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的挑战
然而，我们不能太天真。同理心不是解决世上一切问题的万灵丹，它也无法处理我们生活中遭遇的一切争执。重要的是，我们要务实地了解同理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为什么当我探讨高同理心人士的6种习惯时，我也提出了挑战。我们有没有可能设身处地太过火？同理心难道不会被用来操纵人心吗？我们真的能学会运用同理心吗？我们总是关心亲近的人，对于远方的他人则没那么关注，这样的差别又该怎么解释？25
对我个人来说，这些也是极大的挑战。我写这本书，不是因为我精通同理心，也不是因为我能轻松养成这6种习惯。我还差得远。
我第一次对同理心产生兴趣，是我在25岁左右。当时我刚结束一段与玛雅原住民难民短期生活的日子，我们一起住在墨西哥边境南部的危地马拉丛林。我亲眼看着孩子死去，因为他们得不到医疗照顾。我听到有关军队屠杀的事。我目睹这些人每天都要过着贫困与不安的日子，我的同理心因而产生。日后，身为政治学者与社会学者的我逐渐深信，推动社会深度变革最有效的方式，不是通过传统的政党政治或制定新法律与新政策，而是改变每个民众对待彼此的方式，即同理心。
不过，我真正了解同理心对我的重要性，是在我离开学院，研究了5年同理心以后。有一天，我想着母亲的过世对我有何影响，我记得当时我才10岁。我发现自己不仅想不起10岁之前的事（典型的儿童心理创伤症状），在情感表达上也变得畏畏缩缩。我发现自己很难体会旁人的悲伤，而旁人的快乐也难以感染我。我很少哭泣，与他人极为疏远。当我沉思此事时，我突然顿悟了。我对同理心的兴趣不只来自我在危地马拉看到的一切，或我从研究社会变革中得到的结论，真正的根源其实是我潜意识中想恢复童年时期失去的同理心自我。
因此，我致力于重建我脑中的同理心回路，希望尽可能发挥同理心潜力。
同理心的概念带有明确的道德色彩。然而，当你越深入探索6种习惯时，你会发现，同理心其实更像是一种初始的令人振奋的旅行形式。为什么不鼓起勇气到别人的生活中旅行，试试这么做会如何影响你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你不应该问：“接下来我要去哪儿？”而应该问：“接下来我应该穿谁的鞋（我该站在谁的角度看问题）？”我希望这本书能激励读者从事预期外的同理心之旅，引领你前往任何旅游书都未曾介绍过的地方。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成为同理心的旅行者，就能够发现，我们有能力改变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