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jpvictor的电子书库

摄影：影像的政治力量

自中世纪以来，基督受难像被用来传达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肉体痛苦。其早期画风清淡文雅，但从16世纪起变得残酷血腥，钉子插进肉里，伤口迸裂，鲜血淋漓，看画的人既能看见基督承受痛苦，也能感受到他肉身的剧痛。比方说，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在1515年画出伊森海姆祭坛画，画中的基督被残酷地拉开双臂，手指朝天，可见他先前曾被绑在刑具上审问，然后才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光是看见这幅画的图片就会手指抽痛，掌心冒汗。（我还会冒起鸡皮疙瘩，虽然我不信基督教。）诚如艺术史学家吉尔·贝内特所言，画家完全是刻意采取这种能激起同感的画法：

中世纪后期发展出的画作旨在激起虔诚信仰，不只是把文字形诸画面，成为“给文盲看的《圣经》”，更要使芸芸大众心生同感并起而效仿，借以传播基督的牺牲精神，传播受苦的意义。11

根据新兴的神经美学研究，无论宗教画还是世俗画都有激发移情作用之效。一份有关米开朗琪罗与戈雅作品的研究指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能产生“自动移情反应”，借由“具体模拟”作用直接感受到影像所传达的情绪。12不过，除了刺激神经系统，视觉影像能实际影响个人与社会行为到何种程度呢？摄影可以提供解答。20世纪初，摄影取代绘画，跃居静态影像的主要媒介。为求了解摄影作品如何扭转世人的冷漠无感，我们不妨回顾早期的社会纪实摄影，看一看刘易斯·海因的石破天惊之作。

20世纪初美国盛行雇用童工，将近1/6的未满15岁儿童受雇于农场或工厂。131904年，慈善基金会“国家童工委员会”成立，大力推动立法禁止雇用童工。在1908—1924年，他们聘请曾在纽约当过学校老师的海因在全美拍摄童工。这项工作艰困难行，毕竟没有一家工厂想让摄影师四处窥探，拍下低薪童工赤脚做苦工的照片。然而海因自称器械推销员或消防检查员，常获准进入工厂，拍下血淋淋的画面。多年下来，他拍过在纺织厂大型纺织机上做工的6岁孩童，在煤坑工作全身覆满漆黑煤渣的年幼男孩，半夜三点在罐头工厂剥牡蛎壳的年幼女孩，还有在棉花田、玻璃工厂或其他血汗工厂孜孜工作的成千上万个童工。

这些震撼人心的照片出现于全美各地的报纸杂志，以及国家童工委员会发行的一系列刊物上，证明剥削童工确有其事，改革派人士并非无的放矢。这些照片引起群情激愤。一位记者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参观完海因的摄影展以后写道：

要求立法废除童工的最有力证据……正是这些照片，从中可以看见痛苦折磨，道德堕落，极度匮乏，对悲惨童工的身心百害无益。这些照片远比任何文字作品更触及人心。触目惊心的真实惨况令人难以卒睹，难以承认文明世界竟然有这种事。14

文化历史学家艾伦·特拉亨伯格认为海因的照片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在于照片胜过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大众对照片中的童工感同身受，从而“发自内心地感到悲悯”。15一张张照片不只深刻影响个人，也促成公共政策的转变。历史学家拉塞尔·弗里德曼写道：“他们的处境惨不忍睹，民众因而相信美国必须立法废止童工。”1912年，美国国家儿童局应运而生，属于联邦政府层级，旨在消除雇用童工现象。在1910—1920年，美国的童工数量减少一半，部分原因正是海因的照片发挥了功效。16

从海因的时代开始，社会纪实摄影经历了许多关键阶段，不断演变。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多罗西娅·兰格跟沃克·艾文斯借由照片让无数美国人明白乡下贫农的悲惨境遇：身为季节性农工的母亲带着挨饿的子女，心力交瘁满脸绝望；亚拉巴马州的佃农流露悲惨眼神。20世纪60年代，越战的照片证明残暴影像有办法掀起政治变革。摄影记者黄功吾拍下遭汽油弹袭击的一个赤裸女童，该照片成为美国国内激发反战浪潮的一股动力，也让军方和政府相信控管手段必须更加滴水不漏，避免这类画面出现在大众眼前。这些照片不仅可以激发大众对受害者的同理之情，也能唤起恐惧、怒火、歉疚，以及道德上的反感。17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的饥荒照片也纷纷出现，达到异曲同工之效，例如唐·麦卡洛克在比亚法拉拍下一个白化病男孩挨饿的画面，该照片广获关注。

20世纪70年代中期，摄影评论家开始发出不同的声音，质疑这类呈现贫穷或暴力的画面是否仍能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回响。率先引领批评声浪的是苏珊·桑塔格，她在影响深远的著作《论摄影》（On Photography）中指出，世人已在报纸杂志和电视上看过千千万万个悲惨受苦的画面，越来越无动于衷。“残忍的影像一次一次反复出现，渐渐无以冲击人心，”她写道，“在这几十年间，尽管‘关怀摄影’唤醒良知，却也造成麻木之效。”18从那时起，桑塔格的后现代追随者纷纷指出，这类彰显民众不幸、社会不义与人权不彰的影像已太过泛滥，如果我们在报端看到难民争先恐后扑向补给品，或有童兵瞪视摄影镜头，我们有时仍会大感吃惊或心生怜悯，但通常不会付诸长期行动。他们认为我们遭受情绪轰炸，早已疲乏。19

然而我们确实如此麻木不仁吗？上千个推动社会正义的团体组织显然并不同意，所以才会继续靠照片促使大众关注受害群体，并支持他们的要求。不妨瞄一眼慈善团体寄给你的传单，你会看见被地雷炸断一条手臂的女孩，或是一家人站在被地震摧毁的家园旁边。人道主义组织的研究显示，虽然有些人会直接把传单扔进垃圾桶，但也有些人会起心动念，捐钱出力。

过去10年间，这类旨在激起公众关注的照片大有转变，开始更关注文化层面。提倡国际平衡发展的慈善机构以前会运用令人触目惊心的照片，例如站在干枯大地上的饥饿孩童，他们显得无依无靠，历尽痛苦折磨，无辜的童年惨遭侵害。今日这种照片依然俯拾即是，但我们越来越能看见照片中的人物的尊严与力量，例如扛着锄头的非洲农妇，或是在新辟水井附近一起玩耍的孩童。这类照片欲唤起的与其说是同情悲悯，不如说是移情反应：我们跟照片中的人物并无二致，应该心怀尊重，而非心存怜悯。

照片具有威力的更佳明证来自我们没有看见的画面，或者更精确而言，来自不准我们看见的画面。比方说，数千名军人与平民丧生于近年的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但我们看见过几次他们残缺焦黑的尸身？几乎不曾吧。西方政府会定期审查照片，因此我们难以看见“我方”士兵四分五裂的头盖骨，或是碰巧遇上突袭行动而被射成蜂窝的孩童，这类画面即使在夜间时段也无从看见。（然而我们却能在半夜播放的惊悚片中看到血肉模糊的死尸。）布什政府禁止媒体播放伊拉克战争亡兵的棺木上覆盖着国旗的画面。政治学家葛瑞·奥尔森认为各国政府不让民众看见战争实际的残酷画面，以免人们生起同理心，不愿支持军事行动：“美国高层施展层出不穷的诡计骗术，意图遏止大众产生同理心，因为他们确实对此忧心忡忡。”20由政府的忧虑可知，照片确有颠覆民心的力量。

这一切跟培养同理心到底有何关联？如果我们只听桑塔格的说辞，也许不太会相信照片有助于我们踏进别人的生命。然而，其实照片始终极具效果，有助于我们了解陌生人的痛苦磨难。文化思想家苏西·林菲尔德问道：“为什么照片能让我们看见残酷暴行呢？我想部分原因在于照片清楚呈现身体的痛苦，无比真实，不容辩驳，效果非文字与绘画所及……照片胜过任何形式的艺术与媒介，观者会立刻自心底涌起一股情绪，与自身以外的世界彼此相系。”21海因对此效果一清二楚，它至今依然影响当代杰出的社会纪实与政治摄影家，诸如詹姆斯·纳赫特韦、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吉勒斯·佩雷斯与戴维·戈德布拉特。

此外，照片有助于提升视觉智能。学习不仅包括阅读文字与分析数据，也包括把图像记在脑中。如果你想一窥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下的生活，必然得读曼德拉的自传，但也不妨观看戈德布拉特的摄影展，展出的是他于1970—1980年所拍摄的南非白人农民及专载黑人的通勤巴士。如果你想了解巴西的贫富不均与欠债奴工，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所拍摄的塞拉佩拉达金矿矿工定会让你难以忘怀。摄影正如电影，皆为激发同理心的有力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