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羞者的“毕业典礼”

 

让我告诉你我确定自己“痊愈”那天晚上的事。黛菲和我在去伦敦的班机上，当我们抽空在厨房里聊天时，黛菲告诉我她很以我为荣。

虽然我笑着问：“为什么？”但实际上我知道原因。因为我已经能自在地看着顾客的眼睛问：“请问你要咖啡吗？还是喝茶呢？”（空服人员习惯用这样完善的句子问问题）

当时我觉得自己的变化已经值得表扬了。但是在伦敦短暂停留时，我在她脸上又看到了熟悉的“我有办法”的表情。

“哦。”我说。但那次我没有介意，因为她用在我身上的渐进式暴露疗法都展现了神奇的功效。她低声说道：“我们今天晚上要去一个地方，你要像对我妈妈的希腊朋友那样，友善地对待那里的每个人哦。”

我对自己的进步非常自信。“当然，黛菲，只要你想去的地方都可以。”

我们回饭店稍微休息了一下，逛了一会儿街，吃了些东西，跳上了伦敦街上随处可见的双层红色巴士。黛菲仍然不愿意告诉我她要带我去哪里。巴士每停靠一站，我都把脸紧紧地贴着窗户问：“是这里吗？”

“不是。”

“这里？”

“不是。”

下一站是公园路上的花花公子俱乐部。

“这儿？”我打趣地问。

“是的。”

我坐着不想走，“哦，不，黛菲。你不能带我来这里的。”

她硬把我拉起来。“哦，是的，我就是带你来这里的。”

“他们会让没有兔子尾巴的女人进去吗？”我小声嘀咕着被她拉到了门口。

我们跟着服务员穿过拥挤的人群，找到座位坐定。我注意到一些男人的眼光暂时挪移那些兔女郎毛茸茸的尾巴和丝滑的耳朵，转过来望向我们。受到上次在希腊餐厅成功经验的鼓舞，我自信地坐得又直又挺，把头发拢到后面，甚至冲着其中几位男士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