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惧怕成为这样“强硬”的姑娘
不是不想撒娇，是害怕失望。
不是不想撒娇，是缺乏对象。
2014年的2月份，我拉着行李箱坐车去安徽录制《超级演说家》，坐在高铁上我欢欣雀跃。在这趟旅程中，我是无须承担的过客、心情轻松的旁观者、满心期待的异乡人，只要认真体会惊险和惊喜就好，结束之后回学校过“人模人样”的正经生活。
那时候一定没想到后来发生的那些难堪和纠结吧。
到达安徽后被安置在酒店里住了三天才轮到我录制。第一轮录制的选手有六十多位，每天的流程是下午三点左右开始录，一直录到深夜十一点，有时候更晚，第二天上场的选手要等录制结束舞台空了之后上来彩排。
等待的过程只有难以忍耐的孤单焦虑，一直觉得很饿，但是没有食欲。三个夜晚我几乎都在失眠，不知道为什么紧张，但是心跳会忽然加快，手心出汗，自己也很嫌弃自己。
我的人生好像从未遭逢过这么盛大的场合。面对摄像机、灯光，以及活生生的三百位观众和只有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四位导师，我要是不紧张，我肯定是鬼附身了。
我这辈子的紧张额度好像都用在《超级演说家》的第一轮比赛上了。
紧张不是最难忍的。
最难忍的是，当我自我介绍完了之后，妄图缓解舞台低气压，提到早上来的路上收到的朋友的短信。
朋友说：如果你紧张的话，就把台下的观众都当成一棵一棵萝卜。
结合当下的紧张心情我说：我毕竟无法把观众当萝卜，没有萝卜会动。
导师立刻就接道：你的意思是不要观众跟你互动吗？
如果说之前的焦虑把我所有的思绪都抽成一根细细的紧绷的琴弦，那么这一刻，琴弦终于断了，我的思路上下不接，阵脚全乱，我该怎么回答呢？其实只是随口开一个小小的玩笑，毕竟接下来的演讲内容都是好玩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不自在的人、一个处在紧张情绪中的人是永远无法好笑的，我只是想放松一下。
如果我回答：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显得太。
我也不能回答说，是。因为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根本没想到其他的回答方法。
我张口结舌，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觉得沮丧，这并不是一个顺利的信号。
这就好像生活中你出门前随口跟好朋友开玩笑说哎呀，我今天的发型丑得跟狗一样，他很认真地问你，你的意思是不想跟我一起出去吗？
舞台上的人，怎么可能不期待得到观众的互动回应？这个反问让紧张的我无法回应。
之后演讲的过程完全是机械化的，稿子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观众反应惨淡。直到最后一刻导师才转身，听到砰的一声，我知道自己安全了。这时候就恍恍惚惚地听到有人问我，你做出惊喜的表情是因为你以为三个导师都拍你了吗？
我确实误以为三个导师都拍我了，但是我像一个误以为有人暗恋我的女孩子一样，不好意思承认自作多情。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去直接把这种尴尬戳穿。在这舞台上被这样一问，若不承认，大概别人还要说我不够坦荡。
我忘了我是怎么回答的了。
那一刻我内心几乎是放弃了这个比赛。
我发现，原来这件事情这么难，一切都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根本无法料想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我不够机智，不够自信，其实是一个很不会说话的人，当不好的境况发生之后，我连表现出足够理智和镇定都不能够。
最后，导师问我，其他两位没有选择你，你有没有恨他们？
然后呢，哭得一塌糊涂的我把撑在胸口的最后一口真气散出来放狠话说：我会让你们后悔的。
谁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也许我下一场败走再无力回天，惨淡收场。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是否有那样的实力让人后悔。自尊心不经过大脑的准许自己跳出来，捍卫这样一个不肯服输的我。
下台之后我在电视台的楼道里哭得手脚发软，关掉手机，躲避人群，就坐在楼道里只是哭，哭够了才拍拍身上的土去吃饭。
后来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一句“我会让你们后悔的”，包括我的朋友L。
L看到之后专门给我打电话，骂我说你干吗那么死鸭子嘴硬啊，被看破的时候你就不会捂着眼睛跺跺脚说“老师你不要戳破我嘛”？
我说，那怎么回那句“你有没有恨他们”呢？
L说，把你哭着说的那句“我会让你们后悔的”，变成撒娇“我会让你们爱上我的”。
对她我是大写的服气。
羡慕那些身段柔软可以随时求饶求救的姑娘，用自己四两的娇柔就能拨开千斤之重的难题。
可我从小就不会撒娇或示弱。
幼儿园生涯结束的那个夏天的下午，乌云密布、天光尽收，老师把我们叫到走廊上明亮的地方点名，点谁的名字谁就可以升入一年级。全部点完之后暴雨已然倾盆，很多家长都等在走廊尽头，一听“解散”就抱起自己家的小孩撑伞离开。记得某个同学的妈妈问我说，有没有人来接你，没有的话我顺道送你回家。
我坚定地点点头说：有。
等小朋友们都走了之后，我冲进雨里跑步回家。妈妈不会来接我的，雨天正好卖雨伞，她现在肯定在店里忙得团团转。
就在我冲出走廊刚刚跑远时，就听到后面轰隆一声，走廊塌掉了。
我吓得赶紧跑，跑到半路还摔在泥水里，爬起来继续跑。郭德纲红起来的那段时间曾接受采访提到一句话：没伞的孩子你就快点跑。我就想起来发生在幼儿园的这件事，一个人在路上真的会跑得很快，没人背着没人抱，也没人可以撒娇。
到家我就开始发烧，我妈吓坏了，一手撑着伞一手扶着背后的我，带着我去医院打针。那场雨据说是村里很多年没遇到过的暴雨，院子里的大树都被拔了根。我妈一直数落我，为什么不在学校多等一会儿。
十一岁我就离开了家去城市求学，寄宿在学校，之后人生中许多重要时刻，都是一个人度过。
初中开学的第一天，老师要求全部女生剪短发，我偷偷哭过了之后去理发店剪掉留了好几年的长发，完了才给妈妈打电话说这件事，妈妈说，老师让剪就剪短。
高二时学校搬迁，老师给寄宿的学生放了一天的假搬行李。同寝室的室友或是父母过来帮忙收拾，或是市里的亲戚开车来一趟装走。我望着一摞一摞的书、被子、褥子、洗脸盆，犹豫了很久给我爸爸打电话。
我说，爸，我们要搬校区，我东西好多，你能不能来帮我搬。
我爸为难地说，家里太忙了，你看看能不能慢慢来，多搬几趟。
我知道这种要求会让他为难，“专门乘车来市里一趟为我搬行李”这种事对我来说有些奢侈，但我还是在语气中带了些委屈。
我说，我知道了。
然后我平静地把东西都分作堆，先搬书。能拿多少拿多少，越过一条马路，穿过一个小区，再走过一座桥，跨过滏阳河，就到了河对面的新校区。
那天骄阳似火，酷暑难耐，搬着很厚很厚的一摞书过桥的时候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如果你实在搬不了，我还是去一趟城里吧。
我说，我搬得了，我搬得了，我已经开始搬了，多跑几趟就能搞定。
挂掉电话后我站在马路边上哭了起来，眼泪混着汗水，淌了一脸。我想，我真是不够懂事，居然让他听出了我的委屈。
高三生活，是在一场眼泪中开始的。
高考志愿是自己的选择和决定。
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都向我伸出了橄榄枝，爸爸觉得南开好，哥哥觉得南京大学好，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来回踱步，想得头都要掉了，最终我咬咬牙说，去南京大学吧。那个下午天降暴雨，爸爸和我赶到火车站想去石家庄与南京大学签合同，票也买不到，急得他团团转，我说，爸，不然我们不报南京大学了。回到学校，我郑重地把对外经贸大学写入志愿表，打电话给父母兄长说出这个决定时他们觉得很惊讶，我说，我真的想去北京，他们说，你想好了就行。
某次跟王刚老师同录节目，他颇有感慨地说此生最大的心愿之一是参加儿子的大学毕业典礼。
回想起自己大学毕业典礼的那时候，根本没有通知父母，好像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那时候并不是金钱上不允许，而是对从艰难岁月走过来的我们来说，仪式感一点也不重要，不值得浪费车票来让父母见证。研究生毕业典礼的当天大哥来北京出差，我打电话问他我毕业典礼你要不要来，他开玩笑说，已经毕业一次了怎么还没习惯呢！
我确实是已经长大了，已经习惯了不撒娇、不求助，凡事自己决定、自己争取，受伤时绝不倾诉，自己疗伤治愈。
终于长成了那种“独立自主”的姑娘，成了那种“没有温柔，唯独浑身英勇”的姑娘，连谈恋爱都会想着少给对方添麻烦。
很多事情小时候没有掌握，长大了再去学习就很困难，撒娇是其中之一。人生有许多撒娇就能解决问题的时刻，我们都选择了“撂狠话”或者“装没事”。
不撒娇，是怕失望，怕让对方为难，怕自己无法抵挡温情而防备崩坏。所以内心破碎的时候还能站得直挺挺的，说我能行，我能还击这个世界，你们谁也不用照顾我，担心我。病了可以自己给自己煮粥喝，可以自己修水管，雨天也不必在屋檐下等谁送伞。
而更多的时候不撒娇，是身后无人，是没有一个寻求庇护的对象。
我听过的对“不爱撒娇的人”最严重的诅咒是：不会有人爱你的。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本小说，也是我读过的第一本金庸的小说，当年是从哥哥那里偷来看的，因为太喜欢霍青桐，就用笔画出来描写霍青桐的全部语句，其中有一段是陈家洛的内心戏，他把霍青桐和香香公主两个姑娘放在一起比较，说一个可敬可感，一个可亲可爱。对霍青桐是敬多于爱，甚至有点怕，跟香香公主在一起则只有欢喜。
他爱的是香香公主，或者说是更爱香香公主。他还反问自己，难道是不喜欢霍青桐太能干吗？
翠羽黄衫的霍青桐，见识谋略不输书中的任何一个男人，内心之坚忍也不输于任何一个男人，受伤吐血被冤枉，她都不吭一声。
她没有得到许多的呵护和宠爱，但霍青桐就是霍青桐，没办法想象她成为其他任何人。
有人说“撒娇的女人最好命”，可能吧。
只不过泅渡人生，各有其凭。
一个嘴硬的人，自身就是自身最大的依仗，在每一个不撒娇也不示弱的关头，都要靠自己火力全开地冲、硬碰硬地扛，最终练就一身钢筋铁骨，风雨无惧。
我不惧怕成为这样“强硬”的姑娘：敢争取也敢放弃，耐得住苦也耐得住寂寞，不理会打量的目光和讥笑，也不害怕与人为敌，难过的时候就回家放肆哭，出来还是一个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的“女强人”。
原谅我们不是会撒娇的女生，只会成为越来越强的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