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页 | 好好说话第一步：学会倾听

第三章　沟通是如何瓦解的

【人格是一直在变动的，没有所谓的“固定性”，这种人格的“动力说”指出人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改变对别人的反应方式。我们不是受害者，事实上，我们都是参与者，而我们参与之后的结果，影响深远！】

艾伦发现，整天在家陪着两个小屁孩，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她以前还计划着，等孩子出生后，就重回工作岗位，但后来又决定一直陪伴小孩到上小学。她最怀念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有人可以跟她说话。听小孩子嚷嚷着要饼干、要尿尿，这么下来一整天实在很烦。没想到，艾伦的丈夫一点也不理解她的处境。他会帮忙让孩子上床睡觉，在周末时，也会陪孩子玩，但是他下班回来后，连关心一下妻子今天过得怎样的兴致也没有。她很生气，也很伤心。

“我知道格瑞在工作上很努力，也想好好休息，但我也在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啊！我只是要和一个成人讲几分钟的话而已，但是我一旦打扰他看六点钟的新闻，跟他说说话，他就会生气。太没劲了，我现在觉得自己受够了！”艾伦眼泪汪汪地说。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

为什么我们不听别人说话？人们常常会给出过于简单的答案，大部分都将责任落在听者的身上，比如丈夫就是出了名的没有同情心的坏听众。艾伦对格瑞“没空”的解释，虽然并不全然是在挑剔（“我知道他需要时间轻松一下”），但毕竟还是把箭头指向了他。格瑞没有倾听，就表现在他的行为上。

事实上听（或不听）是两个人的互动过程。就格瑞来说，同艾伦谈孩子的事很让人受挫：“她总是抱怨，说孩子们不放过她，甚至连她去浴室也要烦她。但是，是她自己鼓励孩子这么做的啊！她就是不肯让他们自己玩，也不让自己有独处的时间。我最烦的是，她总是偏爱小的那一个，特丽做的每件事都可爱，而查尔斯做的就是不对！如果我要说什么，即使是很有技巧地说，她也都会哭起来，说我在挑她毛病！所以，我就学会闭嘴了。”

艾伦觉得自己被忽视是因为格瑞不肯跟她说话，但她的问题在于不肯听一听他的意见。格瑞的立场和她的不同，甚至带有批判，这使得她更难听进去他说的话。然而，两个人如果在很重要的事情上起了冲突，那么除非能了解到对方的观点，否则结果可能是一种情绪断绝（emotional cut off）。

格瑞觉得自己不受重视，因为艾伦只知道抱怨她自己制造的问题（他是这么认为的），又不肯听他的看法。但是，格瑞既没有尽力去听，也没有设法让艾伦了解他的看法。如果格瑞在忠告之余，匀出时间来好好听一听，也许艾伦就可以得到一丝被理解的感受，而他也可以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对于他而言，按捺住自己的情绪去倾听妻子的感受，特别是在他有强烈感受的事实上，是很困难的，但这并不是一位丈夫与父亲因此而退缩不理的好借口。

别人不听我们说话，我们想当然地会认为是对方的错，是别人自私、不体贴。而当我们不去听时，是因为我们觉得无趣，或者累了，或者不喜欢别人居高临下的口气。事实上，倾听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虽然失败的倾听都是以“没人要听”这种痛苦体验收场的，但人们不听，却是各有理由。

许多年前，一对年轻夫妇来我的诊所，抱怨他们在沟通上的许多困难。当我问到困难在哪里时，那位丈夫说：“是我太太，她这个人太无聊了！”（谁说男人对自己的感觉总是闭口不谈的？）我克制住自己先别对这个浑蛋发火，要他解释为什么。原来这个男的是位律师，在州长选举中担任竞选顾问的工作，他每天忙个不停，不是参加策略商讨，就是撰写会议演讲稿、与候选人会面、接受电视访问、安排跨州活动出席、应付对手的攻击，以及计划反击，等等。夜里，当他回到家里，脑袋里还转着一天的困挫及兴奋，含含糊糊地跟太太打了个招呼，就窝在沙发里喝点酒，看看报纸。

我问他，为什么反而不愿意谈一谈自己一天发生的这么多事，他说他老婆对这些不感兴趣。她是一个动画设计师，一点都不关心政治。她抗议说，虽然自己对政治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她对他及他所做的事感兴趣。然而，他却不买她的账。

我请这位先生想想某个他知道对选举有兴趣的人，而他可以与这个人热烈讨论。我请他思考一下，在与这个人一道时，自己又有什么不同？他承认，确实大不一样。然后我就要求他，不妨做个实验，给自己一个星期的时间，回到家里，假装他的太太就是那个热心政治的人，是他可以一起热烈谈论的人，他答应说试试看。

第二个星期，他们夫妇俩是笑着来的。“你知道吗，”他说，“她没那么无聊了！”

这位年轻律师的“沟通无能”，正是男人总爱沉默的一个例子。男人是不是情绪上的文盲？只是一味地做，一直在劳作、玩乐、完成，他们就没有情感的语言吗？这样的刻板印象忽略了沟通的互动本质，以及“期待（expectation）”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不太说话，并不表示他们没想什么，而是他们不相信另一个人乐意听他们要说的。我对上面那位律师的建议是：假装太太是关心政治的人，鼓励他打破沉默。真正关键的是他对她的态度，那种热忱同她谈话的兴致，打破了“逃避”模式。事实上，当我们假设倾听的对方是感兴趣的同时，我们自己也会变得更有趣。

你以为你说了，为什么别人却没听见

有时候，别人没有听到我们说的话，是因为他们那天过得很不如意。他们也许仍然在气某人所讲的话，或者在想着许多必须完成的额外工作。他们屏蔽我们的原因，有许多因素。比如，他们认定我们跟他们说话，只是要向他们索求什么，或是要教训他们，或是根本就不关心他们。听的人不爱听，通常是因为他们已经预料到我们想说什么，或者是因为他们无法暂时搁置自己的需要，或者是因为我们所说的，只会引起他们的焦虑而已。简而言之，虽然我们感觉受伤后，会很轻易地把这种失败归咎于听者的抗拒，但事实上，人们不听的理由，又多又复杂。

沟通一旦瓦解，我们站在自己已经尽力的立场上，就很容易认定是对方没有说出他想说的，或没有听见我们所说的。通常产生误解时，双方都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能明白，说者及听者都有筛选意义的不同管道，那么可能就会对沟通有一些帮助。

说话一方的意图就是传达出自己想说的，他所发出的讯息会对接收的听者产生一种影响。

好的沟通，意味着说者能达成自己想要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产生的影响与他的意图一致。但是每一个讯息都需要通过两道筛选过程：首先，说者明确地表达；其次，听者能理解对方所说的话。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意图并没有达成我们所要的影响，个中原因，其实很多。

有些误解的原因很单纯，学会了技巧就可以加以改善。举例来说，通过反馈，听者可以告诉说者，他们传达讯息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这样，也给了说者一个机会，澄清他们所要表达的。但是，也有许多造成误解的原因，不是那么单纯直接，也不是简单改善就可以修正的。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年轻律师，他认定太太对他的工作不感兴趣，这只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倾听并发症”的一个案例而已。

移情作用

说话的人容易在倾听者身上投注一些期待，这种动力（dynamic）是精神分析学派所谓的“移情（transference）”。为了简单起见，人们常常将移情简化为如下情况：病人假定那个沉默的心理分析师是他父母的翻版，就如亲生父亲一样严厉批评他，或如母亲一样以他的成就来劝诱他，希望他更努力。事实上，“移情”指的是：所有个人经历的关系都受个人的“主观性（subjectivity）”影响，包含过去的经验、期待、感受、希望与害怕。移情并不只限于治疗领域，也不只是一种歪曲（distortion）而已。

克里斯成长的过程中，有个善妒又爱争的姐姐，她总想证明他是错的。姐姐会问一些听起来“无害”的问题，但是结果都一样：证明克里斯错了，或者他很笨，或者既错又蠢。现在，不管克里斯向女友解释什么，只要她反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觉得自己被攻击了！

移情就是说者对于听者的经验是无意识地依据先前建立的期待而组织起来的方式。

沃尔特很不喜欢妻子停不下来的批评。几乎他所说的每一件事，妻子都要反驳他。结果，他就不再多说了。但是，根据朱莉娅的说法，沃尔特这人太过敏感。他虽然承认自己有时候是这样，但是他坚称他的老婆是一个挑剔、喜欢掌控的人。“她总是叫我做这做那，”他说，“她就不能让我清静一下。”如果你觉得沃尔特的抗议像是一位青少年在抱怨他的母亲，那你就明白了，这是一种“移情”的现象。

不管沃尔特的老婆要求他替她做什么事，他都觉得她是在指使他。对于许多女性来说，被迫扮演一个“控制型”母亲的角色，这种经历可是再熟悉不过了。那么该怎么办呢？这可是个难题。其中一个解决方法是，女性需要好好考虑到男人过度反应的倾向，小心避免让对方觉得自己在抱怨个不停。事实上，沃尔特的妻子也这么试过，她知道丈夫很敏感，曾有过几个星期都没有要求他做什么。但是，对于她来说，照顾家庭与庭院负担实在太大，她忍不住抱怨说，她需要丈夫分摊一些责任。因为积累过久，她的话音里难免烦躁起来，他因此觉得被指责了，也很气愤，那个恶性循环就又重新开始了。

另一个解决方法，是人际分析学派创始人哈里·斯塔克·沙利文使用过的一项技术。沙利文以治疗严重困扰的病人而著称，他的许多病人都有偏执幻想，也就是最严重的投射行为（projection）。只要沙利文感受到某位病人可能会投射一些期待在他身上，那他就会采用他所谓的“反投射评论（counterprojective comments）”，明确否认被投射的那个角色。这种评论的重点在于，要稳定好另一方的情绪。例如，治疗师用指责的口吻说：“我不是你妈！”这就不恰当了。更能安抚人心的说法是：“我不是要挑刺，但是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不要把事情弄得更复杂？”

移情常被视同“歪曲”，但它还涉及说者当下对听者的需求。举例来说，一位女性正聊到电视上看到的一个节目，她可能并不希望从听者身上得到什么。然而，假如这位女性遭遇了车祸，那她也许就需要听者担任一个同理的“自体客体”了，并将这个需求投射到听者身上。在案例一当中，她也许乐于与听者分享自己相似的经验；而在案例二里，除非她自己的感受被理解了，否则，她可能不希望中途被打断。

精神分析学派的另一个名词“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指的是听者这一方所带来的一种复杂状态，即听者的主观性歪曲了他的对话经验。如同前述的移情一样，“反移情”不是一种单纯的歪曲而已，我们对他人的期许，实际上塑造或重塑了人我关系。一个女人如果期待男人只爱谈自己的事，那么就会追问起他来，而不提自己的事，这也因此更证实了她的期待；一个男人如果期待他太太“流水账”的一天单调乏味，也就不会去问一些能让事情有趣起来的问题，结果，他在谈话中所获得的，和他所投入的是差不多的。

多萝西对她的弟弟建议说，他们应该问一问母亲，希望怎样安排父亲的葬礼。罗恩火很大地回应道：“我总不能抛开一切，就这么飞过整个国家去吧？我可没有一个星期时间，待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只是哀悼啊！我在这里有事要忙，很多人还指望着我呢。”多萝西不曾对弟弟有过这样的期待，也不清楚他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么生气。

反移情就是：听者的情绪反应干扰了他听人说话的进程。

当听者陷于反移情之中时，成熟的反应，比如说同理心、洞察力、幽默感、智慧与关心他人，都在经过了听者的“情绪三棱镜”时受到歪曲。

虽然“移情”与“反移情”这两个名词不能解释所有我们不明白的地方，但却提醒了我们：无论是听者，还是说者，都可以破坏倾听。事实上，区分两者是有点武断的（除非你误解了我之前所说的），因为沟通过程总是存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这也反映了双方的主观现实（subjective realities）行动与互动情况。

造成听者筛选信息的主要因素，是听者自身的需求、成见、期待，以及防卫式的情绪反应。

听者的成见

1992年夏天，阿列尔·多夫曼（Ariel Dorfman）的名舞台剧《不道德的审判》（Death and the Maiden），由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理查德·德莱福斯（Richard Dreyfuss）及吉恩·哈克曼（Gene Hackman）担纲演出，在百老汇上演，造成了空前的轰动。这部剧带有政治惊悚片的寓意，故事发生在一个腐败的独裁政府上台后的国家（可能是指智利），地点是在一栋海滨房里，一个名叫吉尔拉多（理查德·德莱福斯饰）的律师，受命调查近来发生的政治犯罪案件，包括他的妻子波利娜（格伦·克洛斯饰）被强暴的事件。当罗伯特·米兰达（吉恩·哈克曼饰）在吉尔拉多车子爆胎之后送他回家时，波利娜从对方的声音认出他正是强暴她的医生。波利娜拿枪把医生绑在一把椅子上。然而，她丈夫却不相信她，认为她怎么可能只根据声音就能认出那个强暴她的人。他不相信这么一个停车来帮助自己的好心人，怎么会是那个对他妻子做出可怕事情的恶人。她向他保证，自己不会错，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声音，但是她的丈夫仍然不相信。剧情在妻子的绝望及丈夫的怀疑中发展下去，最终，电影在一个开放结局中结束。

我第一次听说这出舞台剧，是从一位病人口中听到的。她把它当成一则妻子急迫求助，但丈夫没有听见的讽喻，她说自己很明白那位女子的感受。我的回答却是：即使是作为关于误解的隐喻，这个故事也只说明了事情的一面，强调的只是做丈夫的没有听懂，而忽略了做妻子的本身没有清楚地表达自我。我并不熟悉这出剧，但是我希望我的病人不要再把他们夫妻的问题归责给自己的丈夫，而是要把他们之间的沟通，看成是一种在两人之间进行的过程。

一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不是正在制造一个相似的故事吗？一个女人正试着要告诉一个男人一些事，这时，这出剧尤其扰人，它提醒了这个女人，自己的丈夫没有倾听，而面前这个男人也没有听进去。

当我最后终于有机会看到这出剧时，我的反应一如我的病人。这正是关于一个女人亟须被了解，却大失所望的有力故事。

我没有好好听我的病人说话，哦，我是听见了，但是我太急于给她上一堂有关倾听的课，而没有真正去了解她所说的内容，比如，那出剧让人难受，提醒了她自己的处境。我的反应“是啊，但是……”，使得情况看起来是她错、我对，而倾听之所以会失败，也正是因为如此！

好的倾听必须暂时放下自己所想的，仔细去听对方所说的，虚伪的专心，起不了什么作用。

记得罗杰吗？他的朋友德里克在婚后与他越来越疏远了，但是如果罗杰用心表达清楚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去指责德里克或强迫他为此给出解释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好好地同德里克谈一谈的。如果你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不去逼迫对方有任何想法或行动的话，那么你就更可能被听见，也更能够听到对方的感受。

韦恩听不进去珍妮丝的抱怨，已经好几年了。她总会为了什么事不开心，搞得似乎自己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才行。由于她的抱怨只让人感受到胁迫，韦恩总是很难听进去她说的话。事实上，每次珍妮丝需要韦恩做什么的时候，她都讲得很清楚明白。其余的时候，她总感觉韦恩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感受。

直到后来，珍妮丝的母亲患上了帕金森病，这对夫妻之间的关系，才由此有了转变。当珍妮丝在抱怨自己的烦恼时，韦恩有了同理之情。因为他清楚，这一切可不是自己造成的。他能察觉出她此时的脆弱，也能倾听她、安慰她，这种感觉好多了。

使情况出现转机的，并不是他们有意去做了什么，而是韦恩变成一个更出色的倾听者，只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不用为珍妮丝的感受而负责。而在她更直白地展露出自己的脆弱后，她说的话，他也更容易听进去了。

可惜生活出现了危机，人们才得以正视一直存在的问题。我会在本书后面的部分讨论“如何在双向的理解中营造转机”无论你是竖起防卫的听者，还是困扰于无法让他人听你说出感受。

先入为主的想法

打从青少年时代起，我们大部分的人就变得自我保护起来。我们知道自己最敏感的部分在哪里，绝不轻易暴露。我们选择性地开放自己，会从不友善的交际中退出来。当情绪的压力迫使我们向自认为可信任的人开放时，“不被了解”就像被视为笨蛋那样难受！

赛斯的儿子贾斯丁告诉他，自己已经从大学辍学。赛斯极力掩饰自己的失望，但是他仍然很生气，需要有人听他说说话。于是，他给哥哥拨了电话，希望哥哥可以理解他的感受。对于赛斯来说，说出自己的感受并非易事，因此，他先扯了一些小事，拖了几分钟之后，他才告诉哥哥贾斯丁辍学的事，而自己感到很沮丧。停顿了一阵子之后，他的哥哥就开始谈其他的事了。赛斯很惊讶，哥哥怎么可以这么漠不关心？内心一阵挣扎之后，他直接质问哥哥说：“你没有听到我所说的吗？”他哥哥回答道，他从来没有想过赛斯也像其他人一样，需要情感上的支持。

如果他们可以对彼此开放，听一听彼此怎么说，也许就有机会分享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也可以重新建立起像多年前那样的亲密关系。但是，这些都没发生。

正如我们看到的，我们带着期待去接近彼此，就是我们使自己能被听到的诸多方法之一。这个过程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双方的行为，也就是说，语言的交换。因此，也就不能只靠技巧训练、假装有兴趣或其他精心谋划的策略来加以改善。对话不只是两人之间耳朵与舌头的活动而已，还包含心灵及头脑，以及里面涉及的所有复杂因素。

理解他人的态度，并不是指想去知道某人的想法及感受，而是指愿意开放自己去倾听、去发现。

情绪化的反应

正如我在前言中提到的，我们在一些特定的人际关系中，会有一些特别的情绪反应方式。关系越是亲密，在听到拒绝或受到攻击时，我们就越是脆弱，即便对方并不是这个意思。关系中的动力或我们对他人的期望，使我们变得具有防卫性，而这种防卫性也使得我们不会去倾听及了解对方所说的。

“你把垃圾拿出去了吗？”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可能会被某人当作是指责，因为他的父母从来没有指望他能做对一样事。那么，他的回答可能会是一种过度的反应：“你能不能让我静一静？”

当然，不只是听者的防卫性会加剧过激反应，有时说者也会挑起。

“为什么总是要我说三次以上，你才会动一下？”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其实只是：“请你把垃圾拿出去好吗？”毫无疑问，这会引起一种防卫性的反应。以同一例子来说，即使只是简单的一句“你还没有把垃圾拿出去吗？”也会激起一种情绪上的反应。如果你不留意自己是怎么说的，还有你说了什么，那么就很容易激怒你所爱的人。

有些敏感话题的确容易引爆情绪，我后面会在第六章、第九章中做说明。有些话题在夫妻之间，是很具火药味的，像金钱、小孩及性生活。为了让这些话题的讨论有建设性，让两个当事人真正听进去，的确需要一番工夫。你不仅要注意自己想说什么、怎么说，而且也要注意地点、时间及说的原因。

我并不是暗示说，我们一辈子都要对别人小心翼翼、不敢冒犯。而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想了解彼此的话，我们都需要退一步思考，让自己冷静下来，想一想是什么让我们动怒的，又是什么引发了对方的火气。

如果我们不想了解彼此，那么许多谈话就沦落成了一种“便捷的对答”，像是：“你这个畜生！”和“喂，长大吧！”然后，在一切还没有崩溃之前，其中一人已经愤怒地冲出房间。

了解倾听的游戏规则，跳出直线思考的局限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停下来检视误解是如何造成的，因为我们卡在自己的想法里。误解很伤人，当我们受伤时，我们会从自身以外去寻求解释，然而，问题并不是发现事情不对了，找个人来怪罪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是出在我们“直线思考”的方式上。我们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简化成人格上的问题，比如“他不听，是因为他太自恋了！”“我总是听不进去她讲话，因为她一直不停地讲，没有重点！”或许，有些人会责怪自己（“也许我不是那么有趣吧”），但是通常，人们更喜欢“欣赏”别人的“贡献”。

责怪别人因个性问题而缺乏理解力，是维护我们自己的无知及被动的最好借口。仅仅因为有些人在与人接触时，一直重复烦人的沟通方式，并不能证实他的性格中有“缺乏反应”的缺陷。这只能说明，他们主导了一出“双方不和”（two-part disharmony）的戏码，引发他人也参与到互动中。

这种“固定性格论（fixed-character）”假设“人要改变是很困难的”。但我们不是经由改变他人，才改变我们与人的关系的，而是借由改变“自己与他人的互动方式”而改善关系的。人格是一直在变动的，没有所谓的“固定性”。这种“人格的动力说（dynamic personality）”指出，人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对别人的反应方式”。我们不是受害者，事实上，我们都是参与者，而我们参与之后的结果，影响深远。

为了能有效地参与，我们必须明白一些游戏规则。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看曲棍球赛时，很不能理解场中人在做什么。从我的位子上看下去，好像是一些孩子们闲待着没事可做，而剩下的一些人，在场地里跑来跑去，用他们手上的棍子把球传来传去，绊倒对方，或相互使绊子。我慢慢知道了一些窍门，这就像摔跤手在踢足球一样，只是还有很多事我弄不明白。举个例子来说，让球出界的那支球队，为什么有时能把球拿回来，而有时又不能？为什么有时候有人用棍子绊倒了人，所有人都欢呼，而有时候裁判要判犯规呢？当然，问题在于我看不到全场的活动，也不懂得比赛规则。

同样的问题—没有看到全貌，又不懂比赛规则—也让我们不能了解沟通为何成功或失败。

前面提到过倾听是两个人之间互动的过程，但是，这样似乎太简化了。事实上，即使是那种不复杂的沟通，也有许多要素牵涉在内，至少有听者、说者、传达的讯息、各种隐藏的讯息、语境，而且由于这个过程不是从“说者”到“听者”的单向沟通，因此，还要加上听者的反应。即便大致考虑一下倾听过程中的这些因素，也能说明误解是有很多原因的，而不只是听者不够用心而已。

“你要说的到底是什么？”

“讯息”就是说话者所说的观点，但是传达出的“讯息”，并不一定就是那个人想要表达的。

一位父亲带着一家四口，应邀去朋友的湖边小屋度周末。正值青春期的女儿问，她可不可以带她的朋友一起去。这位父亲说：“我们是应邀去吃晚餐，我想，我们不该带其他的客人去。”女儿看起来很受挫，但是她的妈妈接着说：“你怎么这么笨！他们才不介意有其他的客人呢！”做父亲的发火了，不再说话，沉浸在他自己的情绪里：他认为太太总是偏袒孩子，从来就没有听他说话。

上面这个问题很平常：那个讯息并不是那个人真正想说的。不幸的是，我们学会了一种“礼貌”、不“自私”的方式，就是不要直接说出我们真正想要的。我们不说“我想……”，而是说“我们应该……”或“你想要……吗？”我们开车去旅行，如果觉得肚子饿了，就会说：“天色很晚了……”我在成长过程中学会的是，客人不应该麻烦主人。如果到某人家去，想要喝水，你不能开口要水喝，只能做出看起来很渴的样子。如果他们真的要给你喝什么，那么你需要有礼貌地拒绝。只有在他们坚持说“没关系”的时候，才可以接受。一个懂事的孩子，会一直等到别人至少问了两次之后，才会接过水来。

这种“不直接”的传统，是那么普遍，所以，它并不会常常制造出问题。当房间中有人问：“你觉得冷吗？”你通常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是：“我好冷，我们可不可以把暖气开大一点？”但是，牵涉个人的强烈感受时，这种“间接”方式就会引起问题。在前面的例子中，父亲不要女儿带朋友一道去度假，也许他的太太是对的，主人并不在乎多一个人来，但是这位父亲的确“介意”。他也许希望女儿更多的是作为家中一员，而不是与自己的朋友相处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也许他希望她能参与成人间的对话，而不要总是跟她同龄的朋友一道。他也发现谈论孩子做什么，比谈他自己做什么要容易得多了。间接沟通的问题在于：总是有太多的“可能”“也许”。

当我们彼此的需要互相冲突时，我们也许会（错误或正确地）认定别人不想听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想法。“不直接”所造成的误解这么多，当然是坏处多于好处。夫妇间在“要不要搬去另一个城市”这个问题上，只要扯起“去或留哪样对孩子更好”来遮掩，就永远不能坦承分歧。⁽¹⁾

当别人与我们争论时，我们总会觉得对方在否认我们的感受，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分不清感觉与事实的差别在哪里。上面那位父亲没有直接说：“我不想让她带朋友来。”而是试图遮掩自己的动机，用“应该”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当他的太太驳斥了他所说的而不是他想说的，他就觉得自己被否定了。

如同每位听者，他用“别人所说的”，或者“自己听到的”来评估别人的动机，却要别人以他“想说的”来评估他。

作为一个说者，我们希望被听懂，这不单只是被人听到而已，我们想要别人了解我们认为自己说出来的话，或我们想说的话。但是，当我们坚持我们说的是一回事，别人听到的是另外一回事时，同样的困境就出现了，我们不会说：“我想要说的是……”仍然坚持：“我说过……”

“你为什么不说出你想说的？”

潜藏的讯息比说出来的话透露了更多的消息，也就是说，这些讯息告诉我们要如何解读我们所听到的话。说话的人依情况而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吃个中午饭吧！”可能是指“我饿了”，或“我想再见你”，或“我可不想和你共进晚餐”，或“请马上离开，我很忙”。可想而知，“我爱你”“我很抱歉”当然有更多的意义了。了解对方，可以更容易地解读潜藏的讯息；怀疑对方的动机，则会把事情弄得更复杂。

根据家庭治疗的创始者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所说，所有的沟通都有两层意义：报道（report）以及要求（command）。报道（或讯息）是经由文字传递的信息，而要求，也就是贝特森所谓的“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所传达的信息，则是报道被接收的方式；要求同时也声明了双方关系的本质。

太太指责丈夫洗碗机内的碗只放了一半就清洗，丈夫只说了个“好”字，扭头就走，却在两天后，又重复原来的行为，她因为他不听自己的话而恼怒。她所指的是“讯息”本身，但他不喜欢的是所谓的“元讯息（metamessage）”，就比如，他不喜欢她像自己老妈一样，总是告诉他该做什么。

在界定人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会斟酌动作、脸部表情和语调。举例来说，如果把下面这句话里的“故意”加重语气，“你故意这么做的”，就由一个指责变成了一个质问。一句话的影响力，可以因为在不同的用语上加重语气而有所改变。想一想下面两句话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你是在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以及：“你是在告诉我这不是真的？”（粗黑体字表示强调语气。）停顿、手势及注视，都在告诉我们该如何解读已说出来的话。虽然，我们也许不需要用“元沟通”这么郑重的字眼来描述，但讯息是如何被接收的，确实是倾听发生问题的一个主要因素。

有一年冬天，我十分努力工作，但是也为自己感到委屈。我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很具同情心的友人，在信中，我开玩笑地写道：“我躲到加勒比海一个无人的小岛，在白色沙滩上过了两个星期。”问题就在于，我不是用“说”的，而是用“写”的，对方没有注意到我信中带着的“嘲讽”意味，而这封信又没有包括可以让讯息更明显的因素，比如我说话的语调变化或脸部表情。结果，我没有得到我（间接）期待的同情与安慰，我收到的是一封带有被激怒意味的短笺，她说：“真好！竟然还能知道有些人有时间及金钱去放纵自己！”

我们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但如果我们也期盼别人能明白我们要表达什么，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别人要如何看待我们的沟通呢？是闲聊？是剖白？还是情绪宣泄？如果听的人不知道我们很烦，而我们又很需要别人听听我们的感受时，我们又要怪谁呢？

一位女士告诉丈夫，她的老板说了一些话，她不禁担心起自己的工作会出状况。丈夫却说不会，他不这么认为，听起来不像是那个意思，诸如此类的话。当她回嘴说他没有在听她说话时，他们两人都发火了。她气的是他没有听到她的感受，他觉得受伤的是，他的确在听啊。他只是不了解她到底有多烦而已！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位女士生气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也许她的一位朋友就明白，她只是要别人认同她的感受，而不是被否认。可惜她没有嫁给这位朋友啊！她嫁给了一位不会“自动”了解她想要被听见的男人。下面这些提示，有助于把事情弄清楚：“我在担心一些事，我需要谈一谈。”“我需要你的建议。”或：“我只希望你听我说话。”

电子邮件让通讯更便捷，但人们以“私人心境（a personal frame of mind）”寄出讯息，读到它的人，常常又在“公事心境（a business frame of mind）”下。

异地恋爱中的男友早上发给他的女友一封邮件，上面写着：“早安。”当时她在工作，没有回应。他稍后又发了一封信，询问一个特别的问题，然后她回复了那个问题。于是，他接着回了一封信，对女友稍微早一些响应一下“早安”的时间都没有觉得很受伤。他们在电子邮件中没有传达的是：“我在家觉得很孤单，我想你。”以及：“我现在工作很忙，我知道这个周末会与你见面。”

虽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么频繁，但是偶尔，在沟通中隐含的讯息，是要求说话的人做一些事的。一位青少年说：“我饿了。”这并不是说说而已，要知道，一位青少年的胃口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通常人们话中最重要的隐含讯息，正是在内容背后的“感受”。

小时候，在学会像成人那样掩饰自己的感受之前，我们的沟通中充满了掩饰不住的情绪。你不必是一位语言学家，就可以猜出小孩子说话时的感受，就像：“有个怪物在我的床底下！”或是：“没有人要跟我玩！”同样的情绪常常暗含在成人的话里，尤其是在没有明显说出来时。比如，他们会说：“明天我有个大会议要开”，或：“我打电话来，是想知道弗雷德要不要去看电影，但是他没有回我电话。”有效改善双方沟通的方式是：倾听人们所说的内容里隐含的感受。

沟通中大部分讯息是隐含的，人们如果在同一个频道，就能自动“解码”。通常隐含的讯息被大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讯息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如果我们学会两件事，一是意识到别人的视角，二是厘清隐含的意义，那么许多误解就可以消除了。

“现在这个时机对吗？”

沟通的语境就是说话的场所（setting）：包括时间、地点，与其他在场的人；同时，沟通无法简化成明显的讯息，因此，还要加上人们的期待。我们常常是想都不想，就自动调适我们说话及倾听的内容。比如，我们不会在别人刚进门时就告诉他们坏消息，不会在公共场合大声打电话，不会在孩子面前吵架。（你没有看见我很嘲讽地在眨眼睛吗？）

不管别人有多关心我们，有时，他们也没有精力及耐心听我们说话。如果一个丈夫在太太工作时打电话给她，又说起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话，那么她也许会比在家听到同样的话更不耐烦。与之相反的是，即使她丈夫通常下班回来就只是看报纸，做太太的可能会这么来表示她的需求，以引起丈夫的注意：“亲爱的，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遗憾的是，在许多人际关系中，人们说话时有不同的“偏好时段”。他喜欢在上完一天班之后，找人说说话；她也许想待一会儿再说，比如看电视或准备就寝时。在不适当的时段想赢得对方的了解，就好像想在日正当中的时候钓到鲑鱼一样。

不要在你的伴侣需要一点空间或时间独处的时候，去找他说话。

“时机（timing）”会影响倾听的质量，这是很明显的。然而很不幸，当双方的需求起冲突，造成了“没有被听懂”的结果，这是让人十分痛苦难受的。一天工作完后的那个时段，尤其困难。亲密伴侣觉得疲惫不堪、有挫败感，因为一天的工作已把他们的精力消耗光了。在这一天中，他们试着要讨好别人，参加死气沉沉的会议，在忙乱的交通中杀出活路，或追着孩子跑，回答永无休止的问题，他们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听彼此说话了。

很讽刺的是，家庭对话本来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情绪上的养料，却因我们都太累了，而不能进行。听人说话及对人说话都能使我们活力充沛，重新充电。如果我们把倾听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么就会假定只要我们想说话时，我们在乎的人都会愿意听。但好的倾听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你需要找出适当的时机来与人接近。

场所也会显著影响倾听效果，例如隐秘度及噪声，就像“条件线索（conditioned clues）”那么有影响力。熟悉的场所，比如治疗师的办公室或一位朋友的厨房，就是允许我们开放畅谈的安全地点。还有其他熟悉的地点，像是你自家的厨房或卧室，却独独不太能谈话。有些地方有着令人误解及分心的记忆，就像闻到狗身上湿湿的味道一样难受。

在许多场合中，对话是依据不成文的规定进行的。有些规定很明显，至少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是这样的。举例来说，在鸡尾酒会上，对话的小团体成员常常在改变，对话也会很温馨、坦白甚至很亲密，但一般说来，都是很简短的，这也解释了为何它是温馨及坦白的。如果想要在这种场合说太多太冗长的话，那么就会考验到听众的礼貌与修养。

礼貌的规则是基于人们的一种共识，也就是人们认为什么是最适当的，这大部分始于现实的考虑，像是不要干扰别人、在特殊场合保持肃静。因此，在教堂里、火车上或戏院内喧哗，就会让别人不高兴。⁽²⁾因为礼节的规则是隐含的，又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很容易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而注意不到事实上我们已经这么做了，直到有一天，有人破坏了这些规则，我们才会发现。

除了一些礼貌的通则之外，大部分的人都有自己偏好的、可以自在谈话的场所。比如有人喜欢讲电话（为什么？我想不通），有人喜欢在坐车时说话，而其他人喜欢看书或欣赏窗外的风景。当然，我们也可能在一些特殊场所，产生或失去说话的心情。通常要得到某人注意的最好方法是，请他离开某个熟悉的环境，比如去散散步，或到一家餐厅。人们的偏好通常比较明显，我们能自动去调适，比如我们知道不要在晚上打电话到某些人家里，我们也知道在何时何地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注意。当我们需要别人倾听而又得不到时，就会觉得受伤了，责怪别人没有听我们说话，或者是他们考虑不周，在不对的时机，强找我们说话，让我们感觉自己被利用了。

不管说话的当时有没有其他人在场，有时，我们会过于强调倾听的一些层面，而抑制了其他层面。如果一对夫妇外出用餐，男人讲起工作上的困难，女人也许会比在家时更用心地听他说话，因为那种场合意味着“亲密”。如果他们是带孩子同行，那她就更难专心听他说话了，也更不可能谈起她所关心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总是带孩子同行。“在一起”既是“呵护亲密”的一道保护墙，也是“维持孤独”的保护墙。

我们大多数人有过这种令人困扰的经验：跟我们说话的人的专注力，仿佛因为某些人的出现，就消失不见了。有时候，这种情况似乎不能避免。两个人一起吃饭，有第三者加入之后，是不太可能维持之前较为隐私的谈话的。但是，另一些情形下，在某人叙述重要的事情时，就期待听的人不要允许他人来打扰，比如对打电话来的人说：“对不起，我现在在忙，不能讲电话。”或者是两个人在公共场合有些亲密性的对话，其中一方就会希望对方跟恰好经过的熟人打个招呼就可以了，而不是因此中止了原先的谈话，或鼓励第三者加入。

第三者对于亲密对话而言，绝对像野餐时下的雨那般令人讨厌。

有时，第三者也会发挥出相当不同的作用。一位正在跟孩子谈话的成人，可能会因为另一位成人在场观看，而对进行中的谈话更感兴趣。同样地，一个常常在家里打断太太说话的丈夫，也许在与另一对夫妇一道出去时，会对太太表现出更多的尊重与容忍。

为什么我们听不进去有些人说话

即使你照着游戏规则走，仍然很难听进去某些人讲话。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因为对方的谈话像荷马史诗那般冗长，他们对细节大肆描述。你只是问他们度假的情形如何，他们就告诉你是怎么把行李装上车，又怎么在路上迷了路及转错弯，等等；他们告诉你天气如何，途中谁说了什么，他们在哪里用了午餐，以及晚餐吃了哪些东西……他们说个不停，一直到你用某种机智让他们闭嘴为止。有些人也许不说他们自己的事，却大谈其他人如何如何，而这些人又有多么不体贴、多么令人头痛。

一直只谈自己关心的事，确实很难让人听下去。一位妈妈有一个很难管教的小孩，她除了谈儿子，别无其他；一个只知道工作的人，只会谈他的工作；一个有过敏毛病的人，总是抱怨自己的鼻子不好；一个人的头痛，可能也会变成别人的头痛，如果这个“别人”必须一直听这些事的话。那么让我们烦躁的，并不仅仅是因为说话的人一直在重复，而是我们需要扮演那种无助的角色，被强迫去听一个无解的问题，或者那个抱怨的人，压根儿没有考虑过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如果抱怨的人不期待任何解决之道，只是要别人知道他的感受，那么简单的“哇，真是太糟糕了”，可能就可以满意地结束了话题。

有一类话多的人，基本上对谁都话多。但还有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有些人对我们说这么多话，只是因为他们对别人说得太少。像除了太太之外，没有其他朋友的丈夫，又能对谁说呢？压力过大的太太，除了看似陪伴在身边的朋友，她又能对谁说呢？有些人需要我们的关心，然而，如果对话持续变成了单方面的独白，那么一部分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反应太被动了。

有的人说话别人很难听进去，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什么，或是这些话又蕴含了什么令人气愤的暗示。当听者对没有说出的事做了反应时，那么说者的表现就是义愤填膺，觉得被听者的“过度反应”所伤害。一位母亲对青春期的女儿说：“你要这样穿去学校吗？”女儿哭着道：“你总是对我不满意！”母亲可能会认为女儿的反应是不理性的：“我只是问你是不是要这样穿去学校而已，你怎么会对这么简单的问题发火？”这些“简单的”问题，就如同要求父母不带批判，而孩子又不会过度敏感那般困难！

我父亲有一种包装语言的方式，他把许多的贬抑之词变成了简单的一句无心之话，常常让我气急败坏。如果我告诉他某件事怎么怎么样，即使是一件很平常或没有争议的事，他都会这么说：“也许吧！”唉！我认为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他忍受不了摆在台面上的冲突。因此，如果有人告诉他某些他不知道，或他根本不相信的事，他就会说：“也许吧！”对于我来说，这比跟他争吵还要糟糕。吵架的时候，你可以跟对方争论，而“也许吧”却让你觉得别人不相信你。这些情况造成的一种结果是：我对自己的看法极为坚持！因为早已受够了被怀疑的滋味，我在陈述一个事实时，绝不能忍受不被相信的感觉，就同我坚信尚普兰湖是五大湖之一一样！⁽³⁾

如果你认为我在避重就轻，不提说者本身，却把责任扔到听者身上，那么你说对了！理论上，我们可以区分开说者及听者，但事实上，他们彼此关联纠结，不可分割。倾听是双方“共同决定（co-determined）”的一种过程。

有的人说话很难让人听进去，是因为他们总是说得太少，至少不是个性使然。如果说我们渴望“说出真正的感受给富有同理心的人听”，这是人类的基本需求，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如此麻木而沉默？那是因为他们在生命中遭受过轻视、伤害、暴击、嘲弄及羞辱，这些事对心灵的伤害是很严重的。

我们带着伤痕来到关系中，即使渴望获得别人的关注，却不一定会得到；想要别人认真对待我们，但人们不是与我们争论，就是忽视我们；想与人分享感受，却招来批判或是不想要的忠告；打开心房，却没有得到响应，更糟的是，还会换来羞辱，就好像走在黑暗中又撞到墙一样。如果这种情形常常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封闭自己，从而筑起一道包围自己的墙。

虽然说者的沉默常常被视为一种个人特质，但这种特质事实上不过是一种习惯，主要是从过去的经验里形成的期待而来。

不跟我们说话的人，也不期待我们会听他说话。

治疗师在遭遇病人的“阻抗（resistance）”时，会进行所谓的“防御分析（defense analysis）”，指出病人有所保留，又是怎么保留的（比如，只谈一些琐碎的事），并推测他心中所想的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迟迟不敢说出。治疗师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许可证，可以问这样探索性的问题。但是，询问友人很难说出自己感受的理由，或指出他似乎是不太想谈他自己，这样做，也并不违法。我们是借由自己的反应来塑造彼此关系的。

“没事，一切都很好。”

如果你询问某人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当对方回答说“没事”，而这并不能说服你，那么你要如何回应？一个普通的反应是说“你看起来不像没事”。这么说，是打算发起一种邀请，但是对方不一定会接招。强迫一个沉默的人开口，或是因为对方不愿意对你开放而懊恼，主要的原因是认定对方没有理由不告诉你出什么事了。但人们做任何事，都有理由。

当某人似乎不想对你开口说有什么烦恼时，那么你可能猜到了那个人为什么不想说—“你是在紧张我的反应吗？”如果你认为那个人不想说起，那么你可以问：“有什么事让你迟疑不敢说吗？”但也不要逼他太紧。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不想跟你说某件事，你却一直逼他，那他也许就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你不可信任，也不会理解他的感受。

一个对你不太坦率的人，有理由相信你会关心他的想法及感受吗？你会仔细听而不打岔吗？你可以忍受不同的看法吗？或者你会容忍他人生气吗？“开放”，是互动的产物。

男人来自火星？

在21世纪的此时，社会的性别角色结构（男人这么做，女人那么做），将性别关系两极化，其程度前所未见。以往的“互补”情况，已由新的“对称”情况取而代之，冲突似乎成了争取平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近年来，有许多书籍广受欢迎，这些书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的沟通方式是不同的，也解释了这些不同是什么。最有名的应该算是约翰·格雷（John Gray）的《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这本书了。作者在书中认为，女人渴望有人陪伴，而男人却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如果我们试着理解两个住在一起的人之间，有不可避免的差异，那么归结为性别的缘故，而不是固执或恶意，也许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学着去富有同理心地回应伴侣所说的话，当然，这么下结论也不坏。然而，最重要的不是学会如何对这些“外星生物”做反应，而是学会不去做过度的反应，学会倾听。要回答弗洛伊德最有名的一个问题：“女人要的是什么？”最好的答案是：“你为什么不去问一问，然后听一听她要的是什么呢？”

一旦男人女人之间的差异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那么这种生物决定论就会被用来“正当化”所有的不公平。在多年致力于摧毁这些不公平之后，新一拨的女性主义学者已再次承认，他们以前反驳过的“性别歧视”的确存在。米勒（Jean Baker Miller）强调“反应（responsiveness）”和“互惠（mutuality）”在女性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也提及对于女性而言，“关爱（care）”和“联结（connection）”的质量对她们的自我、自尊及道德发展，是很重要的。依照吉利根的说法，男人是在筑塔，而女人则是建立网络。

到目前为止，女性主义心理学家最新成果的最大影响，是再度肯定了性别差异的存在，只是这一次，也促进了女性心理学的建立。南茜·乔德罗（Nancy Chodorow）在1978年出版的《母职的再生产》（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一书中指出：由于女孩与男孩主要仍由母亲抚育长大，所以，他们长大之后，也会向“依恋（attachment）”与“独立”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男孩子必须离开母亲，以宣示自己的男性气概，这就是为什么男孩子到了某个年龄，就开始自母亲的拥抱中退缩，也是为什么“娘娘腔”及“妈宝”仍然是威力无比的责骂。另一方面，女孩子并不需要为了成为女人，而否认母亲的关爱与联结，她们经由“联结”而成为她们自己。

紧随乔德罗和吉利根，天生的性别差异成为讨论男女问题的基调，许多作家确信不疑地认为，女人在根本上就不同于男人，从而导致她们比较善于倾听。对于接受这种前提的人来说，生命很简单：所有关系的复杂性，都可以用一个通用的解释来解决—男人这么做，女人那么做—就是这么简单！

这种新的角色刻板分类，反映在这类书籍被普遍接受的态度上。在书里，许多男女之间对话中的些微差异及两极化，被简化为一种“性别差异”：男人追求权力，女人追求与人之间的联结。很悲哀的是，现在，好多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改善男女间倾听质量的最好方法，也许就是不再制造出“不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男女之间没有对话上的差异，而是说遏止夸大甚至赞颂这些差异的情况，现在正是时候。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认定男女之间有很大的性别差异呢？为什么他们相信我们说不同的语言，命运也因此而不同？女人的天性真的是关怀他人、寻求与人的联结吗？男人的天性真的是独立及寻求权力吗？还是说，这些两极化反映出我们的文化形塑了我们追寻认同的普遍愿望？

社会及政治方面的因素，给所谓的性别差异提供了一个潜在解释。举例来说，代表着性别差异的“关心”，如果理解为是低位阶的人寻求妥协的一种方式，是否更准确呢？也许有些女人（及男人）之所以表现出关心，是为了讨好别人，而这源自缺乏个人力量的感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女性跟丈夫争论起来，其实是想要丈夫多关心她；但在与孩子争论时，她却仍然强调原则的重要性。社会中，根植的鼓励关爱的习俗，有时也会令一些女性很难察觉到自己的需要。我们曾欢庆我们之间有性别差异，但现在与其感到抱歉，更有用的方式是：互相谈一谈话，不是谈论对方如何如何，不是朝着两极化的方向，而是朝着“伴侣关系（partnership）”的方向前进。

我们开始倾听彼此的同时，内在与人际关系也可能获得更好的平衡。也许女人被教养成相信幸福在于无私地为他人服务，然而，她们也可以学会更尊重自己追求独立成就的努力及能力。也许男人只在成就中寻求自我，现在，也可以学习尊重以往所忽略的关心及关怀的部分。在我们为男人、女人的严苛定义松绑时，为人父亲者也可以学着把他们在周遭所立的墙降低一些，并缩小为顾及男性气概而与他人之间形成的鸿沟；母亲们在学着更尊重自己的需求时，也要学会尊重与子女间的界限，并且容许子女有更大的空间成就自己。

如果我们不认为性别差异是固定不变且与生俱来的，那么就可以容纳这个可能性：男孩子可以认同母亲的慈爱与关怀，成为更完整的男人、更优秀的父亲。同样，我们也会开始看到女孩像认同母亲那样去认同父亲，同时，认识到自己可以拥有独立人格与想要的成就。或许上帝创造了双亲，就是要让孩子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最好的。

怪罪对方因固执、不敏感、性别的关系而缺乏谅解，也许可以安抚我们一阵子，但我们无法倾听彼此的原因实际上更为复杂。我们不听人说话，别人也不听我们说话，这不是因为自私，而是因为个性及两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全面认同倾听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容易倾听彼此。是不是有必要把每个误解的形成依讯息、潜台词、语境、说者、听者及反应一一加以分析呢？当然不是！只要从我们受伤的感受中勇敢地退一步，考虑一下别人的观点，就是一项莫大的成就！

我们无法了解对方的想法，因而造成了误解，但为什么我们对此这么敏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时，继续努力让彼此都可以听到对方的心声，就让我们在下一篇中，仔细看一看让倾听变得复杂的情绪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