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jpvictor的电子书库

第五章　内在的期望损害了我们倾听

【不要用概括性的否定字眼形容自己，我们只有某个部分是有倾听困难的。运用一点想象力，把我们的那个特别部分看成是“次人格”，也就是早期“客体关系”的残留物，则可能会引领我们找寻到病源。】

如我们所见，倾听需要努力经营。然而，有时候，这种努力也会有偏见。我们自己内在的偏见，会筛选我们所听的及所说的，它往往呈现为先入为主的期待，以及防卫的情绪化反应。在这一章里，我会解释我们期待听到什么是如何筛选了我们所要听的，下一章再谈到情绪化的反应。不过，我们需要理解，就像要分辨到底是说者还是听者造成误解并不容易，要区分影响倾听质量的到底是我们的臆测还是情绪，也是很难的。

听者对说者的态度，误导了倾听

想要了解是什么影响了倾听质量，其中一个方法是：听故事的两面。

露茜是一名特教老师。她有一次与校长会面，却令她备感羞辱。

校长要为新进的阅读老师找办公室，她只递给露茜一张便条纸，就要求露茜移到地下室一间曾作为储藏室的小房间去。露茜一向很为自己的能屈能伸自豪，但是一听说要她迁到地下室去，她就觉得很受羞辱，而校长也没有顾虑到她的学生的特殊需要。

露茜打电话想与校长讨论这个令人不满的安排，校长约好在当天下午见她。但当露茜准时在约定的时间出现时，校长已经去开另一个会议，只留了张字条说下次再找时间谈。十天之后，校长才有空接见她。在这时候，露茜必须按捺满腔的怒火，才能好好谈这件事，她尽量保持冷静，表示她不能接受让她搬到地下室。校长没有听露茜说话，她早已有了定见，而且表现得很具防卫性。露茜抗议说，那间有特殊设备给学生的房间，一直是她的办公室。校长很狡猾地回道：“哦，是吗？是你从家里带来的？”露茜哭着离开了校长室。

她一回到家，就打电话给妹妹凯特琳。母亲过世后，凯特琳是露茜仅存的家人了。当露茜试着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时，凯特琳却一直用问题打断她：“你到底说了些什么，让那个女人这么具防卫性？你一定是说了什么让她发火的话！”露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亲妹妹非但不支持她，反而还怪罪她，她仿佛被狠狠甩了一记耳光！“听我说，凯特琳，好吗？”她要求道，那句话让凯特琳闭嘴了一阵子，但是露茜感觉到妹妹一点也不同情她，也没有真正想听她说，因此她就说了再见，挂掉了电话。

两天后，露茜告诉了我这件事，她说凯特琳从来不曾在她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任何支持。听起来事情好像也是那个样子。但仿佛正是命运的安排，我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也听到了凯特琳对同一事件的描述。

根据凯特琳的说法，她一直觉得跟姐姐谈话有困难：“露茜总是主导我们的谈话，她喜欢谈自己，很少听我说。如果我停顿一分钟，她立刻就插进来自己的不满或批判！”但最让凯特琳感到困扰的是，露茜总是抱怨：“她总是告诉我，她同某人的一些口角，像其他老师、邻居、超市收银员，甚至是在中国餐馆里工作的那个老好人！而且她总是编派别人的不对！我以前会试着听，毕竟她是我姐姐嘛，但是当我渐渐长大，我已经没有时间再听她的悲观论调了！”依凯特琳的说法，露茜很难让别人静下心来听她说话，因为她已经信用破产了！

说话的人因为可信度低而不被人倾听，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举例来说，一位父亲的可信度，可能由他的妻子或孩子的想法而决定，比如他是否会去了解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或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而对家里发生的事毫无所觉？如果他有婚外情或酗酒，那么即使他对孩子讲大道理，孩子仍然不会尊重他，好好听他的话。一位家长在外面世界的地位，也会影响到他的信誉。一位被暂时解雇、没有工作的父亲，有可能会失掉他的信誉。这并不是因为家人挑剔什么，而是因为自认为自尊不保的人，常常会表现出尖酸、难以相处的模样，因此，使得别人很难听他们说话。倾听通常是双方共同决定的过程。

当你拿起电话、听见某人声音的那一刻，你就开始警觉了！对方问你日子过得好不好，你却在等对方把球投过来。因为他们只有在向你要求什么时，才会打电话来。即使你很想跟他们做朋友，但是单方面的友谊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没多久就会消失殆尽。你接起电话，对方说“喂”时，他们或许已听到你口气中陡降的热情，他知道是为什么吗？

是否在特定场合扮演了适当的角色，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信誉。一位对工作不太热衷的同事，即使要说什么值得一听的话，别人也不会费力去听。一位仍然把自己青春期的孩子当成是六岁毛头的母亲，也许会觉得与孩子脱节，也无法得到应有的关切。

许多祖父母在提出如何照顾婴儿的忠告时，却没有人听得进去。他们所犯的错误不在过于干涉，而是跟不上他们初为父母的孩子“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他们的孩子将他们的忠告，视为在损毁自己摇摇欲坠的权威感。在这样的情况下，祖父母错在太把他们的孩子当成大人了，而孩子本人却没有这么强的责任感和自信感。

说话者的信誉，也取决于他所传达的讯息是否清楚、适当。如果你的公公（或岳父）传达的讯息中，混合着口误和扯得太远的隐喻，那么虽然你试着了解他，部分原因是你想与夫（妻）家建立关系，但是如果每一次你都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弄清楚的话，过一阵子之后，你也许就放弃了。如果你的老爸总是改变话题，谈他自己，你也许就不再听他说话了。滥用倾听的人，像是说个不停，或总是改变话题，都会给听者造成“预期”：倾听他们太费力了，所以，何必麻烦自己听呢？

说话的人虽然丧失了信誉，但是仍然与他人维持着很好的关系，那么听的人仍会注意他所说的，即使他们并没有真正在听。你可能仍然保持礼貌，给一向对你很好的阿姨应有的注意，即使你不够尊重她，也没有真正听她说了什么。然而，如果说话的人无止境地重复，那么你可能就会退缩，从而转换成讨厌或疏远的态度，也不去理会礼貌上应该如何了。

就比如，一个朋友不停地谈她的前任男友，你可能就不耐烦听了，甚至因为她不愿意放下而泄气。同样地，一位刚离婚的朋友什么都不想谈，除了句句提到前妻，骂对方脏话！你也就不想听下去了。

客体关系理论：期待让我们极为敏感

我们有一种超越当下经验的能力，是在脑内复刻这些经验，由此一来，就制造出很多可能性。而我们彼此的关系，也取决于这种能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婴儿借由保存母亲在身边的记忆，以及期盼她回来的渴望，学会忍受母亲不在场的时刻，这种心理重现的经验（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experience），既是适应的灵活性（adaptive flexibility）根源，也是僵化反应（rigid inflexibility）的根源，而后者会让人们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

从出生开始，我们的生命就在与人的关系中慢慢演变，而这些关系的残留物，也留下了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及与他人关系的内在影像（internal images）。长大成人后，我们不只对真实存在的他人做反应，也同时在对“内在的他人（an internal other）”做反应。客体关系理论就是着眼在这个“内在的他人”。我们对其他人存有的心像，是从过去经验及期待中慢慢塑造起来的。⁽¹⁾

在解释我们先入为主的预设及情绪上的敏感度时，客体关系理论还要依据个例具体分析。然而，它的主旨很简单：我们目前与他人的关系，是植根于我们过去经验所形成的期待。比如，一个刚刚脱离少不更事年纪的男人，他习惯了看到父亲在母亲面前独裁傲慢的现象，即使发誓自己要好好善待、体贴自己的妻子，却老是在不断地挑剔、发表建议。

当下的人际关系与早期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从内在客体世界所解读出的），以循环的方式在互动。现实生活的情境，既维持了内在的期待，也按照这些期待来筛选和诠释。

有时候，爱丽丝因为生活中有太多人要仰赖她了，而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虽然弟弟住得离父母家更近，但她是负责照顾年迈双亲的人。她有个三十岁的女儿，每个星期给她打电话不下三四次，不是抱怨什么，就是需要她的建议。即使她手头也有自己的项目要做，一起工作的几个伙伴也总是要求她协助不同的事情。爱丽丝忘记了，自己喜欢为别人做事，因为这让她感觉很好，她也总是找机会帮助别人。她是在被夸耀为“好女儿”的过程中长大的，而她也一直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包括对待最先教她这么做的双亲在内。

泰瑞过着相当丰足的生活，却没有真正的朋友。小时候，他也有过朋友，但是跟他们都不熟。他不想失去掌控，也不想失去可以独来独往的自由。进入大学之初，他很投入于自己所做的事，但是很少交朋友。他不想跟别人闲聊，因为他认为这样占据了他做重要事情的时间。慢慢地，他没有了与人社交互动的习惯。最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生活中根本就没有朋友，但是大部分他想交往的人，不是因为工作太忙，就是因为有家庭，已经无法抽出太多时间来建立友谊了。

如果要进一步了解某些人害怕犯错的“过度敏感”，那么我们需要借助梅兰妮·克莱恩（Melanie Klein）提出的“抑郁心位（depressive position）”一说。这个发现令人痛心地表明，爱与伤害是携手共行的。而如果要了解了某些人为何被人批判就会盛怒，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罗纳德·费尔贝恩（Ronald Fairbairn）的理论。他把“神经质自我（neurotic's ego）”分成“兴奋自我（exciting ego）”及“拒绝自我（rejecting ego）”两部分，前者渴望完完整整的爱，而后者期待着自己会被拒绝。因此，在这个框架下，人际关系处于不是“全好”就是“全坏”的极端状态，并在两个极端间戏剧化地来回。如果要解释为什么在受伤时，某些人会采取攻击，而有些人却选择退缩，我们可以看看家人是如何回应他们想获取关注的自恋需求的。有些人是因为表现好，而受到注意，在他们的家庭中，生气及过度自信是不被容许的；而另外一些人只能因为有所成就而受瞩目，脆弱或软弱是不被容忍的。

这些“客体关系”框架的共通点是：神经质的人在与他人交往时，没有站在平等的立场上，而是像一个害怕的小孩。他们不是被现实生活里的其他人吓坏的，而是被自己想象的负面反应给吓到了。由此看来，我们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神经质。

我们怎样学会了反应过度

我们在与人谈话过程中带入的期待，是建立在我们早期经验里与某些特定人士的关系上面的。我们期待听见的，是自己人格深层结构中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们早期人际关系的残留印象。要了解倾听与人际关系的动态，我们除了要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情况之外，还要了解人们内在的状况。

有时候，“说出的话”与“想表达的想法”之间的差距，比起我们“说出的话”与“被听到的话”之间的差距，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不管在什么时候，如果某人的反应是很不合理的，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发问：在什么情况下，那个反应显得更合理？一旦你开始这么想（因为，人们的反应总是有理由的）时，你就会明白他们之前在父母那里遭遇过什么。

为什么我们身上带有原生家庭留下的过度敏感，而没能解决掉这些问题？一个解释是：我们大多数人，大概在青少年过渡到成人的期间，就离家了。在我们忙碌的二十来岁时期，我们开始工作、谈恋爱。我们也假设在这种疏离父母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真正和他们聊天，并据此做出回应。然而，在三十多岁时，我们往往决定去填补与父母之间的代沟，再度与他们建立关系，只是这一次，我们是以更坚定、更成熟的步调来进行。

决定努力重建与父母关系的人，常常有一种不好的期待。他们想弥补以往的过错，就像复仇天使一样，或突然之间就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亲密感。好像家人间的联结，不管是曾被珍惜、被抑制，或被隔断的，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完全修复一样。事实上，当你回到家时里，你就更像自然界谦卑的造物，必须保持清醒，才能避免再次陷入家庭的情感旋涡之中。

佩吉跟父母对很多事物的看法是一样的，包括努力工作的价值、要为未来做准备，以及认可家庭的重要性。寻求意见的一致，是子女及父母共同努力就可以做到的，然而，佩吉和父母每每一见面，就吵成一团。大部分时候，刚开始时，情况还不错，彼此关爱，谈谈最近发生的新闻，可以让他们安然度过前几天。但是不可避免地，冲突就像定时炸弹一样，在那里已安置了三天，只等着爆炸而已。

就像许多人一样，佩吉也期待父母亲会幡然转变。她爱他们，他们也爱她，她只是希望他们能够长大！她妈妈说话很大声，又爱挑衅，总是要人做伴，却又总是抱怨，而且对别人没有一句好话。相反，她父亲安静多了，他很镇定，也很冷漠，有时候甚至让人感觉很疏远。他用提供忠告表示他的关爱，不管你有没有向他征询建议。此外，他也用修理家里的东西来传达爱，而不管那些部件需不需要修。佩吉发现父亲是个无法交流的人，当她试着告诉他自己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时，他却没有真正仔细听。

有人虽然承认每每家人来访时，自己就会一团乱，却没有发现自己也是原因之一。佩吉却不同，她很愿意审视与父母冲突时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首先，她发现了父母做了什么会让自己有过度反应：她的母亲认为自己有权利批评任何人和事物，然而，她最尖酸刻薄的话，却是针对那些自主行事的家人说的。比如，当佩吉的弟媳妇决定自己创业时，母亲就说：“她以为她是谁呀？”在佩吉堂姐离婚时，母亲完全不予支持，即使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灾难。而当另一位未婚的表妹要搬出父母家时，母亲就会说：“一个二十岁的女人要拥有自己的公寓，只能有一个原因，但我偏偏就是不赞成！”

接着，佩吉学会去看母亲的负面态度及干涉，是怎么点燃自己的焦虑和怒火的。事实上，是她学会抱有这样的期待，才让她这么敏感的。在母亲开始挑剔某人时，佩吉同时就开始恼怒、焦虑、生气，她觉得自己被逼着加入母亲的小心眼，如果她不跟母亲一个鼻孔出气的话，那么她就觉得自己好像才是被攻击的那个人！她总是忍住不说话，但终究还是会爆发。她压抑得愈久，火气就愈大。最后，她终于爆发了，她母亲就会觉得受伤而退缩，让佩吉也感到无助又内疚。

佩吉也开始发现，即使她反抗母亲的吹毛求疵，她也已经将母亲的习惯纳为了自己的一部分，因为她将别人的感受及反应视为自己的责任。虽然她的母亲太爱批判，或是控制欲太强了，但佩吉也有一种善意的控制倾向，像是过度担心自己的孩子，总是为人做嫁衣。这种分辨不清自己与所爱的人之间界限的情形，在女儿与母亲身上都有，只不过表现方式有异。佩吉表现得越亲切、越靠得住，就越期待与自己所关心的人之间没有阻隔。她为自己做得不够多而感到罪恶，还要把自己因缺少回报而气愤给压抑下来。最后，当她的子女、朋友或丈夫做了什么，让她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时，她的怒气就会突然爆发，就像她对母亲那样。这些情况，根本没有改变什么。

你不难发现，发泄怒火和表达自己的感受让人听见，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佩吉第一次向我咨询她与母亲之间恶劣的关系时，说她已经试过各种方法。她所谓的“各种方法”，只是老三样，从姑息到当面冲突。但是，另一个变通方式，也就是冷静地陈述自己的看法，却是她没有想过的，因为当她最后忍不住回应母亲的吹毛求疵时，往往已经是怒火高涨，完全失控了。

那种失控的情绪化反应，就是“孩子气”。我们学会（或没有学会）控制自己情绪的地点是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但这并不是说，脱离了儿童时期，我们就克服了孩子气。

小时候，我们仰视父母。那时，我们还小，对什么事都得“仰视”。稍微大一点之后，假如他们说了什么激怒我们的话，我们不是承受着，就是哭！青少年时期，我们开始看穿自己的父母亲，不要再忍受他们所说的让人生气的事，开始懂得反击！

许多青少年变得对自己的父母过度敏感，他们会因一点侮辱性的小暗示就爆发，就像被雷电点燃一样。如果你正好有个青春期的孩子，那么就会明白我的意思。倘若青春期是“成为自我”的一个关键时刻，那么青春期后期，就是亲子关系从孩子气转变为成熟的时期。然而，我们大部分的人在这个转型期间就离家了，“距离”让我们误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对于大部分在十八岁左右离家的人而言，我们与父母的关系仍然停留在青春期的形态中。

唯一能让超人失去力量的，就是“氪石”，即超人故乡星球“氪星”的一块小碎片。有很多成年人，即使只是短暂地拜访自己的父母，也同样感到无助。超人与氪石接触之后，就会成为凡人。而我们这些生命有限的人类，在与父母接触之后，就又变成了青少年。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学会如何抗拒父母的挑衅，一焦躁，就倒退回孩子的角色。

分裂的自我

我们不太能面对自己的缺点，而要我们面对事实，承认自己没有倾听的能力，更是痛苦。我们很自然地就变得沮丧起来：“我是个糟透了的听者！”“我很自私。”“我控制欲太强了！”但是，请不要用这种概括性的否定字眼来形容自己，我们需要了解到，我们只有某个部分是有倾听困难的。运用一点想象力，把我们的那个特别部分看成是“次人格（subpersonalities）”，也就是早期“客体关系”的残留物，这可能会引领我们找寻到根源。

举例来说，一位丈夫发现，每当太太告诉他自己很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自动关闭掉耳朵。他反省了一下，发现自己的某一部分像个小男孩，期待着会迎来母亲的责难。小男孩并不想听到这些指责，他母亲的吹毛求疵让他觉得自己被人管教，也不受赞许。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待着。这个丈夫如果了解到，他的妻子不是他的母亲，那么他的“小男孩”部分就会冷静下来。她没有想要控制他，即使她听起来是在挑剔他，但她真正想表达的是她很孤单，也很需要他。我们不是不敢去听的人，只是我们内心里害怕的部分一旦被触发了，我们就会变得像孩子一样，觉得不安全。

有些“次人格”会在内心里，用一种敌对的心声来彰显自己，这个声音充斥在我们和自己冗长又痛苦的交战中。那种敌对的声音，通常只有我们在冲突状况时，比如面对一个困难的决定或两难之境时，才会显现出来。此时，最明智的是记住，冷静可以造成统一，而冲突只会分化自我。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陷入内在的冲突时，考虑一下每个立场的感受及想法，它们并不是暂时性的情境使然。这些互相竞争的声音也许有好多话要说，或许它们在你这一生中一直在说同样的事情，也或许长久以来，它们也在同其他不变的论点争论不休！我们通常只听到一部分声音，也就是那个代表我们人格中过度发展的那个部分。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一年中总有那么一两次，理查德会从大学教书的工作中抽空休息一下，在朋友位于科德角附近的别墅里，独自过一周。他喜欢离开目前的生活，花些时间专心写作，轻松一下。但是每次去度假，他就会跟自己争论：这次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工作上呢，还是放松一下呢？有个声音会说，他真的该专心工作，因为那是最重要的！而另外一个声音会反驳道，他一直都在工作，此时是他唯一可以放松一下的机会！每次的争论都一样，每次都令人丧气。他真的想两项都做，可以完成很多工作，同时，也可以花几天时间游泳、钓鱼。尽管争论看起来激烈，但告诉他工作的那个声音总是赢家。

了解我们的人，总能预测到我们的选择会是什么，即使我们自己仍然很苦恼。在理查德的例子里，他太太就知道，那个叫他工作的声音，总会胜过叫他玩乐的声音。经过很多尝试错误之后，他太太学了一招，她和孩子唯一可以唤醒理查德身上那个“玩耍”部分的方法，就是安抚他心系工作的那个部分说，工作会按量如期完成的。举个例子来说，她知道，在全家一起度假时，理查德如果带点工作在早上的时间做一下，那么就能放松下来；如果她想要他在周末去看看岳父母，她总会先帮他找时间做一些工作。她不只体贴，也很聪明。

征询意见

下一次你去征询某人的意见，就是一个好机会，让你知道自己内心有哪些反对的声音。征询意见这种需要就是一种象征，说明互相竞争的声音已经获得了你同等的注意。这些声音的本性如何？比如，要不要参加一个不重要的会议，是否正代表了“孩子气”的你尽责部分与叛逆部分之间的争论？如果你请教了某人，那你有没有预料到对方会说些什么？你会根据某一部分的自己想听什么，来选择能做出如实回答的咨询对象吗？

而这些与倾听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什么时候，有人向你寻求什么建议，或躲开你，或对你不耐烦时，你都可以想想看，这个人的哪些部分正在交战。当你很想给某人忠告时，像是告诉他们不要再喝那么多酒了，该开始运动了，该做功课或戒烟了，最好考虑到这些互相冲突的声音，而不是只顾着听出那些人真正想从你这儿得到什么。难道你可以告诉这些人他们所不知道的事吗？如果不能，那么为什么不试着体谅他们目前的处境，而不是逼他们去做你认为他们该做的事？

给青少年一些他们听惯了的忠告（像是叫他们不要做对他们不好的事），这是成年人常犯的毛病。我们早就知道青少年会发出那个说“不”的声音。更有效地了解他们（或是有自毁习惯的人）的方法，是采用较中立的态度，只是问问他们正在做的事会有什么后果。不幸的是，当这个问题出自急于要孩子改变的人的口中时，就不容易被听进去了。青少年远在一里外，就可以嗅到“控制”的味道。

追寻自毁行为的冲动，可不是用一些迂腐的忠告就能轻易打败的。这不只是因为抽烟、喝酒、暴饮暴食让人感觉很好，同时，人们内心也有声音支持说：“继续呀，这是你应得的！”有时，我们内在的声音像一支球队一样运作，收放自如。自责的声音从处罚中堆积起来，而处罚所施加的控制，最后又会导致另一个叛逆式的发泄。

这种“去做吧”与“不能做”两种声音的交互作用，被心理学家称为“垂直分裂（vertical split）”，和所谓的“平行分裂（horizontal split）”，也就是压抑所不同的是，“垂直分裂”并没有让我们意识不到我们的愿望，而只是将它放到了次要位置。比如，一个妇人花了太多钱买衣服或是酗酒过量，是因为在她的“垂直分裂”中，说“去做吧”那一方的声音没被听见。没有人对她说：“你很特殊，你应该被好好对待。”这也是为什么她要照那个声音所教唆的行事。这时，就需要有人以同理心说出那句话，安慰那个害羞的声音说：“去呀，你需要这个，你值得的！”她也许就不会再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了！

针对激烈的讨论，用“次人格”的说法来思考会更加有效。有时候，想着自己是与某人在争吵，不如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内心的某一部分想改变另一部分，可能会更有用。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青少年很晚才回家，父亲火气很大，要孩子说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那种控诉的语调，让孩子觉得自己受到了攻击。孩子很生气地反驳，更令父亲怒火中烧，这时，妻子也不得不出来要丈夫冷静下来，别那么大声嚷嚷。这位父亲再也难以抑制怒火，离开了房间。如果你是那位父亲，那你可能会认为孩子不尊重你，而太太又太爱干涉。如果你是那个孩子，你也许会认为父亲的控制欲太强。不过，我们可以这么想，那个冲突是他们内心的某些部分在争战，男孩反抗的部分，触动了父亲控制的部分，转而激起了母亲护子的部分，要来袒护孩子，以免被父亲的怒火所伤。如果你是三个人之中的一位，而且又能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那么要控制自己的某个部分有多难？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冷静下来，不让自己那个有所反应的部分主导一切，那么对这个问题又会有什么影响？

再举个例子，该不该拿困扰自己的事质问伴侣，所代表的是一个抱怨的小孩心中相互冲突的声音，而这个小孩认为她不应该抱怨，否则，别人会对她生气。如果这个问题，代表的是一个受伤的部分或生气的部分呢？这两者之中，哪一个更害怕说出自己的感受？为什么？你能不能找出方法来肯定它？如果你告诉那个你很怕同他说话的人，关于你心中害怕的那个部分，那么可能会有帮助吗？如果你请他协助你表达你的这个部分，那么他会更体谅你吗？

让我们使用“次人格”的观念，再看看亲密伴侣间常见的一种互动情形。有个女人很受不了她丈夫说话，因为他常常长篇大论。她听到的，是她嫁给的那个敏感、脆弱的男人，还是长久以来累积的焦虑及危险的一个回音？谁又是那个正在倾听的“她”？是她那个坚强又深深关怀丈夫的部分，还是那个战栗地在听父母为了父亲的火暴脾气争吵，而母亲因此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小女孩部分呢？

找出那个阻碍我们学会接纳的“部分”，像是障碍或束缚，将这些束缚松绑，而非责怪我们自己不成熟、自私或无能，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要知道，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好的听众，而是因为我们潜隐的情绪，阻碍了谅解及关爱。如果我们可以清除一些自动的情绪反应，像是挑剔、害怕、受伤，那么就可以感受到同情、好奇及温柔。不要责怪自己是不好的听众，相反，我们可以学会分辨及疏解那些干扰我们的部分，这么一来，我们就能更有效率地倾听了！

---

(1)　对于人际交互关系来说，“客体关系”这个用词听起来有些冷血，但“客体”指的是他人（我们行为的客体）的心像，而不是他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