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熬过了第一个假日购物季。这种感觉不错，这表明乔用人得力。我们大家相处融洽，当卖场上不容许出现半点差错的时候，当顾客们排起三条长队，精疲力竭地点着脚等待结账的时候，这些混乱的时刻我们都能互相仰仗彼此。大概因为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我也许是最享受假日购物狂潮的人了。没有什么比一个空空荡荡的商店更让人觉得无聊的了。旺季迫使我们在一个精诚合作的团队中互相支持，将我们这群无名的销售人员变成挥舞敲打收银机的芭蕾舞演员。可能柜台后面一次会有五六个人操作三台收银机，不过只有两个拆传感器标签的工具——拆卸器——一边一个。
中间的那个拆卸器不见了，因为是……我把它弄坏了。我不仅把它弄坏了，而且是在平安夜——零售业全年第二忙碌的夜晚把它弄坏了。谢天谢地，柔声细语的助理经理安杰拉没有对我大吼大叫，要知道我和她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时至今日，她已经清楚知道我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员工，绝非蓄意搞破坏、做事毛手毛脚的人。没有人发飙，也没有人大吼，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我知道这件事当然会得到公正的处理。做记者的时候，有不少上司都喜欢在工作场合大吼大叫，我对现在这一切心怀感激，同时也感到不可思议。
只有两个拆卸器，我们需要不间断地相互合作，互相挨得很近——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样。当我们从不止6 个柜子和4 个抽屉中伸手够袋子、盒子、抽纸和贴纸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碰到彼此的屁股，因此大家都在不停地说“对不起”或“不好意思”。万幸的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之间都有着一定程度的默契和幽默感，让这一切显得没那么糟糕。
多亏了之前那24 个小时的培训，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乐斯菲斯的产品。刚开始乔曾苦恼地告诉我，店里会有不少内讧和闲言碎语，鉴于圈子里20 多岁的年轻姑娘数量不少，这一点也许算正常。店里面曾经发生过店内偷盗事件，也有人举报储物柜里的东西不见了。我不想让自己陷入八卦别人的行列。我需要待在店里，暂时脱离那令人心灰意冷的自由撰稿工作——我在这儿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又生事端。
10 月19 日，我在乐斯菲斯工作三周后，我的继母桑迪在家中床上逝世，享年63 岁。乔很通情达理，准了我的假让我回趟多伦多，尽管这时我的工友们都在做辛苦的体力活儿，为新店开张准备货源。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桑迪弥留的这几个月是一段焦灼恐怖、让人愤懑的日子。我的父亲仍然住在家中，她唯一的孩子，27 岁的儿子仍住在学校里，他们竭尽所能来安抚她，同时也慰藉彼此。她在我的未婚夫乔斯50 岁生日的那天下午去世了，那时我正在为乔斯的生日晚宴选购衣服，打算晚上在一个朋友家中开派对。我们从纽约开车到多伦多，和我的父亲待在一起，我们希望最后能够和桑迪道个别，不管她当时是什么状态。在12 岁的时候我们便认识彼此，15 岁起，我和父亲、继母在一起生活了4 年。我们之间的相处并不容易。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尝试，但我们始终迥然不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从来没有特别亲密过。
在她弥留之际，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感谢她这些年来始终善待我。她告诉我，她感动得哭了。但是让我伤心的是，我们最后的对话却是一场争吵，在她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她禁止我们去她家，因此临终前的冰释前嫌也没有出现。
现在我迫切需要让自己平静稳定下来。自从她被诊断出已是严重肺癌晚期，过去的一年半对我来说是一段噩梦般的经历，我需要从中脱离出来。
1 月份，在零售业上班是寻求安静的一个好去处。周围死一般的寂静。顾客们都已经花足了钱，累得精疲力竭，猫在家中过冬——至少在纽约——人们真该让自己的信用卡好好休息一下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新款式要展示给顾客看了，还是去年秋天存的那批货，因此这时候大部分顾客都是打算去滑雪、去度假的，这些人要么是游客，要么是在全球旅行的生意人，要么是家长，迫不及待地想要给孩子买衣服和配饰，好让他们温暖过冬。
在我们店中，童装自始至终都是一项稳定的利润源，而我最不喜欢的部分就是童装。
公司生产了不少很有科技含量的产品，从登山装备到专为皮划艇和独木舟设计的超轻尼龙鞋。我觉得这些产品非常不一般，新奇有趣。但是作为一个没有孩子的人，童装部让我觉得无聊，我也不大了解这部分。我们店只有10% 的产品属于儿童用品，这意味着很多家长都会愤愤不平地觉得我们可供选择的产品极其有限。就这样，因为几个月之前就定下来的事情，而且是些我们这个薪资阶层决定不了的事情，我们这些售货员又要受到顾客的当面责难。
很多童装的设计款式我都不喜欢。女童夹克清一色都是复活节彩蛋上老掉牙的颜色：浅绿色，棉花糖似的粉红色，还有各种颜色的小点点，比如白色和浅黄色。有些款式还相当流行，由毛茸茸的软羊毛制成，感觉像是毛绒玩具的表面。男童夹克和配饰的颜色还好些，有海军色、灰色和黑色，有时也有红色的。在我们出售的服饰中，这些衣服的款式是最没有想象力的一类，但是家长们似乎并不在乎——只要这件衣服穿着合身而且买得起，他们就会买下来。
孩子们自己通常会无聊透顶，心烦意乱，无人照料之下往往存在潜在危险。基本上店里的每样东西都会伤到一个粗心大意、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或大人），店里面那些锋利的木头边和金属边，还有笔直伸出来的结实的长挂钩，如果有人跌倒（之前有一个女人就跌倒了）或是撞上去，肯定会伤得不轻。尽管我们一直在做店内清洁，但是地板并非一尘不染，孩子们经常忽然钻在最低的架子下面，那下面也积了不少灰尘，还有捕鼠器。我一直都小心地把传感器的大头针摘下来，但有时还是会有一两个大头针不经意间掉在地板上，又是一个潜在危险。
当然，所有这些我们都不能直接向家长们指明。
孩子们到处扔食物、口香糖、卷饼和饮料，商店似乎是个垃圾箱，而非一个公共场所。他们绕着L 形商店又跑又叫，上蹿下跳，仿佛这里是游乐场。在家长面前我不敢指责这些孩子，不过如果我看到某个淘气的孩子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瞪这孩子一眼，嘘声说道：“我可看到了！”
这些孩子并不在乎。许多人受到的教育就是不必听我们这种人说的话。
欧洲孩子的举止始终最有教养，不管是居住在这里的欧洲孩子还是那些来这边度假的孩子。格林尼治以及其他富裕的街区里满是投资银行家和他们到处移动的家庭，他们的家在伦敦—香港—巴黎之间巡回流动。哪怕是一个两岁的孩子，一旦他们做错了事情，家长们也会态度坚定地清楚告诉他们事情的后果。一对来自冰岛的夫妇和他们的儿子走进店里，两个儿子一个8 岁，一个12 岁。当他们的父母在店中选购商品的时候，我和每个孩子都交流了很久，孩子们始终安静地等待，举止得体。他们不会发脾气，不会发牢骚，不会盯着手机电玩或掌上电脑，也不会发短信。
我真的很喜欢帮助年龄大些的孩子。有一次，一个童子军和他的父亲走进店中，礼貌地向我仔细询问背包的尺寸和形状，他打算宿营的时候用。他举止规范，彬彬有礼，目标明确，显然接下来要进行的户外冒险让他兴奋不已。我们分享了野外宿营的乐事——我从8 岁到16 岁都是在野外度过的夏天，在宿营地学到了所有了不起的技能。我说起做记者的时候经常为童子军杂志《男孩生活》写文章，他的眼睛一亮，问道：“您也有一个童子军儿子吗？”
他天真而友善的问题一语中的。有时候，当我碰到一个可爱的孩子的时候，我心中会隐隐作痛，想着膝下无子的我是否错过了什么。
当家长在孩子身上花掉上百美元的时候，孩子的反应也很有趣。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只是一件他们不情愿的事情而已，显然他们觉得很无聊。但有的孩子会深表感激，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一天一位女顾客走进店中，后面跟着三个相当可爱的小女孩，大概分别是10 岁、12 岁和15 岁，显然她们是她的孩子。我一眼就认出她是位有名的模特，现在嫁给了同样出名的歌手；在这种郊区店，我们很少看到名人。他们肯定都非常有钱，我在琢磨着她和她的孩子们的举止将会如何。她戴着镶有祖母绿的大钻石，这不是什么好的信号，许多戴着这种钻石的人都很粗鲁，非常挑剔。
她给自己买了一件夹克，又为她的一个女儿买了一件。“谢谢你，妈妈。”她的女儿这样说着，踮起脚尖亲吻了母亲。我惊呆了，她的感激之心和良好举止实在非比寻常。
我逐渐在新生活中安定了下来，我心怀感激，找到了一个避难所，我的生活十分安静，非常安稳。不管我的工资有多低，起码每隔一周的周五，工资会直接汇入我的银行账户。随着经济衰退的进一步恶化，撰稿工作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许多客户都削减预算和开支，我开始仰仗零售这份收入。
现在，我每周的生活又开始有了固定的节奏。我整装待发，在一个广为推崇的知名品牌旗下打工。我再次拥有一个专业的身份，每次上班我都积累了一系列新技巧。现在每个周二我有一个地方可去，有人会指望着我按时出现并把工作做好。我的工友招人喜欢，我的上司非常有趣，待人和善，平易近人，公司还免费发给我一套舒适的制服。
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已经足够了。
自从我在乐斯菲斯工作，就反复听到朋友、家人、同事、邻居问我——实际上任何了解我的人都会问：“你还在那儿干吗？”
没有人能够想象，像我这样一个脾气火暴、缺乏耐性、很容易感到无聊的人竟然喜欢做这样一份地位低下、薪水微薄的服务工作。我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我从来没奢望自己会喜欢上这份工作，当然更谈不上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但是我确实做到了。我从未意识到自己对正常人际交流的渴望，我不想把自己困在家庭内部的冲突之中，不想再去经历新闻界那些无休止的竞争，也不想再去体会做自由职业时那份挥之不去的焦虑和危机感。
我喜欢各式各样的顾客群体及其大相径庭的需求，无论是一件延展性精良、可以盖住政府谍报机构格洛克9 毫米手枪的夹克，还是为私人喷气式飞机飞行员准备的过膝保暖羊毛袜——他们告诉我站在沥青路上等老板上飞机的时候冻得要命。我曾进行过环球旅行，非常愿意和顾客们分享自己的冒险经历，比如在欧洲做背包客、在安第斯山脉徒步旅行、在斐济通气管中潜行——顾客们都很想进行这些冒险活动，他们也很乐意听我的故事。
我参加过许多运动，曾经住在一个酷寒之地——冬季的蒙特利尔，因此我知道，我也能够信心满满地向顾客推荐哪种产品最适合滑雪、滑冰、单板滑雪，或是哪种产品只适合2 月份出门遛狗。
我喜欢做一个权威，知道乐斯菲斯提供的商品都有哪些，正如在培训中已经明确指出的，如果我们不生产某种产品或是不大可能有货的时候，我们要向顾客推荐其他的零售商。我同样理解这对女人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尤其是像我这种体形的人，找到漂亮舒适、设计精良的运动服饰是多么不容易，因此我经常推荐他们去运动员（Atheleta ）或是标题九（Title Nine），这两家公司——其中有一家所有人是位女性——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店。在顾客寻求帮助的时候，鼓励顾客自由选择进行购物，而非售货员不置可否、不闻不问地耸耸肩，乐斯菲斯的这种做法非常明智。
这一次我终于可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认识到，自己能给他人带来帮助，知道这一点让我很开心。新闻界不是一个大家互相温暖地拥抱彼此、栽培彼此的地方。很少有人会受到表扬，批评指责则是家常便饭。有些受访者有很强的控制欲，另外一些人则害怕甚至憎恨记者。还有些人在采访的时候扯着嗓子大吼大叫——有一位政府公关部门的宣传员就是这样的——他们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找乐子，想吓一吓我这个女记者，让我乖乖地听话。
不管怎么样，卖T 恤衫要比为全国性刊物写稿子有趣多了。
只有一个朋友能够真正理解我现在的感受，她比我年轻23 岁，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在加拿大一家银行做兼职经理。从事服务性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缓冲期，让我们能够暂时从苦难重重的家庭生活和要求苛刻的主业生计中脱离出来。她也想做这样一份工作，在工作中大部分人都彬彬有礼，一切任务都在掌控之中，同时我们努力工作和业务纯熟，顾客、工友以及经理们都对我们表示感激。和我们自己的某些亲戚不同，在这里，一些完全陌生的人重视我们的价值。有些人甚至会写感谢信或是当着工友和经理的面当场表扬我们。
不管我们这份薪水微薄、地位低下的工作表面上看来是多么枯燥平凡，这里面确实承载着某些真实需求。这不仅仅涉及收入或是可以运用于其他行业的技巧，它还可以带给我们情感上的实实在在的满足感，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那份节奏更慢的脑力劳动主业——她做学术，我做记者——都不能给予我们这些。
“我能给他人带来快乐！”当我们比较彼此服务性兼职的时候，她欢呼道。能够帮助别人获得一份贷款、拿到住房抵押贷款，能够帮助一位困惑的顾客办完一系列让人生畏的复杂手续，这些都让她满心欢喜。“他们带着问题走进来，向我讲述他们的问题，然后我解决了这些问题，这种感觉真好。”她说。
她说对了。我也喜欢这份工作的简单性——上班，努力工作，回家，拿工资。
有制服穿也让我很开心。工作服根据四季而变化，冬天的时候，要么是一件尼龙长袖衬衫，要么是一件羊毛衫。夏天的时候则总是套头的短袖T 恤衫；对于像我们这样大胸的人，这是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因为乐斯菲斯的很多衣服都很小巧。哪怕穿着女士XL 码的衣服，扣子都还紧绷绷的。（男士衣服当然要选XXL 码的了。）在灼热的灯光下，抱着一大摞东西到处走，我总是出汗。我无法想象自己要是穿着长筒袜、短裙和高跟鞋会是什么样子，我会在自己的衣服上留下汗渍，毁了我的衣服。我们穿着轻便舒适的跑鞋或靴子，免费两双，一年发两次。
我知道在接下来的7 个小时里，我将是一个品牌大使，这也让我有理由不时打扮一下自己，化化妆，戴上耳环，喷点儿香水。我知道自己在逛街的时候期望看到什么，如果我打算把500 美元的夹克或是200 美元的靴子卖给那些大款顾客，我需要精心打扮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有吸引力。不管我接下来的生活何去何从，我都必须整装待发准备工作。有人需要自己，有人仰仗自己，哪怕是做一件简单的低薪工作，也能够让我的灵魂增色不少。
一个人要是在家中独自工作了好几年，就太容易变懒了，我在家只穿着汗衫、拖鞋之类宽宽大大的舒服衣服。碰上糟糕的天气，我甚至一连几天都不出大楼的门，有时出门也只是为了去信箱取信。
所有工装中只有一件穿着不舒服，也没什么好称赞的，那是一件天蓝色的羊毛连帽上衣，穿上去又厚又热，看起来像是包裹婴儿用的毛毯。和那些年轻工友不同，我还面临着一项特殊挑战——有时我会有热潮红。那件连帽上衣我只穿过一次，当天晚上一阵严重的热潮红让我满身是汗。我走进洗手间，用纸巾吸汗，然后从卖场买了一件男士棉质T 恤衫，这样才有件衣服替换着穿。汗从我的短发上往下淌；安杰拉友好地过来询问，她担心我上班的时候把头伸到了水龙头下面。
现在，我每周都要准备好去店里上班，从此我拥有了一个重心，一个可以去的地方和一群友好的同事。我喜欢听同事们的故事，塔美莎的小儿子现在在做什么，在当地社区大学读书的卡尔是多么喜欢心理学课，还有乔的周末计划是什么。可能部分原因在于乔也是结了婚后又离婚的人，他只比我小7 岁，同时热爱运动和旅行，到目前为止我和他是最有共同点的了。我们都在富足的社交家庭环境中成长，我们都上过大学，我们都四处旅行。我在法国待了一年，一份奖金让我的事业在那里蓬勃发展；他在部队服役的时候待在德国，他热爱这个国家。就像我一样，他希望能够回欧洲生活。我们的店员中很少有人出过国，即使他们出国，也通常是去拜访住在波多黎各、墨西哥或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亲戚们。
乔和我经常嘲笑自己家中那台笨重的老掉牙的电子管电视机。所有我们认识的人用的、想要的都是纯平大显示器，但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笑着自嘲道。对我们来说，800 美元、1 200 美元或是1 500 美元是个逃离的出口，相当于去某个遥远炫酷地带的机票价格。这是我们共同持有的理念。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小镇往往枯燥乏味、物欲横流、只重视视听享受，我选择这里的原因之一在于它靠近曼哈顿，而非因为这里郊区景色迷人。我们被视为另类，因为我们着迷于日后进行更多的探险之旅，为之急不可待，我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尽可能远离古驰—雷克萨斯—汉普顿一族，越远越好。
在乔身上，我终于找到了同类人的感觉。能够遇到一个世界观、价值观和我一样的人，我觉得很幸运。
现在，我知道自己必须1 点整准时到店上班——哪怕我们只迟到了5 分钟也会有麻烦——这促使我要好好安排我一天和一周的日程。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周二晚上和周三白天工作，但很快我就放弃了周三白天的工作，因为如果我加班加点多完成些写作任务的话，可以很容易赚到同样的75 美元。（零售业迟早会给你带来这种效果，迫使你缩短在那里的工作时间。）每次下班的时候我的脚都疼得要命，以至于我没办法在短短12 个小时之后再次回到店中，重新再开始做一次。
随着店内销售技能的提升，我给新客户打电话、发邮件寻求潜在写作、编辑工作的时候，也没那么害怕了。接触陌生人的时候我越来越游刃有余，就像我每周在卖场上做的那样，迅速获得他们对我的信任和信心，我的撰稿工作业绩也开始上升。
2008 年隆冬时节，我已经看到自己不仅能做销售，而且还是把好手。经过漫长的一晚，我将价格不菲的滑雪夹克、裤子或毛衣推销给一大群陌生人，刚开始的时候能否做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也是个未知数，但是现在我清楚地知道该如何做销售。我只要摆脱自己害怕被拒绝的阴影，开始干就行了。销售大众商品最后让我明白了一点——无论是我自己的撰稿思路还是一双手套，它们都只是商品而已。这么多年来，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太多的精力，将拒绝视作人性化的东西。我可以做销售。在推销我自己的创意和写作技能的时候，我只要拿出在店里推销尼龙羊毛产品时的那种热情和自信就可以了。
我清楚地知道每晚我自己卖出去多少东西——通过单笔交易额（越高越好）、小时营业额和日营业额来衡量——我向我自己、我的老板以及我的工友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我非常喜欢这种清楚明了的感觉。
以前我一直都在新闻界工作，很遗憾那里靠主观评判一个人的价值，现在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生命中头一次，我和我的经理、经理的上司以及所有的同事都能够追踪并评估彼此的进展，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每个人的销售业绩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每条标准——每小时的销售额、每笔交易的平均价格、商品退货率、单笔交易额——每周都会贴在储藏室附近的墙上。我们知道有谁在努力工作，有谁尽管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是仍然没出什么业绩。那些追踪我们一举一动的软件同样提供了清晰可信的数据，有效证明了我所完成的销售业绩。
我从来没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过，每个人的努力程度和工作成果都清楚地公之于世。但是我喜欢这种竞争的氛围。我的业绩不错，每个人都能看得到。
现在我每周都要去购物中心，这种感觉有些奇怪，因为几年来我都避免购物。不过我终于开始了解并且发现其中一些简单的快乐。数年来，多层大型停车场让我晕头转向，现在我精确地知道在哪里停车，可以一出电梯门，来个左急转弯，在还剩几秒钟到点的时候冲到店里。有时我会走向星巴克，拿起一杯中杯伯爵茶，里面放两个茶包，多加脱脂牛奶，然后把茶藏在我的储物柜里。我很快就发现了工作中的饥渴难耐，如果可以喝点儿什么滑滑的、热热的、熟悉的东西，那会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我经常会买些新鲜杏仁嚼着吃，这种东西既健康热量又低，还能够快速补充体力。新鲜水果很难立刻吃完，也很麻烦——将商品递给顾客或从顾客手中接过钱或信用卡的时候需要保持双手清洁。
在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我会从玻璃窗前溜走（把工号牌藏在口袋里），变身成为一个顾客。我走进人类学品牌店，这依然是我最喜欢的一家店，那里的员工从来不戴工号牌。这家店在商场中的位置很好，有许多临街的大窗户，哪怕是在最阴霾的日子里，这里依然有充足的自然光。这里的音乐明快、有趣、低调，地板宽大，软木材质，在这里，富有创意的墙壁和展台不停变化，员工可以自行设计展台以及墙上的装饰。我喜欢这家店卖的东西，这里有欧洲香皂、长长的开襟羊毛衫、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和餐具、珠子串成的印度头饰、陶瓷门把手、照片、诗集以及创意书籍。这个地方独具匠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面向大众市场），凭借着个性化创意取得了不菲的销售额。
哪怕只在这里待上15 分钟，我也会迷失在这样一个梦幻世界里。因为我非常了解这家店，立刻就能找到自己想买的东西。作为一个不太好惹的顾客，我还注意到，收银员人手似乎不足。现在在我眼中，商店不仅仅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更是一个工作的地方。我开始以一种新眼光来看待售货员和经理们的工作：他们看上去是不是心烦意乱？他们高兴吗？他们专注吗？他们愿意帮助顾客吗？
于是我拥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一个辛勤的员工，又是一个挑剔的顾客。因为我现在知道一家店铺如何恰当雇用员工，如何合理进行培训，以及如何提供专注服务，我知道这些没那么难！如果我和我的工友能够做到这些，那为什么其他人做不到呢？无论在哪里，合格的员工都是稀缺资源，优质的服务就更少见了，我现在开始愤愤不平，就我那么点儿薪水，自己未免工作太努力了。在我购物的时候，我期待享受购物过程！一个70 美元的蕾丝花边小T 恤衫现在要花掉我自己工作一整天赚的钱。
我向来节俭，但是大学以来头一次，我现在要一个人过紧巴巴的日子。我开始真正理解1 美元的价值，以及赚到这1 美元所付出的辛苦。在停车场停车要花掉9 美元，在美食街买饭要花掉8~12 美元。干两个小时赚的钱就这么没了。这些都清楚地提醒着我，尽管我现在做着一份兼职，万幸的是这也是我谋生的方式之一，当然不是唯一的方式。我仍然拥有其他技能，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我期望很快就能有再次施展其他技能的机会。
我会逛一下购物中心里的美容用品店，要么买瓶新指甲油，要么买瓶高端护发素，要么买把梳子。这里面每样东西我都买得起，都是有效的小安慰。能够消费一下，哪怕是让别人小小地服务自己一回，而非自己服务他人，我也会觉得开心，同时提醒自己，在回到乐斯菲斯店内投身销售之前，我也是名顾客，也会有人全心全意地关注过我。
和所有在零售业工作的人一样，我着实迫切需要中间的那段休息时间，连续站上四五个小时，甚至6 个小时，让人精疲力竭。我需要找个机会放松脸部肌肉，而非10 秒钟内碰到新顾客就要笑着说“嗨”。我需要提醒自己，我不仅仅是编号为431877 的员工，我还是个独立个体的存在。
我也很喜欢了解我的工友们。
尽管我们之间在年龄、种族、教育背景和生活环境方面有很多显著的不同，但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我把这一切归功于经理乔，他在招聘和培训的时候已经将那些不好对付、喜欢闹腾、不愿学习的家伙给剔除了。基本上每个人，无论他们是20 岁、30 岁还是40 岁，都在工作中泰然处之、充满亲和力——尽管有些人当前并不认为这是适合他们的工作，但他们还是会努力把工作做好。有些人我从来没有深交过（有两个人就不好惹），但是我们都了解自己的工作，我们清楚自己该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不知道乔在选择我们的时候依据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但是我经常会觉得吃惊，相对来说，我们之间相处得十分融洽。
基本上每家报社或杂志社内部都是剑拔弩张、各自为营，和现在这种氛围截然不同。那里始终强调个人价值至上，政治斗争不停。在《每日新闻》工作的时候，我尝试了很多次，试图和同事之间进行一次友好的交流，但都无果而终。有一个女人，我的高级经理把她看成明星，有一个安静的下午，当我在她的桌前转悠想和她聊天的时候，她都不搭理我。
少数几个有着稳定工作、不在我们记者竞争圈子之内的行政后勤人员很友善，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那个帮我们倒垃圾的门卫是个非常帅气的拉美人，30 多岁的样子。在我看来，从来没有哪个同事会对他说“谢谢”，甚至没有人意识到他的存在。而我经常会和他点头打招呼。
在这份新工作中，不管薪水如何，我都迫切想要融入进去和工友们打交道，这样我就不会像是在报社工作时那样——根本没人搭理我。
这儿的工友似乎都喜欢我。他们看到，我努力工作，我打扫地板，我折叠衬衫，我完成销售目标，我在铆足精神干活。我喜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希望和他们在一起。事实证明，在从事低等工作的时候，这一点很重要。低等工作让你没有什么机会培养管理技能或是承担新的责任，我们工作中最严峻的挑战就是给20 件滑雪夹克安装传感器标签或是重新将40 件毛衣挂起来。
在新闻界，我们记者会开玩笑地说起记者这份工作在精神上带来无限满足感（指的是声望、国内知名度或是那些社交阶层、职业阶层远在我们之上的人对我们的关注）。和新闻界不同，零售界除了一份微薄的薪水之外，没有什么乐趣可言。只有工友之间的相伴之情才能帮你挺过这一切，很快我就对这一点深有感触。我非常喜欢和贾里德一起工作，他24 岁，是个悠闲自在、呆头呆脑的小伙子。他整天嘻嘻哈哈的，基本上从来没有失落的时候。他和女朋友住在一起，他的女朋友是个时尚设计师，他们都有一些野心勃勃的具体计划，这些计划超越商店、公司和商场的范畴。
基本上每个周二的晚上我都和塔美莎一起工作，她是个身材高挑、举止优雅、皮肤黝黑的黑人，有一双钻石形状的眼睛，是我们店中三个全职员工中的一个，也是唯一的全职女员工。她告诉我，她和母亲以及3 岁的儿子住在一起，他们还住在她长大的那套公共住房里。多亏母亲免费帮她照看孩子，她才能出来工作。
我欣赏她的言行中流露出来的端庄和礼貌，这让我想起了加拿大——我长大的地方——在那里人们通常更加保守，不大轻易放开或是期待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东西。她经常会说“早上好”和“谢谢你”。
专卖店开业时，她左手戴着一颗小小的钻石，真的就薄薄一小块，显然是订婚戒指。但很快戒指就不见了。塔美莎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女人，她不会将内心深处的想法或情感流露出来。在和一起她工作了几个月后，我鼓起勇气问她戒指到哪儿去了。
“你还处于订婚状态吗？”
“不，我不能再依赖那个男人了。他不肯在孩子身上花钱，还丢了工作。他搬到了布法罗市，还想让我和他一起搬走。我在那里能干什么呢？离我母亲那么远，还要让我跟着他，可他根本就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她一脸厌恶地说道。
塔美莎怀孕的时候干了三份工作，尽管她靠着最低工资努力维持自己和孩子的花销，但信用卡上还欠着账。现在她背着几千美元的债务，和母亲住在一起，迫不及待想要搬出来自己住。
“这不是我计划中的生活，28 岁还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说道。
显然她的生活不如意，但她同样在尽力发掘生活的乐趣。她对工友很慷慨，经常为工友和他们的孩子买礼物。在店内工作时，她非常用心。她对儿子有些溺爱，给他买衣服、玩具以及精美的生日蛋糕。在培训以及店内例会的时候，她对传达下来的公司规章标准感到不屑，我喜欢她这一点。她有时会耍点儿心眼，开个玩笑，嘟嘟囔囔地低声抱怨几句，每次都会让我开怀一笑。
“低薪就是我们！”一天下午，她唏嘘不已。
但是她也喜怒无常，情绪善变。每次到了店里，我不知道究竟是塔美莎的哪一面会在那里等着我。有时她是个不错的伙伴，幽默戏谑，充满乐趣，有时她沉默寡言，说话冷淡。她曾在当地一所学院上学，获得了四年制的大学学位。她谈起她想在医疗界发展，可能是做护理，但是每次来上班的路上都要花掉90 分钟，而且她在店里做全职，这让她很少有时间、金钱或是精力来拿到更高的学位和学习更好的技能，她也很难从这份枯燥的低薪工作中解脱出来。显然她很聪明，认为这种不动大脑、一成不变的工作很无聊，但这恰恰是出售大众服饰的现状：打开巨大的纸箱子，撕掉商品外面光滑的塑料包装，装上传感器标签，把衣服折好或是挂在指定的位置上，几个月前远在天边的管理层们就对店面外观布局进行了死板精确的规划。
起码在我们店里，基本上没有一点儿余地可以发挥个人创意。
当然也有人在零售业工作了很久仍觉得相当开心。如果你能找对地方，那么对于那些——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喜欢和人打交道的人来说，零售业是个不错的地方。
安杰尔·席尔瓦在圣迭戈市的好市多工作，这是他第二次在那里工作了，重新加盟一家备受推崇的知名公司让他很兴奋，公司给他的薪水不错，年薪5 万美元。他不会那么轻易就离开。在许多人眼里，零售业是一个理想的避难场所（对我来说就是如此），要是这份工作薪水不错或是为兼职员工提供医疗保险的话就更不错了，有些公司就这么做，比如好市多、星巴克、乔氏食品连锁店、货柜商店以及卫（Wegmans ）连锁百货。
35 岁的席尔瓦已经结婚，是两个孩子的父亲。2002~ 2005 年间，他在圣迭戈市的好市多做了三年的升降机操作员，他的年薪是5 万美元。席尔瓦喜欢自己的工作，不过他还想多赚点儿钱，拿到零售商许可证后，他开始做房地产销售。2005~ 2006 年间，他赚了9 万美元：“不过2007 年市场开始萎靡，我基本上没挣什么钱，只有将近5 万美元。2009 年我才赚了35 000 美元。大部分都是靠投机卖空，或是把房子卖给那些不再符合抵押贷款要求的人。”为了养家糊口，席尔瓦需要立刻寻求援手，通过重新向老东家求助而找到了出路。2009 年7 月，公司很乐意再聘用他，这一次是聘请他做质量监督员。他很快就获得升职，再次获得一份年薪5 万美元的合同。能够在一家蓬勃发展的公司内找到一份体面工作，得以在萎靡的经济形势下从每天卖房子的紧张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这不算是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但是至少现在我没走下坡路。如今我不打算放弃好市多的工作。我非常感激那儿的经理，是他们愿意让我回来工作。在外面找工作太难了！无论什么工作都不好找！”席尔瓦说。
尽管席尔瓦卖房子时赚的第一笔提成高达8 000 美元——这样的成功令他心花怒放——但是他发现卖房子比自己想象中要难得多：“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那时对我来说，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如何与人交流，我那时还不大爱说话。我现在爱说话了！”
“卖房子只是表面看上去比较简单。你得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每一笔交易都不同。在房地产行业，你必须监控每一笔交易，当中会涉及15~20 人。到最后，客户们总会抱怨点儿什么的。”
现在他只管理7 名员工，工作稳定，步调可控。他不需要在晚上工作，也不需要周末加班。周围再次充满和善的工友，而不是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的其他地产经纪人，大家要为日益萎缩的同一群客户源相互厮杀。席尔瓦说他很“放松。我想找点儿时间出去玩儿！一到下班时间，我就出门了，就像其他人一样”。
席尔瓦会不会再次放弃销售呢？他回答说：“这次我会更加心怀感恩。我不会那么做。”
杰奎琳·阿尔瓦里尼奥在一家出售女装的公司工作，做零售恰好满足了她的需求。2009 年她毕业于富勒顿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主修现代拉美史，她原打算攻读博士学位，在非营利性机构教书或工作。杰奎琳曾在范德堡大学获得一份全职职位，不过她打算暂时从学术界隐退一段时间，2009 年6 月开始做销售。
“有时我看到朋友们正在做的事情——一个朋友是恰帕斯的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者，另外一个在法学院读书——我会感到一丝嫉妒，但之后我会想就算我接着读书也达不到他们那种程度。我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做着平平淡淡的工作，学业表现平平。现在想要再去读书的欲望和精力已经不在了。”
杰奎琳每小时赚11.5 美元，这个数字让她印象深刻，因为当地很多零售商每小时只愿意支付8~9 美元。她现在知道，无论售货员的工作在人们口中是多么“不用动脑子”，但是实际上绝非如此。“你必须魅力十足，处事圆滑。你得卖得出去东西。”
她喜欢周围的工友，包括经理在内都是女性。“她们非常善解人意，而且真心实意帮助我们。我喜欢在这里工作！我经常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从高中生到37 岁的女人，她都把工友们称作“亲爱的”。就像我和那个在银行做经理的朋友，杰奎琳享受着做另外一种工作的过程，这项工作并不复杂，也不消耗脑力。“这不是什么高技术含量的工作。”
理查兹是一家位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市的高端服饰店，在这里做销售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险象环生的零售业里，顾客和售货员总是像坐在一辆颠簸前行的破车上，但理查兹给人的感觉则像是一辆闪闪发光的全新宾利轿车（宾利的展厅就在转角处）。
理查兹的老板杰克·米切尔是位精神矍铄、着装考究的71 岁老人，他还坚持在卖场上做销售。他从伯克利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主修中国历史，就像你所期待的那样，他有一双发现美、关注细节的眼睛。我们见面那天，高大美丽的树枝立在主楼周围的花瓶中，错落有致，简单大方。卖场的音箱里放着滚石乐队的歌。
那是3 月里一个雨天的上午，米切尔穿着雪茄色的绒面跑鞋、深灰色拉格羊毛袜和一条灰色的法兰绒裤子，戴着卡地亚轻薄手表，上身穿一件浅蓝色条纹衬衫，系一条浅黄色丝质领带，看到领带上细小的重叠设计，我想应该是爱马仕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品牌“拥抱”（Hug）。
为了确保品牌的卓越性，米切尔在用人方面十分仔细。“这和人际交往息息相关。”他告诉我。每个月他都会收到“一些”了不起的申请人寄来的简历，不难理解这些人都迫切想在这家魅力无限的店里工作，出售诸如罗茹·皮雅娜（Loro Piana）开司米、爱马仕、杰尼亚（Zegna ）和爱斯卡达（Escada ）一类的奢侈品，以及那些价值上万美元的珠宝。这儿的售货员都收入不菲。
公司旗下的任何一家店招聘，米切尔都要求进行七八次面试。“你必须真的可以当众和陌生人打交道，能够应对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你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能够掌握沟通交际的人。”他说。这实际上意味着和相当小众的顾客打交道，那些全美国荷包最鼓、要求最高的顾客：专业运动员、对冲基金经理、当选的政府官员，以及电视网络明星。
“我只希望人们能把这看成一项事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面试那么多次的原因。”他说。米切尔店、理查兹店和玛莎店实行提成制，年销售额达到100 万美元的售货员每年可以赚到6 万~10 万美元。
店内实行客户档案体系，细致跟踪记录顾客在什么时间、出于什么原因购买了什么商品。零售业有句老生常谈的话——80% 的生意来自20% 的顾客，因此“你必须了解这群顾客”。售货员不仅知道顾客的名字、年龄、兴趣爱好，还了解顾客的孩子、孙子以及其他亲戚的情况。
51 岁的朱迪·布鲁克斯在理查兹做了11 年的销售，这之前她在一家大型百货商店工作，在那里工作并不是很顺心。朱迪有一个12 岁的儿子，她留着黑色卷发，待人非常友善。她毕业于伊萨卡学院社会学专业，那时她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于是选择做零售。
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在圣诞购物狂潮中——她震惊了，觉得自己快要散架了。“我哭了！我不敢相信人们会这么刻薄。就算你很累了，人们还是冲你大吼大叫。”经理们都加班加点地工作，不停地要求卖得更多更多更多，她说，“在那里，一切都围绕着数字转，那就是系统运行的机制。而在这里，我了解我的顾客，我了解他们的衣柜，我会成功为他们装扮。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种专注和服务。我曾经去逛过巴尼斯百货（曼哈顿一家高端百货商店），但是那里也没有这种服务。”
朱迪感谢米切尔体系下给予她的自由度，这和她在其他地方工作时无休止的压力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她来说，这份零售工作就像天堂：“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而非打着公司的招牌做事。”
瓦尔迪·佩拉尔塔出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个乡村小镇上，9 岁之后他和父母搬到了纽约郊区居住，对他来说，零售实际上是逃离他之前偏远乡村生活的一种方式。
“我来的那个地方有河流，大家用公共厕所。”他说道。佩拉尔塔高高瘦瘦，长相帅气，说话温和。17 岁时他开始在我们当地的格雷格·戈德堡五金店做兼职。在五金店上班是一份纯爷们儿的活儿，尽管和绝大部分人相比，佩拉尔塔文文弱弱，缺乏男子汉气概。
他工作努力，学东西很快，高中一毕业就有了一份全职工作——年薪42 000 美元，奖金另算，圣诞节还有2 000 美元的额外补贴。“刚从大学毕业的人还赚不到这些呢！”他自豪地说，“我喜欢这一点。这是个小镇，每个人都认识我。这里的人就是我工作的动力，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
现在他已经28 岁，在曼哈顿的布卢明代尔卖香水。“我喷！”他轻松地笑着说。“我从一个纯爷们儿变成一个假爷们儿——我喜欢这种转变！”佩拉尔塔是个同性恋者，保守的家庭停止了对他的资助。格雷格·戈德堡五金店的年轻老板就住在五金店楼上的一间公寓里，他的祖父在1904 年开办了这家店。佩拉尔塔说：“对我来说，五金店老板就像我父亲一般。他教会我如何投球如何接球，他教会我如何挥舞拳头。”
佩拉尔塔现在住在曼哈顿，每年赚50 000 美元，销售诸如纳西索·罗德里格斯（Narciso Rodriguez）、三宅一生（Issey Miyake）、高缇耶（Jean-Paul Gaultier ）以及约翰·瓦维托斯（John Varvatos ）一类的品牌香水。他并非受雇于百货商店，而是受雇于美丽威望国际公司（Beauté Prestige International) 。
他说，零售业非常适合自己：“我喜欢人们。我热爱他们。我喜欢做个招人待见的小伙子。”
在五金店干了10 年之后，他就不干了：“因为我想在公司发展，我想做得更大、更好。”他在经济衰退期最低谷的时候，也就是2008 年10 月获得了现在这份工作。
销售同样非常适合佩拉尔塔，因为他有阅读障碍，这让他难以从事那些要求严苛、需要痛苦地进行阅读和写作的白领工作。“我的视力和感觉都很好。我通过听力和观察来学习。在五金店，我靠感知记住了所有五金器具的尺寸和形状。”
他承认，做零售的时候在狭小的一片空间里一直站着确实“非常消耗体力”。有时会碰到难缠的顾客。“我们像对待皇室成员一样无限尊崇地对待他们，哪怕他们做了错事。我并不介意这一点，如果他们觉得高兴，下次就还会再来。”
佩拉尔塔的长期计划远远跳出了五金店和香水柜台的范畴——在高中做一个咨询老师。“我喜欢照顾别人。”
那些最享受做零售的人通常是零售店的老板。我曾采访过两个人，他们都是自家小店的老板，一家是药店，一家是食品店，我经常光顾这两家店，向他们询问自己开店做老板的感受如何。
阿基尔·高里经营塔里敦药店，店面狭小，位于我所居住的郊区小镇内一条繁华街道上，在纽约城北25 英里。2006 年8 月，他接管了这家药店，前老板因为医疗补助诈骗被判了两年半的监禁。这让接管初期的生意很难做——那个欢乐活泼的药剂师居然欺骗当地居民，这种做法有悖大家信任，大家都很失望，怎么可能再来这家药店呢？此外，一家与之竞争的便利达康药店和它只隔着两个门。
高里精力旺盛，为人乐观，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让他心灰意冷。他是巴基斯坦人，也是在巴基斯坦接受的培训。之前他已经在零售业工作了很多年，曾在曼哈顿一家连锁食品超市和一家地区级连锁药店工作。20 世纪80 年代中期，高里经营了一家电子产品店，甚至还在布朗克斯区卖过皮草和皮具。1993 年，他成为一名药剂师。他温和帅气，浓密的黑色胡须中透着老练成熟，他不是那种说话装腔作势的人。
“零售业是个惨烈的地方！千真万确！”他笑着说，“每个走进店里的人都把你看成他们的奴隶。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随意发号施令，就因为你站在柜台后面。”不光美国是这样，他补充道——他在沙特阿拉伯麦地那工作的时候，“同样的工作，同样的情形”。
高里属于那种耐心十足、激情无限的人——他对我就是这样。他可以安心地坐下来，画张图解释维生素是如何发生代谢变化的。他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是药学院的学生。
“我喜欢做零售。和人打交道是个挑战，我能够对付世界上最难缠的顾客。”和佩拉尔塔一样，高里也喜欢小镇的乐趣，“我自己就认识90% 的顾客。”面对那些惊慌失措、为病痛所累的顾客的时候，他的爱心是应对这些顾客的关键。“如果你感觉到了疼痛，那证明你已经在康复的过程中了！你已经看了医生，你已经受了伤，你已经违反了交通规则，你已经经历了生活中那些无厘头的部分。我们必须学会接受你现在的样子。”
他也认为，做零售的人拿着基准工资，没有获得他们应有的尊重。“这里面蕴含着无限的技巧！你必须有能力将走进店里的人转变成你的顾客，而这并不容易。”
他为了创业在财务上受到重创，之前他给别人打工每年赚12 万美元，现在收入一跌到底。但是高里显然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人们尊敬我。他们尊敬我的举止，尊重我的学识，而我将自己的知识传递给他们，同时设身处地地为顾客服务，这些都让他们敬重。”
“最主要的是我喜欢服务他人。”他说。当我坐在他店里，一边忍受着痛苦，一边等待着他给我开关节炎处方的时候，我看得出来他确实如此。
同样，面对顾客时哈桑·杰瑞恩的热情溢于言表。杰瑞恩以前是位商业摄影师，现在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他的店名叫薄荷，是一家200 平方英尺的美食店，门口是红白相间的遮阳棚，商店大门上覆盖着清晰的塑料条纹，让你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一家突尼斯露天市场。夏天的时候门外有把亮红色的木椅，木椅旁边是一个巨大的老式自助柠檬水玻璃瓶。他的店铺就是一场视觉盛宴：摩洛哥陶瓷盘挂在墙上，一桶桶的辣橄榄、蜜饯核桃、杏干和枣子，篮子里装满了新鲜的长方形面包，镶着宝石的瓶子里装着辣酱和醋。几秒钟工夫，他就能为大家做一大把蜜饯核桃或是炼乳奶酪。
在这里，我很乐意花上12 美元买一小瓶香油膏或是薰衣草蜂蜜，在连锁店里我可不会这么乱花钱。我喜欢从杰瑞恩那里买东西，因为当我把钱递给他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这笔钱的去处。我花的每一分钱都在帮助维持经营这家独立小店，这是我们这条街唯一一家生意红火的店面。
2003 年他开了这家薄荷美食店，之前他没有做零售的经历。他曾在一家高级餐厅工作，小时候在摩洛哥和比利时，他是看着母亲如何经营一家餐饮店长大的。“‘9·11 ’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我决定自己转行做点儿不同的事情。”他简单地说道。自从薄荷美食店在圣诞节开张以来，生意一直非常红火。“外面竟会有人排队。”他略微有些惊奇地说道。塔里敦的主街风景如画，曾经是电影取景地，所以他的顾客中还包括女演员黛博拉·温格、基努·里维斯和罗伯特·德尼罗。
和高里一样，杰瑞恩给郊区顾客提供的不仅仅是商品——这些商品在别的地方也能买到。不过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是这样一群人，以及他们的技能、经历还有迷人的性格。顾客在这里受到的欢迎和关注在那些没有人情味儿的冷冰冰的连锁店里难以找到，连锁店里的员工拿着微薄的薪水，对顾客漠不关心。
“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机会分享是件乐事，这样你才会有激情来做这件事。”他简单地说道。
让杰瑞恩失望的是，他发现优质客服同样稀少难觅。“店员们不能做到服务至上，他们懒惰懈怠，被当作垃圾一样对待。当我买东西的时候，我期待的是服务，不要用那种态度对我！我是在这里花钱的人。”杰瑞恩的第二家店关门了，因为他难以找到并留住那些达到自己高标准的员工——哪怕提供时薪12 美元外加小费。“同时还管他们饭！”
不过杰瑞恩喜欢经营这种家庭式小店；就像高里一样，他知道每一位顾客的名字。“如果你这次差了一两块钱，那没什么关系。要是在购物中心，一分钱都不能少。这就是行业内那种一次性消费的思维在作祟。”
“我喜欢做零售。”里芭·霍利表示认同，在新泽西州哈密尔顿市，她和丈夫霍伊特共同经营一家装裱裁缝店长达23 年。现在她全职做药品检测销售代表，十分怀念自己经营店铺的日子，以及与顾客之间建立起的情感上的联系。
“顾客们通常是因为喜事来做装裱，比如婴儿生日照、结婚照、愉快旅行的纪念照，还有军队服役的勋章照。我喜欢我的顾客。总的来说，只有顾客付得起装裱费用时才会来到店里，通常是某种特别意义的东西。我想探听这份证书或是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的顾客也喜欢给我讲故事。我们像队友一样一同寻找最棒的装裱方式。当我提出创意点子的时候，顾客们愿意额外付给我钱，取照片的时候会听到他们说‘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或是‘你是对的，我真高兴接受了你的建议’。当然大部分人都有预算价格，但这正是挑战的一部分——在顾客给定的参数内完成一份漂亮的装裱工作。我喜欢其中的创造力。”
我曾经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开家小店，5 美元起价，500 美元封顶，在店里总能找到合适的东西让你小小地挥霍一次。我喜欢有趣的东西，所以店里可能出售家居产品，新的、旧的东西都有。现在我正在给别人打工，我所工作的这家大型公司在华尔街的操纵下不停地向外吐着产品，同时我也见识了收银台后面的世界，至于我究竟能从这一行学到多少，现在我已不抱幻想。
如果我真的打算去享受做零售的创意一面，那我似乎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资金才能自立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