯灯火通明的卖场里，我也觉得安心。无论我是多么无聊烦躁，我依然在做这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仍然在经济危机的风暴中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港湾。过去的6 个月里，这场经济风暴已经演变成一场恐怖咆哮的5 级飓风。我渴望分工明确、直来直去的工作任务，我对工作驾轻就熟，我也喜欢友善温和的工友和经理，他们了解我、喜欢我、信任我。哪怕是我们店内糟糕透顶的助兴音乐也改腔换调了。一天晚上，在美食街吃饭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我不知道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花了一分钟时间才定位出声音来源——那是基督慈善团的摇铃声，摇铃声在2009 年7 月盛夏之际响起。慈善团的教众头一次如此迫不及待，他们甚至等不到圣诞节。
我在这份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不过不是零售业中那些错综复杂的高深东西——商品的设计、外包、运输或定价。我们从来不会接触那么宏观的东西。但是每个周二的晚上，戴上我的红白塑料工号牌走进卖场，我赚着工资学到一门关于人性的课程，包括他们的人性和我的人性。
“我们从好工作中获得幸福感。”《神奇百忧解》一书的作者彼得·D·克莱默是一名理疗师，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工作场所和家一样，针对如何应对个人挑战，工作场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日益增多……当（工作）进展顺利的时候，它教会我们大家什么时候要脚踏实地，而什么时候要讲究策略……面对工作，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力量，我们学会了谦恭……好的工作可以增强个人感知感。”
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我从未如此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喜欢做新闻。我喜欢写作，喜欢挖掘新的题材，也喜欢讲故事，但是我真正喜欢的是和形形色色的人接触、交流。零售让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更加清晰地强化了这一点，因为零售首先要求的就是关注他人的需求，而不是仅仅为表述他们的观点或是解释他们对某件事的态度而在那里倾听。我以前从未涉足新闻界以外的圈子，之前一直做新闻，这让我没有机会掌握一份和新闻界不相关的新技能。现在我也看到了，自己花费30 年时间磨砺的某些技能可以转化成为其他类型的工作，并且带来收入。
在新闻界，只有做老板喜欢的事情——切入主题，拿到引言，迅速离场——才能获得奖赏，我的个人发展变得失去了平衡，就像是一位舞者只用身体的一边跳舞或是一个举重运动员只加强训练他的腿部肌肉。从大学开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一直将重心放在自己的智力能力上，还往往以此为傲。
这份新工作要求的是更加复杂的情感能力，最后也终于迫使我将自己的圈子和其他人紧密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记记笔记，然后满腹轻蔑地逃回新闻工作室。
新闻界推崇的某些做法为其他领域所不屑，会被视为有伤风化而惹人厌恶：为抢先挖到消息，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挖到消息之后，我们又会大肆报道，这样所有人才会对你和你的老板肃然起敬。我们会去敲别人的家门，将相机对准人家的脸，冲着悲伤的亲属大声问道：“你现在感想如何？”
成为一名成功的记者，意味着你要摒弃那些友善温柔的特质——如果你拥有这些特质的话——只有在这些品质能派得上用场的时候，比如搞定一场采访或是挖出消息来源时才能表现出这些特质。尽管我热爱新闻界对脑力的挑战，但是我并不喜欢我的同事，也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我总是觉得他们太冷酷苛刻、自私自利、野心勃勃。周围都是一群举止不端的人，这让我自己也变得极其好斗。我在想什么时候自己身上的那些好品质——幽默诙谐、悲悯之心，以及真诚与人打交道的欢愉之感——能够在一份工作中得到体现。
在这里，在零售工作中，这些品质最终得到了体现。
在卖场，每周我都会碰到几十个陌生人，有外科医生也有飞行员，有智利人也有芬兰人，有指甲斑驳的清贫老人也有去哈佛读书的金发预科生。我拿着钱听着他们的故事，为他们营造舒适之感。这些都是我在新闻界工作数十载获得的技能，不过现在新闻界的工作总感觉像是一场无望的战役：编辑们削减了报道的数量和预算，我接触的受访者都谨小慎微。
那些没上过学的平民百姓通常不信任我们这些记者，他们会信誓旦旦地认为我们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歪曲他们的言论或形象。
我曾经采访过不少首席执行官、首相和名人，这些公众人物的到场通常如众星拱月一般，一群随从确保我的问题在掌控之内，确保受访者的言论不会受到篡改和歪曲。因为担心会错误引用这些公众人物的话，许多采访也都变得平庸而没了棱角。
在卖场，我全然不受任何威胁。我在那里提供服务和帮助，让生活变得更加简单，因此那些心情舒畅的顾客们通常会感激我、欣赏我。你很容易就能立刻知道自己可以在几分钟内让一个人高兴起来。一个好的售货员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一点真不错。有谁不想知道自己是有用的人呢？
有一次，终于有人看到了我的价值，我心中十分感动。那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顾客寄给我和我的经理的信中写道：
通常来说，雇主只能从顾客那里听到负面言论。不过这封信旨在嘉奖我和我的女儿得到的服务……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21 岁，一个17 岁。自从我的大女儿去纽约州北部上大学后，我需要经常购物，尤其是需要购买既时髦又“温暖”的衣服，因为纽约州北部非常寒冷。
一进（你们店）我们就受到凯特琳·凯利的热情欢迎，她清楚地知道（我们想找的）夹克摆在哪里。我很高兴看到一个售货员真的知道店内都有哪些商品、具体位置在哪里，我很满意，开始让我的女儿试穿XS 码和S 码的衣服。凯特琳再次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她转回来看我们试穿的效果，和我们讨论每个尺码穿起来的感觉。无论是我们试穿的这件夹克，还是我女儿已经有的（两件），凯特琳对夹克的剪裁和款式都很有研究。她很迷人，懂的也多，同时乐于同我和我的女儿接触。（在你们店里）她让购物成为一件乐事，我觉得你们应该知道，凯特琳是你们店的一笔财富。每家店都应该有这样杰出的榜样。
我喜欢细致了解乐斯菲斯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像对她一样，让已经厌倦了不合格服务的顾客大吃一惊。有时有需要的时候，我还会讲流利的法语或是不错的西班牙语。当我碰到打算去斐济、坦桑尼亚、哥斯达黎加或是秘鲁库斯科的顾客时，我会兴致高昂地向他们就疟疾药品和激流探险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因为这些地方我都去过。我喜欢分享他们的激动兴奋，和他们一起期待旅行，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这些冒险，周游37 国的经历让我拥有发言权，也最终让我达成交易。在这份工作中，我们的顾客类型各异，我多年来习得的技能总算派上了用场，只是我还尚未有机会将所有这些技能结合起来：掌握多门语言、四处游历旅行、参与多种运动、在运动相关的外科手术和理疗中幸存——同时还是一名与顾客感同身受的售货员。
我们的顾客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我曾经游历过的几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比如孔卡诺的布列塔尼小镇和戈尔韦城。因为有些共同之处，我们之间很容易就打开话匣子，营造出信任、欢乐的氛围。要是没有这些，一个人要怎样才能做好销售呀。
哪怕只是简短的一段交流，许多人也会分享一些鲜为人知的惊人秘密：一位神经学女研究生坐在轮椅上告诉我章鱼是多么聪慧；一对夫妇来自冰岛，他们双双失去了工作，首先跟我讲起了国家的经济衰退；一位啤酒公司的高级主管（我们都认识某个人）就管理模式和我交换意见。
在新闻界，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
我以前从来都不觉得闲聊简单，也经常被人认为吹毛求疵、待人刻薄。很多时候，就像许多作者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自己身上移开而引向讨论的话题，实际上我只是放不开、更注重隐私罢了。做销售——将价值1 500~6 000 美元的商品在每次7 小时的上班时间内卖出去——让我没工夫扭扭捏捏。尽管是份迟来的教训，但是这份工作教会我一点：一个简单真诚友善的问好就能建立起一种联系。
不过，做好销售就像一场精妙的舞蹈，是一场魅惑。初期基本培训期间，我们轮流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角色扮演，我们靠自己去领悟。和有些公司不同——比如日本服饰巨头优衣库强调，售货员做销售时必须使用6 个关键词——我们没有固定的手册。只要我们能卖得又多又好，这就足够了。这份自由度是我享受工作的关键之处，因为工作中其他许多方面都会被摄像头记录下来，一步步分解量化。如果少了这份自由，我是不会做这份工作的。
每次上班，我都会新学到一种生存技巧：处理突发事件。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人会走进来，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走进来，我们无法预测这些人的心情如何，也不可能预测他们可能想要买什么。与新闻界的工作不同，我感激这里宽松的环境。我们不会因为未完成销售额而受到惩罚；如果你站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店里，你就没有顾客。
销售就是一种一对一的私人交流，如果做得好，我们将在收银台前结束交易。这些都取决于我自己能否让一切变成现实，我期待每周的这场个人挑战。我知道，无论时间多么短暂，顾客遇到的每个售货员都会在他们脑中留下印象。他们可能那个晚上、那个月甚至那一年都不会买任何东西。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们需要舒适感。有时就像我自己这样，他们只是在事先搜寻一份礼物，在自己找到新工作、获得晋升、拿到分红之后犒劳自己。
和写作不同——在我完成工作任务后，会有好几个编辑阅读、修改并质疑稿子上的每一个字，会有上百万读者阅读我的作品，对文章评头论足——销售工作完完全全是一场个性化的接触。我小心翼翼地观察顾客，静静地跟着他们，看着他们急急忙忙，看着他们无精打采，他们的肢体语言、服饰珠宝和发型气度都一目了然。你能够看出来有的人兴高采烈，有的人肉皮发痒想打场架。我的工作就是发起销售，让它继续下去，确保销售不要中途脱轨或是半路炸开。我学会了识别那些小题大做、喜欢找茬儿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什么是合适的。你能在他们身上浪费一个小时，有时我们确实如此。
每位新顾客都为我提供了一个新契机，让我有机会同顾客一起来营造并享受一段短暂的亲密接触。我热爱这一点。“做我的妻子，好吗？”一个男人开着玩笑，他找到了一件穿着合身的夹克。“非常乐意！”我也开玩笑回应着。我喜欢让陌生人安心自如，让他们静下心来——如果可能的话——使他们和我在一起度过的短暂时光成为一天之中快乐、愉快、有趣的一部分。同样，这也将成为我一天之中的亮点。
某个节假日的下午，一个30 多岁的男人和他的妻子走进店中，开始不耐烦地在男士夹克衣架旁边扒拉。他焦躁不安，勉强瞅了几眼夹克。夫妇俩都衣着光鲜，男人穿着宽松的塔特萨尔尼花格衬衫，他的妻子戴着硕大的钻石耳钉。我们的价格对于他们来说不成问题。
“你们需要点儿什么吗？”我问道。
他看上去都快哭了。“我需要为个浑蛋找件礼物！”
“我家里也有几个这样的人。没问题的。”我回应道，“那么，请问这个浑蛋穿多大码，喜欢什么颜色？”
他的苦恼得到了我的回应。我们一起解决了问题。
这是多大的讽刺啊。像他这样的人竟然会这样难堪。他也许有不少钱，还有一两套豪宅，可能在经营一家对冲基金，也有可能在监管一个上百万美元的项目。但是一个难缠的亲戚居然会把他吓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他需要我——一个时薪11 美元的售货员——来帮助他。哈佛商学院也不会教授这些东西。我就像一个轻轻一跃就跳几英里高的超级英雄，轻而易举就快速解决了他做不了的事情，同时我还能减轻他的焦虑，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男人如释重负，肩膀放松了下来。他买了好几套衣服，一个小时之后又回来买了很多套。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零售”和“理疗”这两个词在一起是多么搭配了。如此多的情感！如此多的故事！购买节日礼物的人们实际上都在担惊受怕，仿佛在进行一项误打误撞却又不乏爱意的选择——将品牌、颜色、款式或是尺寸不合适的礼物送给某个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将是个致命打击。尤其是在他们不知道接受者的尺码、喜欢的颜色以及已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更糟糕了，哪怕是为他们自己的未成年女儿选购礼物。
这种焦虑随着每个圣诞夜的临近而加剧。乔和我隔着房间，扬起眉毛相视一笑。
“我讨厌节假日。”他说。
卖衣服和卖五金产品、汽车或是卖CD 不同，通常意味着当顾客试穿衣服或鞋子的时候也许会碰到他们的身体，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肢体上都更加亲密。我认识的人当中有些对于陌生人的触碰很敏感，因此我通常都会先问一下。很多时候顾客会就尺码、款式或颜色征求我的意见，这说明他们信任我。就像我们在几秒钟之内
就能判定出顾客的类型一样，他们也会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快速决定自己是否真正想要我们的帮助。乐斯菲斯的大部分产品都是紧身的，这意味着许多衣服都不适合那些线条突出或是体形过胖的女人。我都记不清楚有多少次了，在这些女人一番拉扯后依然没办法穿上一件衣服的时候，我发自内心地和她们一起叹息遗憾，当时我自己也穿16 码的衣服。
“这不是你的原因！”我会友好地笑着说，“我们是有胸有屁股的人，这些衣服是为苗条的年轻人量身定做的。”他们会叹口气，感激我能理解她们的难处。这些情感上的联系和我所展示的技巧不会显示在销售数字上，因此也不会为我赢得公司的认可和赞赏。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些时刻却是让我体会到营销乐趣的时候。
总的来说，我们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日益融洽。当然不是每个人之间都能相处得很好，但是当贾里德——一个有趣的年轻人，一年前离开乐斯菲斯到附近的一家竞争性店铺工作——2009 年圣诞季回到店中帮忙的时候，大家热烈地拥抱他表示欢迎。有个我们喜欢的熟人回来了，这个人不仅会减轻大家的工作负担，还会在全年最难熬的季节里舒缓我们的情绪。
零售业工作时间漫长，哪怕是最融洽的关系也会变得压力重重。安杰拉发现自己怀孕了，而且第一胎的预产期居然恰好是在“黑色星期五”——零售业日程表上最忙碌的一天，这一天会创造出巨大的销售额——但她还是得继续工作。站着工作。安杰拉已经重了10~15 磅，几年以来，她饱受衰弱性腰痛的困扰。我曾劝她去看医生，因为她的带薪职位可以享受医疗保险，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请假了，我经常看到她靠在柜台上或是穿过卖场时疼得眉头紧锁。
我们都喜欢安杰拉，喜欢她温柔的说话方式，她是乔和我们其余人之间的调和剂，通常乔和有些同事说话时态度强硬。作为一个怀了孕的助理经理，她非常不容易；她的夜间任务之一就是做“钥匙保管员”，她要跪在店内又大又沉的玻璃推拉门跟前，把门滑下来关好锁上。一天晚上，她干脆忘记锁门了，这不免会给盗贼留下可乘之机。好在并没有发生盗窃，不过这清楚地表明全天站着的工作显然不适合一个挺着大肚子的人。
预产期前一个月，安杰拉被诊断出血压高，需要卧床休息，这比预期离开团队时间提前了一个月。她已经准备好休假，一天下午她向我叹了口气说道：“他们想要的是这个世界。”我不清楚她指的是公司还是我们的顾客，不过无论哪个都是欲壑难填。
我们想为她办个婴儿洗礼。那些已经为人父母的工友商量着她可能会用到的东西以及想要的东西。但大家的上班时间完全不同，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大家都方便的时间和场合送安杰拉卡片和礼物。那些在周六工作的人，经过疲乏漫长的一天，好不容易熬到晚上9 点45 分打烊，早就没有心情再去开派对——他们中许多人还要再坐一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家——尤其是第二天中午之前还得再赶回店里。我最后只给她买了一张卡片和一份礼物——一张准妈妈注意事项表，上面有些防止呕吐的建议。
在经济衰退期，我们的小团队和其他许多团队一样，有更多受过教育、拥有专业素质的工人加入进来，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整个团队在个性特征、职业操守以及职业理想方面差异显著，我们要想团结一致把工作干好，有时这会成为一项挑战。有些人就是懒。有些人则避重就轻——有个人花了几个小时在那儿一丝不苟地将展出的上百件夹克装上袖管，确保夹克的袖口完全对齐。但是他没有做的恰恰是更重要的事情，同时也是要求他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每件夹克按照大小号排好。这就意味要重新排列他之前摸过的每一件夹克——包括重新安装烦人的袖筒！有些人几个小时里要么给家人朋友发短信、打电话，要么出去抽烟，而我们其余人则在工作。
我承认——有件事情我始终没做过：打扫厕所。商店的其他地方我打扫得比谁都勤快，我也非常乐意使用洗涤剂、纸巾、拖把或是刷子来做清扫工作。但是我坚决不会去擦那可恶的厕所，尽管在2008 年的正式书面协议中要求我这么做。万幸的是没有人逼过我，非让我去打扫厕所，我猜自己也许已经和这件事绝缘了。
塔美莎也非常讨厌这项要求。“我再也不打扫厕所了！”她认同道。不过她还得干，她是一个全职员工，没办法像我一样眼不见为净。我觉得打扫厕所是件恶心的事情。我们中只有一半员工是女性，所以座便器的盖子通常会掀上去，天知道地板上、便桶里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份工作已经很丢人了，而且还是件费力气的苦差事，现在哪还管得了这些？
不管是什么原因，没有一个工友曾经和我当面提过这件事。如果她们在我背后说什么闲言碎语，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闻了。
总的来说，我并没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屑于做这种差事。在家里我很乐意打扫自家的卫生间。我就是不想为公司出力打扫厕所，公司已经在不停地剥削我们这些廉价劳动力了。我的销售额始终很高，我从来不请病假，每次都准时到店。不管怎么说，正因为有这些光辉记录，我认为可以偷偷懒。我们都知道自己会偷懒，只是方法不同：有些人在厕所里待20 分钟发短信，其他人则出去买饮料或是出去抽烟；一两个人会坐在储藏室里唯一一张折叠椅上，只是为了暂时休息一下，始终没有机会歇会儿，大家都累坏了。
我们中有些人职业理想受挫——包括那些曾经犯过罪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找到任何好工作都不容易——而对于我们这些售货员来说，想在零售业方面向上发展是没可能的。实际上这个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是死路一条。他们能期待的最好结果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也许乔还会为他们写一份不错的推荐信。有些人甚至到了30 岁依然目标模糊，没有成形的规划。其他人就这么耽搁下去了，现在这样，可能永远都是这样。卡尔在社区大学学习心理学，他喜欢学校，他打算在学校多待几年，可能会一直读到博士。但是哪怕是他，一个学术爱好者，当我们交流自己下一步的大致方向时，他也表现出愤世嫉俗，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下一步的计划究竟是什么。
我们当中蔓延着一种失业者惯有的抱怨——“可是我有大学文凭啊！”——没有人看重这些，卡尔最不看重这些。
“我们大家都有文凭。”他无奈地笑着说。
是不是因为我们在一个日渐萎缩的错误行业里踌躇了太久——在我看来可能是这样——我们从未培养出足够强大的面试及交际能力，我们没有在邻客音（LinkedIn ）上建立关系网，我们没有获得硕士学位，我们没有掌握专业领域的知识，我们都遇到过瓶颈。在这一方面，零售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里是一个废水罐。就像是鱼儿深深厌倦了一成不变的小城堡以及那些人造的彩色海洋泡沫（却又没有一个更大的池塘可以容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在自己的池塘里不知疲倦地游着，思索着是否会出现什么成为我们下一步行动的契机。
店里面有些男业务员正在参加考试，想要成为警察或是法官，想做一份安安稳稳有退休金的政府工作，一份法官工作的起薪就是50 000 美元。我们知道，在零售业只有做到店长才会赚到这个数字。至少在我们店里，我没怎么看出来大家对零售的热情。
我们的经理乔和安杰拉的薪水不错，既享受福利又有晋升的机会，但他们看起来也是疲惫不堪、烦恼重重，一副受够了的样子。他们都是既聪明又努力工作的人，但是公司的要求无休无止。他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要么花在打电话、开会上，要么盯着电脑屏幕，没有时间管理店铺，也没有时间指导我们工作，更没有时间和我们一起接待顾客。在恶性衰退期拥有一份薪水和福利都不错的工作，他们的压力更大。他们生活在某种恐惧之中，我们只能充满同情地看着他们，却全然没有兴趣亲身体验他们的痛苦。每隔几周就会有一位地区经理来店视察，我们就要开始疯狂地刷地板、贴标签。每件事情都必须力争完美。如果不是高级经理过来找茬儿（他们很少会说出什么表扬的话来），就会有“神秘顾客”定期自己冒出来。许多在零售业工作的人始终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匿名观察者下一次会出其不意地到来。我们的情形也是如此，公司还发给我们一份好几页的行为规范表，上面详细列出了各项行为准则，我们必须毫不迟疑、不容偏颇地执行。只要我们在一位神秘顾客面前表现不佳（这种事情很容易发生，在我们店已经发生很多次了），所有人就会失去分摊奖金的机会，无论我们的销售业绩有多高。
公司的思维模式是惩戒为主，要求逐级提高，越发苛刻。我们感觉自己就像中世纪的农奴，当地区经理或是经理的老板匆匆忙忙进城的时候赶紧拽拽链子——经理的老板只来过一次。我们只知道两级以内上司的名字，我从来不知道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名字。和其他人一样，我真的不在乎谁做首席执行官。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店里发生了什么。我已经知道了地位更高的两位经理的面貌长相，在他第一次来我们店里的时候，我对他殷勤到了家，乔这才安下心来。
我们同样看到这种视察始终让经理乔和安杰拉备感压力，这两位都是相当老练的人了，连他们都会受影响，那么还有谁想要做店长或助理呢？
我们的奖金又是当头一棒。只有卖出价值3 万美元的产品后（我一年的销售额才不过这些），我们才会得到一张价值25 美元的礼品卡用以购买公司产品。
公司内部没有晋升空间，至少在当地没有可能。销售策划经理齐克和妻子搬到了加州，在同一家公司做同样的工作。但是对于大部分工友来说，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妻子、丈夫、伴侣以及其他家人生活在这片区域。没有人愿意就这么远走他乡……有什么意义呢？
何况在经济衰退期，也没有什么工作可找。
在一起叠衣服成为我和工友之间少有的能够私下聊天的机会。有一次，我面前摊着一堆T 恤衫，我直接问塔美莎：“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你打算放弃零售吗？”她说是的，等到她现在4 岁的儿子开始上学了，她就不干零售了，但是她心中没有什么具体的方向。离开零售，向上发展，进入某个更有前景的工作，这通常是件非常困难的大事。
让塔美莎失望的是，朋友和邻居都在向她施压，劝她要第二个孩子。她是一个单身母亲。我们一起工作期间有6 个月的时间里，她交到了一个不错的男朋友，这个男人有一份安稳不错的白领工作，但是塔美莎最后甩了他，说那个人没有大志向。
“我连已经有的这个孩子都快养活不起了！”她说，周围人都期望她按照大家的活法过下去，这显然让她恼火不已。她告诉我，她的朋友希望自己像他们一样，有一群孩子。如果这意味着要生活在贫穷之中，必然是做着低薪工作而没有升职的空间，同时只能住在公共住房里，也就只能如此了。塔美莎是个有傲骨、有志向、受过教育的人，她觉得这些没志气的想法很恐怖。有时我感觉她是在看着我——一个年龄差不多是她的两倍，始终做着体面工作的人——寻求精神上的支持。
在这一点上，我明明白白地告诉她，自己会百分之百站在她身后支持她。在没有额外收入的前提下，再要一个孩子只能拖慢她逃离零售噩梦的步伐，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塔美莎的动力源于改善自身处境的决心，无论是从职业发展角度还是从个人生活角度：要还清债务（这一点她后来已经做到了），要有一套她自己的房子（她也做到了），而且一旦她找到了这样的房子，她要确保这套房子的色调风格、遮光板的尺寸都称心如意。在乐斯菲斯工作期间，我去了趟巴黎——这是未婚夫乔斯送给我的50 岁生日礼物——我做了一本小相册，里面是我在巴黎照的照片、黑白的、彩色的，还有深褐色的。我想把相册送给塔美莎作为庆祝她搬家的礼物，我问她是否喜欢相册中的某一张。塔美莎选了一张11×14 英寸的深褐色照片，照片上是日落时分塞纳河上的一艘平底游船。我从来没有看见她挂在墙上，但是这不重要。我希望她，一个我喜欢并尊敬的女性，可以珍视优雅，珍视格调，开始学会享受美的东西。
塔美莎和我之间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共同点，几年里我们都在同一个时间段上班，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都被小混混欺负过——她是因为黑色皮肤，我是因为说话过于直率。结果我们两个都变得说话尖刻，随时准备损别人一次。我们开的玩笑通常会噎得人说不出话来，我们就像两只没人管的幼虎，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怎么保护自己。我们两人的父亲都在情感或现实中缺位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基本上不认识或是根本没见过同父异母的兄妹。她和我谈论了许多女人在一起花很长时间讨论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友谊、我们是用蜡纸除汗毛还是直接拔汗毛，以及我们喜欢或是试过哪些节育手段。
而且我们都在努力工作，力求还清信用卡上的一堆欠款。
尽管我们的友谊仅限于店里的那段时间，但是这其中充满了嬉笑怒骂。“你知道吗？你没绷住！”每当晚上我又冒傻气发火的时候她就会这样说，不过她脸上挂着迁就我的微笑。第二个圣诞节的时候，我送给她一瓶自己在丝芙兰发现的深色银灰指甲油。“亲爱的，你的名字刻在上面。”我告诉她。
在一起工作了几年，我们在店里见到了工友的丈夫、妻子、伴侣和孩子。彼得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女儿，她于2009 年11 月出生，尽管她妈妈在她出生3 个月后才抱她来见我们，不过在孩子出生的那几天里我们就在卡尔的手机上看到了她的照片。尽管我从来没有和这儿的任何一个人关系密切到出了卖场的门大家仍然一起玩儿的地步，但是其余人之间显然如此。无论是因为年龄、种族，还是因为他们都有几个年轻的孩子，他们之间比我和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当乔又为一个女人神魂颠倒的时候，我们会友善地调侃他，因为他匆忙就决定再添一个文身，把那个女人的名字文在左手腕内侧。一天晚上，贾内尔和我一起叠T 恤衫，我基本上没怎么和这个大学生说过话。通常她都是吵吵闹闹、活蹦乱跳的，但是那天她却没什么精神，我问她原因。她向我大诉苦水：她的男朋友把她给甩了。我很吃惊她会告诉我这件事，我满心同情地听着她的故事。我曾经心碎过很多次，我想起自己21 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有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珊妮可把她最小的孩子带过来了，孩子穿着一件恐龙图案的衣服，那时已经19 个月了。我们惊奇地意识到原来大家都已经认识这么久了，在我们2007 年9 月刚入职的时候她刚刚怀孕。
我曾邀请一些工友来家中做客，我试过两次，但都被拒绝了。在这个简简单单60 年房龄之久的红砖建筑里，我拥有一套公寓，楼外有一个露天游泳池。炎炎夏日游泳池真的是个避暑的好地方，我邀请几位女工友过来享受一下，不过她们更喜欢去海边。
“哇！一个游泳池！帅呆了！”塔美莎说。
她的话充满嘲讽的口气，有些伤人。
几分钟之后，她小声地接着说道：“我不会游泳。”
“乔斯也不会！”我安慰她道，“我想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过来看看装修。”
不过她显然对此没兴趣，我也没有再问。
有些时候，很显然我和有些工友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
有段时间安杰拉又怀孕了，一天下午，乔随口说安杰拉的男友弗兰克被人捅了。
被捅了？
看来他卷入了酒吧的一场争斗之中，不过伤得不重。
“你们知道吗？乔治也被捅了！”乔接着说道。
“乔治被捅了？”我们俩的对话听起来就像是马克斯兄弟 ② 在对词儿。
“几个女孩从背后捅了他，他不想去医院。那个周日他一瘸一拐地来上班，我们还在想他为什么走路那么奇怪。”
“比尔也被捅过。”乔接着说道。
“你在开玩笑吧？在哪儿？怎么弄的？”
“我没开玩笑。在他胳膊上。他老婆干的。”
这还是头一次。如果开口问他们被捅的事情，怎么问才算合适呢？你会去问吗？我仍然不清楚为什么有三个工友会犯罪入狱。在聊天时不可能自然而然就说出这些。
但是我跟比尔很熟，我可以问问他。
“比尔，我听说你被捅过。”我在卖场时说。
“是的。”他静静地说道，有点儿不好意思。
“伤到哪儿了？”我问道。他给我看了看左胳膊上的一大块伤疤。
比尔是我所遇到的说话最温和的人。对峙、冲突、扯开嗓门说话根本就不是他的风格。
“你肯定真的把她惹毛了吧，当时一定流了不少血吧！警察来了吗？”
“是的。”他说道。
她并没有被逮捕；这个有4 个孩子的母亲继续和他住在一起。乔和我力图搞清楚这些事情，但还是无果而终。这并非属于价值方面的评判，这不是我们的领地。“我从来没有管理过一家发生了这么多捅人事故的店。”他说，“告诉你一个我学到的真理——绝不能和扬克斯南部的女人约会，她们会杀了你的！”
一天晚上，我和卡尔在狭小的办公室里坐了大约一个小时。尽管大家关系一直很好，但我们之前没有细聊过。他是个黑人小伙子，一个大学生，比我年轻很多，对摩托车很痴迷。我们之间没有多少共同点可供交流。不过有好几周他都在抱怨自己的异地女友，感觉像是想要和我谈谈，而我很乐意倾听。
“她经常逼我替她出头。”他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酒吧，一旦有男人挑逗她，她就等着我过来叫那个男人滚开。”“听起来她有点儿缺乏安全感。有什么不好吗？听起来她希望你来保护她。”他看着我，暂时停下来，可能在考虑究竟要告诉我多少，以及我能承受多少。“我的一个朋友脑袋挨了一枪，就因为这么做了。”他静静地说道。
2009 年11 月中旬，我偶然听到店里25 岁的仓储员乔治和拉斐尔正在兴奋地讨论他们周末打算一起去一个大型派对。他们打算打扮一下，因为派对的请柬上特别要求“风格要真的有趣”才行。同时请柬上特别注明，不能穿跑鞋和靴子。在那张光滑的卡片上，两面都是凡塔西亚·伯德的彩色照片，她是个年轻漂亮的黑人女孩儿。可能是她21 岁的生日派对，非常适合所有朋友庆祝一番。
然而派对却变成了一场募捐会，筹钱为她的墓地买块墓碑，同时筹措资金悬赏追捕杀死她的凶手。年轻的女售货员凡塔西亚在扬克斯长大，在那里她与乔治和拉斐尔成为好朋友，她刚刚从社区大学毕业，搬到佐治亚州开始新生活。但是她在佐治亚州的罗斯韦尔被谋杀了，当时才20 岁，她从某个派对回家后，和朋友一起玩儿棋牌游戏，突然一颗流弹射穿窗户直中她的后脑勺。
零售业是个艰辛的小世界，但是对我和某些工友来说，这里提供了一个干净儿明亮的容身之处。
①
布洛芬，解热镇痛抗炎类药物。——译者注
②
马克斯兄弟，美国知名喜剧团体，由5 名亲生兄弟组成，常在歌舞、舞台剧、电影、电视中演出。——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