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页 | 第二十三章愚者的信念 | 洛克菲勒：一个关于财富的神话

第二十三章愚者的信念

假如洛克菲勒在1902年塔贝尔幵始发表连载文章之前就去世了，那么如今人们几乎无不认为他是个在生意场上恃强凌弱、心胸狭窄的人，是19世纪末期贪婪的美国工业的化身。然而, 就在那些专事揭丑的记者们向公众宣传洛克菲勒就是魔鬼降生的时候，洛克菲勒本人却越来越多地投身于慈善事业。他如此令人不解——直到今天人们对他还是爰恨交织——的原因是，他身上好的一面如此之好，恶的一面也如此之恶。历史很少产生过性格如此矛盾的人物。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我们几乎只能这样假定，世上至少有两个洛克菲勒：一个是虔诚的善人，一个是背弃教义、动机卑鄙的商人。令我们更感迷惑的是，从标准石油公司首脑到慈善帝国的君主，洛克菲勒丝毫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他没有把退休生活看成是在为自己赎罪。他如果地下有知的话，一定会非常赞赏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871—1947,美国历史小说家——译注）后来对他的评价：“标准石油公司的这位締造者不认为自己有必要为进天堂而花钱堵住众人的嘴！”洛克菲勒始终认为，自己在标准石油公司时提供了那么多的就业机会，生产出人人都买得起的煤油，与之相比，他那些大规模的善举则相形见绌。

当他的财富积攒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时，约翰还保留着他那种神秘的信念：上帝给他钱是为了造福于人类。显然，上帝与塔贝尔小姐的意见相左，否则，上帝为何待他如此慷慨？洛克

菲勒认为自己的财富是公众的信托资金，非他个人享有。到了 20世纪初，随着他拥有的标准石油股票和其他投资全都大幅增值，如何处置这些金钱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在盖茨为他效力之前，洛克菲勒很难做到按其财富的比例增加自己的捐赠——这块心病越来越重，一直把他推到了心理危机的边缘。塔贝尔强调说，洛克菲勒只拿出其财产当中的极小一部分回报社会：数目大约在3500万到4000万元之间，相当于标准石油股票3年的红利^ (事实上，洛克菲勒捐赠的钱数已经超出这个数目好几倍了。）为了避开别人在政治上对他的攻击、安抚公众舆论，洛克菲勒在当时不得不捐赠更多的钱财。即使是出于纯粹的一己私利，他也必须表现得像慈善家一样无私和富有公益精神。那些把洛克菲勒的善举视作纯粹是为了进一步攫取经济利益的评论家们没有看到，他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他需要证明，富有的商人也可以体面地卸下财富的包袱。此外，明智地处置自己的财产则有可能阻止别人追究其来源。

正是出于这种政治上的需要，洛克菲勒总是与自己的慈善事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样能表示出一种低调的姿态。由于那些专事揭丑的人已经使公众对洛克菲勒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必须打消人们的怀疑：即他的乐善好施不再是一种诡计，不是企图在受到调查后重新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总是受到一个固有的两难境地的摆布：这些事业的影响极其巨大，而在实施这一影响时却步履维艰。盖茨有一次在解释洛克菲勒各种慈善事业的理事会成员从不接受采访的原因时说，如果他们颂扬自己的善行，“势必会让人们更加怀疑[洛克菲勒的] 施舍并非没有追逐私利的动机。”

盖茨协助洛克菲勒确定优先享受馈赠的对象，以便预先阻止来自政治方面的批评。洛克菲勒开始把党派或教区组织放到次要

的位置上，被划归此类的有反酒馆联盟（Ami-Saloon League)以及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 1844—1915，美国道德改良运动领导人-——译注）和他领导的纽约不道德行为查禁会 (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而是青睐那些能取悦大众、得到广泛支持的项S——那些对各阶层都有好处、没有半点私利成分、毫无争议的善事。达不到这些标准的团体只能获得洛克菲勒的个人小笔馈赠，或者完全不予理会。洛克菲勒在回忆录中说，他只在生活的六个领域里寻求发展，这六大领域全都具有全民性和无可争议的特点“1)物质享受、2)政府和法律、 3)语言和文学、4)科学与哲学、5)艺术与修养、6)道德与宗教。”无人会反对这些选择吧？

最让洛克菲勒感到棘手的是，如何摆正行善与自力更生之间的关系。他常常担心自己会助长依赖情绪，破坏新教主张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伦理原则。“这可是个大问题，”他承认道，“要学会既帮助了对方，又不至于削弱对方的道德勇气。”他很怕看到出现大批大批的乞丐仰仗其施舍为生的现象。早在19世纪80年代，洛克菲勒在考虑赞助克利夫兰一个退伍军人组织时就告诫弟弟弗兰克说，他“不愿意鼓励一大群不负责任、喜欢冒险的家伙异想天开，一见到我就向我要钱。”他时常提醒儿子说，搞一项慈善事业要比终止它容易得多^

他还处处小心，惟恐打乱现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他坚信社会总是赏罚分明的，认为富人是因其超群的智力和事业心而得到回报。相反，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失败几乎总能归咎于他个性上的某些弱点，归咎于他身体上、心理上或性格上的某些缺陷……。我个人认为，造成人与人之间贫富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个性上的差异，我们只有用我们良好的索质帮助更多的人树立起坚强的性格，才能帮助更多的人拥有财富。

他向教育和医学研究捐款，是因为它们能让受教育的人或受治疗的人聪明、健强，更好地参与优胜劣汰的斗争——也就是说，他要使这些人有能力参与竞争，而不是为了攫取其成果。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从不动用财富去直接安抚穷人，还讥讽那些标榜为社会谋福利的慈善行为。“与其向乞丐施舍，”洛克菲勒说，“不如做些铲除造成乞丐存在之根源的事，这才是更加深刻、更能广施恩泽、更值得一做的事情。”洛克菲勒与卡内基的不同之点在于，他没有为普通人的娱乐消遣修建图书馆、体育场馆或音乐厅，而是支持那些更广泛地造福于众的纯粹的研究事业。

洛克菲勒受到了当时两大改革运动的影响，把精力集中在未雨绸缪而非亡羊补牢上。20世纪初，许多进步分子已经厌倦于医治社会病症，转而着手寻找导致这些弊病的根源。他们不是依赖彼此互不关联的善行，而是希望能向贫穷的根源有步骤地发起进攻。他们对新的科学方法充满信心，得到了由不断壮大的大学体系培养出来的新兴中产阶级的支持，汇合了商业、劳工、农业和其他领域的专家的知识。这个新生的技术阶层向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提供了现成的人选。这场“科学改革”正中洛克菲勒下怀，因为他喜欢作系统的分析，探究事物的内在根源。他自己在标准石油公司时就曾得益于科学创新，弗拉施脱硫法就是一个例子。

洛克菲勒的事业还得到了社会福音运动的支持，这项运动把社会改革同道德净化和宗教复兴相结合，在1900年到1920年间达到了顶峰D在洛克菲勒父子这两代人看来，这项运动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它使人们一方面获得政治自由和进步，一方面又坚持反对赌博、卖淫、酗酒等向来为浸礼会教徒所不容的恶行。它还能确保各项改革能够得到宗教当局的保护和支持。社会福音运动

为洛克菲勒家族提供了一条途径，使其得以从向狭隘的宗教派别捐赠顺利地过渡到捐助更加世俗化、各宗教派别一视同仁的事业

上。

弗雷德里克?盖茨是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的守护神。盖茨尽管当时很少抛头露面，却在他死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对自己的贡献大大宣扬了一番。诚然，盖茨是由洛克菲勒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之所以能享受极大的自由，部分原因是洛克菲勒把他培养成了自己的代理人。由于洛克菲勒远离自己的慈善帝国，他的作用几乎总是被低估，但盖茨承认，建立医学研究机构正是洛克菲勒本人的主意。1894年前后，威廉?雷尼?哈珀首先提出在芝加哥大学建一所医学院的建议，但洛克菲勒表示反对，并提出一个全新的方案：建立一个主要或完全致力于研究的医学系。盖茨生来具有说客的本领，能用无与伦比的精力和智慧来传达君主的愿望。3 年后，他提议建立一个医学研究机构，深知这个建议一定会引起洛克菲勒的共鸣。

1897年夏天，盖茨和家人一起在卡茨基尔山上度假时，埋头读了一本厚度足可以用来顶住大门的书《医学原理与临床实践》，这本长达千页的巨著的作者是当时最有名望的内科医生、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教授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 1919,加拿大医生、医学教育家——译注）。（除了布道小册子之外，洛克菲勒几乎不看书，盖茨则博阅群书，自称在主持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期间看过上千本书。）那年春天，盖茨捱过一场重病之后活了下来，这场病引发了他对美国医学的兴趣。奧斯勒的这部杰作可不是夏天度假时的轻松读物，但盖次还是借助一本医学词典啃了下去，而且越读越感到惊叹不已。他私下对威廉?雷尼?哈珀说，他“很少读过这么有意思的书。”奥斯勒的著作无意

中暴露了医学的落后状况，这使盖茨大感惊骇：作者描述了许多疾病的症状，却很少指明引起这些疾病的细菌，而且只提供了四、五种疾病的治疗方法。这种只善于描述具体症状而却不擅长诊断和治疗的医学怎能让人折服？盖茨突然清晰地意识到建立一个专门对付传染病的医学机构的重要性。他选择的时机再好不过了，因为在当时细菌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人们首次分离出一些致病的微生物，这就把医学一劳永逸地从洛克菲勒医生之类的药贩子手里夺了过来。

盖茨满怀热情地匆匆给洛克菲勒写了一个极富感染力的备忘录，提议建一个医学研究机构，还列举了两个欧洲的先例：巴黎的巴斯德学院（成立于1888年）和柏林的科赫（Robert Koch, 1843-1910,德国细菌学家，发明细菌培养法和染色法，分离出多种病菌，获1905年诺贝尔医学奖——译注）传染病研究所 (成立于1891年），这两个机构极大地提高了欧洲医学的声誉。在当时，建立一家医学研究机构的想法对美国人来说还很陌生。那时大多数美国医学院都以商业为目的，教师全是些兼职教书赚外快的临床医生。医学院的用人标准极低，有些学校的教师连大学学位都没有。由于这些“医学工厂”没有任何开展重大研究课题的动力，医学只能在科学与臆测之间徘徊。盖茨请洛克菲勒聘请斯塔尔?墨菲（Stair Murphy)调查医学界对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态度，结果发现很多医师都坦率地表示怀疑美国是否有足够的科研人才来组建这样一个机构，他们建议向私人实验室提供小额赠款。

对盖茨的这份备忘录，洛克菲勒沉默许久，把它搁置了好几年。不过洛克菲勒最终还是认识到，此类医学研究完全符合他的需要：既保险又得人心，也不会引起争议。虽然不能保证洛克菲勒聘用的科学家一定能搞出什么新发现，但他们同样不会让创建

人感到难堪。科学家可以从一流大学里挑选，让他们在毫无拘束的条件下开展工作。这样的机构还将填补慈善领域的一项空〔J。盖茨对奥斯勒说：“这种善举如今在美国几乎无人问津，却是人们最需要的，也是所有的慈善事业中最有前途的。”的确，推动医学的发展与洛克菲勒的要求完全相符，最终成了他设立基金的通用标准。

这项建议遭到医学界的怀疑，在他们看来，花钱请一些成年人去胡思乱想，搞些毫无用处的发现，这种做法有欠考虑，甚至不切实际。在当时，由研究机构推出革新无论在工业界还是医学界都尚无前例。洛克菲勒的其他投资大都是盖茨因他人的请求而进行的，此刻他却要不顾普遍的反对意见去推行自己的主张了。

盖茨曾经希望这个新建的机构可以与芝加哥大学结盟，但他的希望落空了，因为哈珀博士完成了芝加哥大学与拉什医学院的合并，而拉什医学院恰好是盖茨希望废除的那种专业院校。当时的美国医学界卷进了两大派别的公幵冲突：一派坚持采用逆势疗法，使病体产生与所治疾病相异的效果，另一派则主张顺势疗法，试图在健康人体内诱导出与所治疾病相似的症状以预防疾病。拉什医学院强调倾向逆势疗法，洛克菲勒偏好顺势疗法，盖茨则把这两种疗法全都视作令人反感的伪科学而加以排斥。他在 1898年告诫芝加哥大学说：“我确信洛克菲勒先生主张成立一家既不偏好顺势疗法也不偏好逆势疗法，只在医学研究中保持科学态度的机构。”尽管如此，哈珀还是坚持与拉什医学院合并，从而永远失去了在芝加哥大学建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机会。洛克菲勒的顾问们在会晤了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逆势疗法支持者之后认为，还是在纽约创建一所独立的研究机构更便当些。

洛克菲勒很赞成这个建立规模适中的独立研究中心的决定。他与哈珀发生过多次剧烈的争吵，无疑对学术界的勾心斗角和行

政管理人员的放空言论腻烦透了。独立的医学研究机构可以牢牢地控制在他手里，尽可能不出现令人始料不及、大感不快的财政亏空。在为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简称RIMR)捐款的问题上，洛克菲勒坚决杜绝了他在为芝加哥大学捐款时犯下的错误，这个错误已经成为他不建立什么样的机构的前车之鉴。他曾与奥古斯塔斯?斯特朗就浸礼会大学选址问题大吵了一场，这一回肯定很高兴选择他所在的城市设立研究中心。

如果说芝加哥大学似乎在哈珀博士想像力丰富的大脑里早已完全成形的话，那么与之相比，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在1901年成立时则有意搞得不动声色。它没有启动资金，总部暂时设在列克星敦大街的一幢大楼上。这样的低调处理旨在不让人们期待美国第一家完全致力于生物医学研究的机构会突然创造奇迹。洛克菲勒一反常态，这一回同意该机构以他的姓氏命名。他许诺给这个项目的捐款——10年总共20万元——在当时可谓一笔巨资。为了避免芝加哥大学的错误重演，洛克菲勒没有答应额外的捐赠，而是故意让研究所的管理人员蒙在鼓里，以免他们过分依赖他的支持。

洛克菲勒设了一笔奖金，用以招聘最出色的人担任主要职位。“约翰，我们是有钱，”他对儿子说，“但是只有在找到有主意、有想像力和勇气的能人把钱用在能出成果的地方，我们的钱才对人类有价值。”洛克菲勒让科学家而不是外行的理事来掌管开支，此举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改革。该机构不公开的规矩是：召集才智出众的人，把他们从琐碎的小事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去异想天开，不向他们施加压力或横加干涉。如果创建人营造了一个有利于创造力发挥的环境，奇迹就很可能会发生。

研究所里很快就群英荟萃。这项研究的首席顾问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第一任院长、病理学教授威廉?韦尔奇博士 (William H. Welch)o韦尔奇是个单身汉，身材肥胖、秃顶，留着山羊胡子，学生们亲切地称他“宝贝”。他举止笨拙却喜次交际，从美食、戏剧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无所不爱。他在德国完成学业后，于1878年在贝尔维尤临床医学院幵设了美国第一个病理实验室，把德国医学的高标准引进到美国。15年后，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了医学院，由韦尔奇领导着一批多数在德国学成归来的全职教师和研究人员——这是美国医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洛克菲勒的金钱的鼓励下，这种模式后来在全国为人仿效。洛克菲勒的助手们在吃不准的情况下，总是拿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当做准绳来衡量医科教学方面的进展。

作为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理事会主席，韦尔奇拉来他的得意门生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 1863—1946，美国病理学家和细菌学家——译注）出任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他认为弗莱克斯纳是他最有才华的学生、美国最好的青年病理学家。弗莱克斯纳是德国犹太人后裔，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长大，完全属于洛克菲勒心目中的那种具有自我约束力和靠个人奋斗成才的人。

1902年初韦尔奇请弗莱克斯纳出山时，弗莱克斯纳尽管受到医学界的高度敬重，但还算不上是个权威。他当时39岁，正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是接受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病理学终身教授的机会，还是跳进一个如他所言的“完全为发现新东西而设的机构”的旋涡。弗莱克斯纳问盖茨为什么那么肯定能搞出新发现时，盖茨傻笑了一下答道，他有那种愚人的信念。整件事情似乎那么模糊不清、不着边际，致使弗莱克斯纳犹豫了好几个月才接受这个职位。他力争要求得到向他招聘的研究人员发放高薪

的权力，并要求对方答应为研究所建一座小型附属医院，使处于研究阶段的疾病得以在临床中进行跟踪观察。

弗莱克斯纳身材瘦削、表情严肃，戴着一副眼镜，脸部特征和他的头脑一样清晰、精确。作为一名管理者，他行事公正、讲究实际，这正合洛克菲勒的心意。许多人从他那一本正经的外表下看到些许温情，但他不是个虚张声势地挥舞大棒的家伙。“弗莱克斯纳很称职，”门肯（H. L. Mencken, 1880—1956，美国评论家、新闻记者——译注）说，“但他又是个刻板得近乎自负的家伙。”不止一位科学家对他苛刻的要求和尖刻的批评感到心惊胆颤。洛克菲勒显然受到了这位崇尚完美的所长的鼓舞，在那年 6月许诺再给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100万元捐款。想起哈珀花钱如流水的情景，洛克菲勒规定弗莱克斯纳必须在10年时间里分批接收这笔款项，这就减慢了研究所的发展速度。

西蒙?弗莱克斯纳最终成了研究所的象征，他对科学的严谨态度体现了他高尚的格调，这种格调自始至终成为研究所的特点。（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于 1930 年成为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小说家——译注]在《阿罗史密斯》一书中以他为原型塑造了麦格克生物学院老于世故的院长A ?德威特?塔布斯这个人物。）弗莱克斯纳有一种出色的天分，能使公众对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工作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上任不久后，一位记者在费城他的实验室里“一片令人生畏的实验用瓶瓶罐罐当中找到了忙得像只黄蜂似的”弗莱克斯纳，他传达了这个新建机构的大胆设想，称它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计划，覆盖了疾病起因和预防的一切研究领域。”他对纯理论研究怀有传教士般的热情，这在当时的科学界里十分罕见。“在医学研究中没有用不着的知识，”他说。“我们产生的想法没有先后顺序。在我们对基础知识还没有足够的了解时，也许只会发现表面的细节。不

过到头来，所有的知识都会有它合适的位置。”

由于弗莱克斯纳的加盟，一个调查小组跑遍曼哈顿，以便为研究所选定永久的地点，并于1903年买下了一块13英亩的农田，这块地位于一处布满石头的陡岸旁，从那儿可以俯瞰第64 街和第68街之间的伊斯特河。洛克菲勒第一次看到这块地时，那儿还是一片荒芜，不见树木的斜坡上有一些奶牛在吃草。这一地区当时还非常贫穷，连蒸汽供暖公司都不把管道往那儿铺设，去那里办厂的只是一些像酿酒厂和屠宰场之类散发出难闻气味的行业。洛克菲勒花66万元买下了这片被称为谢默豪恩的土地。列克星敦大街和第50大街的两栋褐砂石房子为时18个月的租用期结束后，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于1906年5月搬进了它在约克大街上的新居。从当时的照片里看到的是一栋坚固的六层砖楼，矗立在一片光秃秃的迎风山坡上，两侧是-小丛树和几个小棚屋，背后是正在兴建中的昆斯大桥。人们很难把这张照片同现在的洛克菲勒大学联系起来，这个诺贝尔得主的摇篮景色如画，壮观的大门和高大的树木仿佛道道屏风，把纽约市区隔在墙外。

洛克菲勒和在标准石油公司时一样，扮演着在幕后发号施令的领袖，从远处操纵着一切。他通过简短的备忘录把自己的愿望传达给下属，并且保留所有大额款项支出的批准权。他在商业活动中学会了靠专家解决问题，从而使自己看上去远离自己的慈善事业。19K)年，前任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向盖茨感叹道：“洛克菲勒先生捐献金钱时依据的是他人的调查结果而非他个人的好恶，这种方式十分小心谨慎。可这样一来，他就几乎无缘享受行善后得到回报那种真正的快乐了。“

洛克菲勒从不干涉研究所的自主权，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不过去看看。西蒙?弗莱克斯纳很感激他这种做法，几度邀请他去

研究所参观。“他很谦和地说，他不能占用大家的宝贵时间，”弗莱克斯纳说，“当我对他说我们经常有人去参观时，他说这就更不该占用我的时间了。”主楼投入使用几年后的一天，洛克菲勒父子正好就在研究所附近，小洛克菲勒提议道：“爸爸，你还没去过那个研究所呢。咱们叫一辆出租车过去看看吧。”洛克菲勒很勉强地答应了。等车在研究所外面停下后，他只是坐在车里看着它。“爸爸，”小洛克菲勒轻声催促道：“您难道不想进去看看吗?” “不，”洛克菲勒说。“我看看外面就可以了。”他最后经不住劝，还是进去了。一位工作人员带他俩匆匆参观了一遍。洛克菲勒表达谢意后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有来过。他极不愿意张扬自己，在经商方面又如此受人非议，却在行善方面似乎显得十分高尚，在科学家面前表现得如此谦虚，实乃可敬，因而贏得了模范捐赠人的美名。

洛克菲勒这种超然的做法固然很开明，但也不乏有自我保护的意思，因为他担心面对面的接触会招致对方请求追加资金。几乎可以肯定，他在此之前一直没有造访研究所的一个原因是，他希望这样能使弗莱克斯纳琢磨不透他的意图。直到1911年洛克菲勒还这样忠告儿子说：“我想最好还是别让研究所的代表得到任何暗示，认为我们不久便能以某种目的增加捐赠。让我们牢牢地掌管着研究所，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他们到底干得怎么样，并且尽量推迟确认捐赠的日期，这是追加捐款的学问。”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如此缓慢地发展恰恰是典型的洛克菲勒处事方式。

洛克菲勒退休以后，每天只在慈善事务上花大约1小时的时间。尽管如此，他仍然成功地在名义上和实际上继续掌管着这个慈善王国，要求手下的管理者们以科学家的严谨、商人理财的明智和传教士的热情来开展工作。查尔斯?埃利奥特担心洛克菲勒从自己的善行中得不到任何乐趣，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把心

思全都放在研究所上面了。 “假如我们所有的捐赠都比不上医学研究所那些才华横溢、品质优秀的人已经取得的成绩，”洛克菲勒曾经说过，“那么，我们付出的一切金钱和精力都是值得的。” 除了标准石油公司以外，洛克菲勒最感自豪的就是他的医学研究所了。盖茨在给埃利奥特的回信中解释了洛克菲勒如何及时了解研究所进展情况的原因：

我把这一点当成自己的责任：让洛克菲勒先生亲耳听到研究所每一项重要的工作、每一个有前途的探索。他了解那些接近成功的实验，了解这些实验将给人类带来的令人激动的希望。我曾见到喜悦的泪水流下他的脸颊，那是在他想到研究所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前景的时候。他既是一个充满热情、富有幽默感的人，也是一个极富感情和同情心的人。

除了有些夸张之外，盖茨的描述基本上是合乎事实的。

弗莱克斯纳每次礼节性拜访洛克菲勒时，总是发现他很亲切，但弗莱克斯纳和韦尔奇在管理问题上主要是和盖茨、小洛克菲勒以及斯塔尔?墨菲那些不懂医学的理事们打交道。他俩把自己从事的医学探索说得天花乱坠，听得人如醉如痴。盖茨是理事会主席，他坐在桌子的一头，领带歪到了一旁，蓬松的头发从前额上垂落下来，兴致勃勃地聆听着每一个新发现，神色持重的小洛克菲勒则提出一些经过仔细勘酌的问题。盖茨和小洛克菲勒参加这些会议时都怀着一种近乎神秘的激情，仿佛自己的灵魂在科学研究中找到了新的归宿一样。盖茨把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比作 “神学院”，把弗莱克斯纳的工作说成是一种祈祷。他告诉弗莱克斯纳说：“上帝向您轻声诉说他的秘密，向您敞开了造化的奧妙。当我朝您的显微镜里看下去的时候，心中有好几次产生出无法言

状的敬畏之情。我觉得自己是在用亵渎的双目注视着上苍的秘密。”在许多参与过洛克菲勒早期慈善事业的人看来，科学就像一种新的世俗宗教，它在旧的精神真理衰败之际向他们发出了召

由于愤世嫉俗的人认为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将会退缩到与现实无关的象牙塔中，因此盖茨尽力不让弗莱克斯纳产生企图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情绪。但是，就在1904与1905年之交的那个冬天，一个不期而至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大显身手。那年冬天，纽约有3000人死于流行性脑脊膜炎，为了治疗这种疾病，弗莱克斯纳在马的身上培养出一种血清。1907年，他在猴子身上做实验时发现，这种血清如果注射在脊椎管适当的位置上能有效地治疗这种疾病。洛克菲勒急切地关注着实验的进展，并于1908年1 月17日告诉一位朋友说：“就在两天前我接到一位德国医生的电话，他给一名患者注射了这种血清，并且报告说，第一次注射后的4个小时内病人的体温就恢复了正常，而且保持了下去。他当时认为病人很有希望康复。”直到1911年初纽约市卫生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时，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才开始免费分发弗莱克斯纳血清，以作为一项公益服务。后来，人们用磺胺药片和抗生素来治疗这种病，在此期间弗莱克斯纳血清已经挽救了几百也许是几千人的生命。新闻界把弗莱克斯纳奉为奇迹创造者，这是给实验室带来的回报。

在反托拉斯指控甚嚣尘上的那些日子里，弗莱克斯纳的成功为洛克菲勒贏得了人们的信赖，也使主人慷慨解囊。1907年初，研究所理事会请求洛克菲勒捐赠600万元。洛克菲勒为了给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泼点冷水，只答应给260万，不到所要求的一半。同年〗小洛克菲勒建议父亲说，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建立答

应弗莱克斯纳的小型附属医院了。捐赠加上建医院的费用总共达 800万元。正当洛克菲勒反复考虑这件事时，弗莱克斯纳血清的成功使天平发生了倾斜：1908年5月，小洛克菲勒通知理事会说，他父亲出于对这项成功的敬意，将建造一座有60个床位的医院和一间有9个床位的隔离病房。看到医院的蓝图后，洛克菲勒像往常一样，在慷慨解囊之余提出了节省的要求。“这些机构动辄开口要钱，”他告诉儿子。“我们可不能乱花1分钱啊广医院在1910年开张后免费治疗患有以下5种重点研究的疾病的病人：小儿麻痹症、大叶性肺炎、梅毒、心脏病和婴儿肠道病。医院顶层的五间病房是为洛克菲勒家庭保留的，可是老洛克菲勒从没利用过这种特权，尽管盖茨不时劝他这样做，并向他保证“那里的医生绝对彬彬有礼、殷勤有加，护士也个个堪称模范。”但洛克菲勒还是固执地去找他的正骨疗法和顺势疗法大夫，因为这些人更听他的摆布。

此时，随着一笔永久性独立基金的设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实行了具体的细则，决定成立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对研究工作拥有无限的权力——充分显示了对科学的信心，这在美国慈善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另外还成立了一个理事会，负责财政事务。）一家杂志这样评价道，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在“很可能是世界上研究疾病起因和治疗方法的设备最好的机构”—— 对于一个成立不到〗0年的机构来说，这真是一个极高的赞誉。它正在成为世界各地同类机构中得到捐赠最丰厚的研究所，并且接连不断地创造出医学奇迹来。

弗莱克斯纳不仅是个实验室天才，还是一位帅才。他把一些很有才分但误入歧途的人、性格孤僻的人，行为怪诞的人都收罗了进来，使那些人觉得研究所里宽松的气氛十分适合进行创造性工作。在伊斯特河的那段陡岸上，他组织起了一支杰出的科研队

伍——并自豪地称他们为他的首席演员——其中包括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德国医生，血液学和免役学奠基人之一，获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译注）和雅克?洛布 (Jacques Loeb, 1859—1924，美籍德裔生物学家，提出蛋白质胶体行为学说——译注)。另一个应聘而来的天才是实验能手曰本人野口英世（Hideyo Noguchi，1876—1928，日本细菌学家——译注），他后来在梅毒病菌的研究中做出过突破性贡献。弗莱克斯纳把研究所分成几个各自为政的部门，围绕每一位常任天才科学家建立一片领地，自己则负责监管主要的预算开支。

弗莱克斯纳最有远见的决定是，从芝加哥请来了出生于法国的外科医生亚历克西斯?卡雷尔博士（Alexis Carol, 1873—1944, 创造血管缝合技术，为器官移植奠定了基础，获1912年诺贝尔医学奖——译注)。卡雷尔个头矮小、体格健壮、身板笔直，一副军人气派，却又是个天主教神秘主义者和顽固的保皇派。1894 年，法国总统萨蒂?卡诺（SadiCamot，1837—1894，法国第三共和国第四任总统——译注）被刺客扎伤后因一条血管断裂大出血而身亡，卡雷尔因此确定了自己未来医学研究的方案。他当时只有21岁，便开始致力解决接上断裂的血管这个难题，并且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推动了后来的输血、器官移植和其他先进外科手术的成功。洛克菲勒经常在饭桌上绘声绘色地向客人们讲有关卡雷尔的故事，说他在1909年挽救了一名早产儿的生命，这孩子患有新生儿便血，是由于消化道渗血造成的。在那次不可思议的手术中，卡雷尔把婴儿腿上的一条血管接到他父亲（纽约的一位医生）的动脉上，使脸色发青的婴儿苏醒了过来。没过几分钟，婴儿的脸上就泛起了玫瑰红o 1912年，卡雷尔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是美国第一位获得此奖项的研究人员。

洛克菲勒很幸运，他捐钱的时机恰逢医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

已臻成熟并且提供了无限机会的时刻。这位巨头的其他慈善事业也许没有一项取得过如此全面的成功。安德鲁?卡内基顺应适者生存的劳动分工原则，把医学领域拱手让给了洛克菲勒。一次, 有人请求他搞医疗设施建设，他精明地笑道：“这是洛克菲勒先生的专长，去找他吧。”

在经历了几十年躲避辱骂的H子之后，洛克菲勒和他的追随者听到人们真心诚意地对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大加赞扬，感到十分欣慰，甚至有些意外。欣喜异常、红光满面的盖茨说：“哪怕最敏感的人也难听到一句不入耳的话。”小洛克菲勒在为研究所申请资金时对父亲说：“您建立的基金会没有一个像医学研究所这样深得人心，听不到一丁点批评。因此我觉得从某种意义1:来说，把大笔的钱投到那里比投到任何地方都安全。”盖茨则接着这个话题发挥下去，认为洛克菲勒的金钱可以通过医学研究来造福于世上每一个人，而且“医学研究的价值是世上最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对于每个活着的人来说都是最为至关重要的。”长年来几乎是千夫所指的洛克菲勒怎能拒绝这个为全人类造福的角色呢？他的捐赠也反映出他对长寿之道孜孜以求的关切之情。瑞士心理分析学家卡尔?荣格在1912年邂逅洛克菲勒后，写下了自己的印象：“他挂牵的几乎全是自己的身体健康，总想着试试各种药物和新的饮食方法，也许还有新的医生！”

洛克菲勒自己的小圈子里有一个激烈批评医学研究所的人，即他的老友兼高尔夫球搭档、维护顺势疗法的斗士汉密尔顿?比格尔医生。他是一个老式学校培养出来的小镇医生，总是自以为是：“我们有了太多的实验室，却没有足够的临床经验。”部分是由于比格尔的请求，洛克菲勒在芝加哥大学同主张逆势疗法的拉什医学院合并一事上犹豫不决。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洛克菲勒差一点就拒绝提供50万元的支票，用以修复在1904年火灾中部

分被烧毁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原因仅仅是这所学院拒绝承认顺势疗法。盖茨把顺势疗法的创立者、德国人萨缪尔?哈内曼的学说说成是“一个天生傻瓜发疯后的胡思乱想，”并且对洛克菲勒竟然对他认为已经过时的疗法还抱有信心感到忍无可忍C 盖茨尽管闭口不提自己就这件事的激烈观点，但其真正目的是等着给顺势疗法致命的一击——关闭他们的医学院，把他们从医学界赶出去，剥夺他们行医的权力——从而为科学的医术开路。盖茨认为，就算比格尔不是个江湖骗子，起码也是个老顽固，惟恐他在洛克菲勒背后诋毁医学研究所。

反对用动物做实验的人一度就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实验大叫大嚷，比格尔也很快加人了这场争论，向洛克菲勒抱怨研究所拿动物做实验太残酷。这一回，盖茨决定彻底消除比格尔的影响。他在给洛克菲勒的几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里猛烈地抨击了顺势疗法：“既然比格尔医生和他那些搞顺势疗法的朋友都没告诉您这一事实，那就让我来告诉您——顺势疗法在这个国家很快就会销声匿迹”——逆势疗法的下场也是一样。“随着科学探索新时代的到来，这两个医学流派正在消失。它们全是错的。它们的理论在过去的25年里已经彻底名誉扫地。”在这封信的初稿（但没有寄出）里，盖茨更是直言不讳：“比格尔医生没有跟上医学前进的步伐，他还生活在两三代人之前的愚昧时期。”出于对这位髙尔夫球搭档的尊敬，洛克菲勒从没表示收到过这些备忘录。极具讽剌意味的是，洛克菲勒虽然资助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研究工作，却依然对顺势疗法执迷不悟。他过一段时间就会发一通火，匆匆写一些信函以挽救顺势疗法，但怒气很快就会过去。在彻底摧毁美国顺势疗法的行动上，洛克菲勒通过其慈善事业所做的贡献比谁都大，最后连他也似乎无力阻止这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本人发起的科学革命了。

洛克菲勒总共向研究所捐赠了 6100万元。到了 1950年，由于有了太多的效仿者，它需要改变方向，于是便从一家研究中心变为一所专业性大学，只授予博士学位和提供研究员基金，并于 1965年正式更名为洛克菲勒大学。学校教师的名单上，诺贝尔奖得主比比皆是，在70年代竟有16名之多。对于一个走街串巷、兜售疗效可疑的万应灵药的小贩的儿子来说，这真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温斯顿?丘吉尔对洛克菲勒在这一领域所做的贡献给予了最崇高的褒扬，他在洛克菲勒去世后不久写道：

如果历史为约翰?洛克菲勒做出最终评价的话，他向科研事业所做的捐赠完全可以视作人类进步的里程碑Q科学第一次获得了自由；长期开展大规模实验已成为可行之事，实验人员得以摆脱财政短缺的阴影。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应当感激教皇和王室的资助，而当今的科学则应感激那些慷慨大方、具有远见卓识的富人。在这些富人当中，约翰.D?洛克菲勒堪称最高典范。

这是?张被洛化IH勒TJ生委W会刖来表明它 <t向h Jj 消灭钩虫病的义献性照IV, /r：边的小刃孩W忠冇此祸.个无法K?卨t

(由洛克谁勒杓泰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