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
1
又一次，我触及了一个我没能理解的真理。我以为我迷失了，我以为已经抵达绝望的谷底，而一旦我有了舍离的心境，我就感到了平静。人在那种时候似乎发现了自己，也成了自己的朋友。再没什么能超越那种圆满感受，它在我们内心满足了某种莫名的基本需求，而我们无法真正知道那是什么。我想，那个在沙漠里疯狂追风的波拿富一定也感受过这种平静。冰天雪地中的吉约梅也是。至于我自己，我又如何能忘记，在那个我用沙把自己埋到颈项，慢慢让口渴吞噬我的时刻，我在我那满天星斗之下感觉心头那么温暖？
我们是否有什么办法让这种解脱的感觉在我们心中蔓延？人类的一切都非常矛盾，这点毋庸置疑。我们让某个人衣食无忧，以便他能专心创造，结果他却松懈怠惰；征服者赢得胜利之后开始软弱无力，慷慨的人富有以后却变得一毛不拔。各种政治思想都强调它们的目的是赋予人类充分发展的机会，但假如我们没有首先厘清它们要服务的对象是哪种类型的人，它们对我们而言又有什么重要性？谁将生而立于世？人类不是用肥料饲养的牲畜，只要出现一个帕斯卡[47]那样的人物，就算他一生贫寒，也抵得过无数庸庸碌碌的富贵人家。
真正重要的东西是我们无法预先设想的。我们每个人都体会过这件事：最热切的喜悦可能出现在它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那种喜悦令我们永远依恋，假如贫贱的时刻曾让我们感受到它，我们将深深怀念那份贫贱。当我们与旧时同伴相聚，我们总会充满欣喜地品尝那些曾经令人不快的回忆。
未知的条件孕育出人类的生命，除了这个事实之外，我们还知道什么？人类的真理又在哪里？
真理从来不是表面上按理出牌的东西。假如柳橙树在那块土地上无法长好，但在这块土地上可以生根茁壮、结出饱满果实，那这块土地就是柳橙树的真理。假如某个宗教、某个文化、某套价值标准、某种活动形式可以让人达到圆满，在他内心带引出那个他原本不知道的伟人，那这个宗教、这个文化、这套价值标准、这种活动形式就是人的真理。逻辑在哪儿？就让逻辑自己想办法厘清人生的道理吧。
在这本书里我提到了一些人，他们似乎都遵循了某种崇高的志向，因而选择了沙漠或航线，正如其他某些人会选择修道院。但假如我显得像是在引导你先去赞赏那些人，那我就违背了我的本意；因为首先值得赞赏的，是树立起那些人的大地。
志向这东西当然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人愿意成天关在自己的店铺中。有人义无反顾地朝某个必要方向而去——某些激情形塑了他们的命运，而我们在他们的童年故事中就已经可以找到那些激情的雏形。但事后解读的历史会带来假象；那些激情其实在几乎所有人身上都可以找到。我们可能都认识一些平日汲汲营营的商店老板，他们在某个发生火灾或船难的夜晚展现出极其伟大的一面。他们无须怀疑自己人格的圆满，那个火灾的夜晚已经映照出他们生命的价值。但是，由于没有新的契机，没有适当的空间，没有严谨的信仰，他们还没能相信自己的伟大，就又睡回他们的平庸中。当然志向可以帮助人释放出自己，但人也有必要去把志向挖掘出来。
空中之夜、沙漠之夜……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经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体验。然而，一旦环境激发了他们，他们却都会显现同样的需求。某天夜里，在西班牙，我对这件事有了深刻的理解。在此，我想回顾那天晚上的情形。我提起那个故事并没有离题；我已经说了太多少数几个人的事，现在我想说说所有人的事。
那时我以记者身份走访马德里前线[48]。有一天晚上，我在位于某个劳工阶级郊区的一处地下掩蔽所，跟一名年轻上尉同桌用餐。
2
一伙人正在聊天时，电话响了起来。接下来是一段很长的电话交谈——共产党命令他们在附近发动一场不但荒谬而且不顾一切的攻击，目的是破坏几栋被改建成水泥碉堡的住宅。上尉挂上电话以后耸了耸肩，回到桌边说：“我们之中哪些人最早……”然后他推了两杯白兰地过来，一杯给一名中士，一杯给我。
“你第一个出去，跟我一起，”他向中士说，“喝了去睡吧。”
中士离桌先去就寝。我们大约十个人围坐在桌边守夜。这个房间密不透光，但室内照明非常刺眼，使我一直眨眼。五分钟前，我把堵住一个枪眼的抹布拿掉，悄悄往外瞥了一下，看到阴暗的月光洒在附近的房屋废墟上，显得鬼影幢幢。我把抹布塞回去时，感觉仿佛用它把月光抹去，像在擦拭一片油污。现在我眼前浮现出阴森碉堡的景象。
这些士兵很可能一去不回，但他们都腼腆而保留，没有说话。这场攻击可说是意料中的事。主事者从人员储备中抓出一些人办事，仿佛从谷仓中抓出一把种子播撒出去。
我们喝了白兰地。我右手边有几个人在下棋，左边则有人在嬉笑作乐。我又在哪里？有个有点醉醺醺的人走了进来。他摸了一下蓬乱的大胡子，用温柔的眼神看着我们。他的目光落在白兰地上，他很快把头转开，又转回来看那瓶白兰地，然后用求情的神情看着上尉。上尉低声笑了起来。那人觉得很有希望，于是跟着笑了起来。接着众人也纷纷轻声笑了起来。上尉稍微把酒瓶往后移，来人装出绝望的表情，一场幼稚的游戏于焉展开，仿佛无声的芭蕾舞剧，在弥漫于室内的浓浓烟雾、守夜造成的精神耗损，以及即将出现的攻击场面所构成的诡异氛围中，显得宛如一场梦。
一群人就这样仿佛关在暖和的船舱里玩，同时外面隐约传来爆炸声，听起来像海浪在拍打船身。
这些在战争之夜的堂皇海洋中蓄势待发的士兵稍后将甩去身上的汗水、酒精，扫除等待的积垢，迎向光荣使命。我感觉他们已经如此接近净身礼的时刻。但他们仍然在纵情舞动，舞出醉汉和酒瓶的芭蕾。他们依然在铆足精神下棋。他们尽一切可能让生命的火焰持续燃烧。但闹钟就摆在一个架子上，时间已经调好。所以闹铃是会准时响起的。然后这些人将一跃而起，伸展四肢，把战斗腰带扣好。上尉将取下手枪佩戴在身。酒鬼将消除醉意。于是所有人将从容不迫地沿着坡度和缓的通道往地面走去，走向那块在月光下泛着水蓝色泽的方形广场。他们会冒出很简单的几句“好一个攻击……”或“好冷!”然后纵身而入。
时候到了，我在废墟般的地窖中看到中士醒来的过程。他躺在一张铁床上睡觉，我看着他睡觉。我觉得他似乎睡得非常香甜，没有任何焦虑。他让我想起普雷沃和我在利比亚坠机后度过的第一天，那时我们孤立无援，没有水，但我们在开始强烈感觉口渴之前，曾经好好地睡过一觉，就那么一次，前后两个小时。那时我感觉自己动用了不可思议的力量，拒绝周遭世界的存在，然后安然睡去。我拥有一具还能让我享有安详的身躯，在我把脸埋进臂弯那一刻，那个夜晚就结结实实地成为一个幸福之夜。
中士就这样卷起身子休息，乍看只是一团没有人形的圆形物体。当他的伙伴们来唤醒他时，他们点燃了一支蜡烛，把它固定在一个酒瓶的瓶口上。一开始只有一双军鞋从床上那团物体中伸出来，镶了铁片的巨大钉鞋，看起来就像日工或码头操作员的工作鞋。
这名战士不仅脚上穿的是工作器具，他身上的一切也都是器具：弹匣、手枪、皮肩带、战斗腰带。他身上还有驮鞍、颈圈等所有跟勤务马匹的装备类似的东西。在摩洛哥时，我曾在地窖深处看到盲马拉动石磨。在这里，蜡烛泛红的火光轻轻颤动，一匹盲马也正在被人唤醒，准备去拉它负责的石磨。
“哎!中士!”
中士慢慢动了起来，露出一张还沉在梦境中的脸庞，嘴里咕哝着些不知什么东西。但他又转头面向墙壁，完全不肯起来，把自己埋进深沉的睡眠中，像窝在平和安适的母亲怀抱中，像潜在静谧的深海里，握着的拳头忽紧忽松，仿佛想抓取不知什么海藻。我们不得不设法让他张开拳头清醒过来。我们在他的床沿坐下，有个人把一只手臂伸到中士颈后，面带微笑地把那颗沉重头颅抬起来。那情景就像在温度宜人的马房中，马匹互相碰触颈缘的温馨画面。“喂!伙伴!”我这辈子从没看过这么温柔的景象。中士最后一次努力想回归幸福梦田，抗拒我们这个充满炸药和疲惫的世界、这个冰冷的黑夜，但现在来不及了。某个外在的召唤逐渐占了上风。就像星期日清晨，中学的钟声慢慢把受罚的孩童吵醒。他本来已经忘了黑板、课桌、罚写的功课，梦里的他在乡野中尽情嬉游，但他再怎么撑也没用。钟声继续敲响，硬是要把他拉回不公不义的人类世界。中士就像那学童一样，慢慢让自己的身体恢复运作。那身体疲惫酸痛，他丝毫不想在清醒过来以后的寒冷空气中重新面临关节作痛的苦恼，忍受全身装备的重量，然后是那沉重的奔跑，然后是死亡。他在意的并不是死，而是挣扎着站起来时必须把双手浸入一摊黏答答的鲜血，是周遭的冰冷，是那种呼吸困难的感觉；不是死，而是死亡的不舒适。我看着他，不禁又想起我自己在荒漠中起来的痛苦过程——重新面对无尽的口渴、火般的太阳、灼热的沙地，重新进入现实人生，那场不是自己选择的梦。
但他终于还是起来了，他目光直视我们：
“时候到了吗？”
这时“人类”出现了。就在这种时候，人类违反了逻辑的预测：中士竟然在微笑!引人微笑的诱惑来自哪里？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巴黎，梅莫兹和我以及几个朋友一起庆祝不知是谁的生日，天快亮时我们还流连在一处酒吧门口，因为说太多话、喝太多酒，因为那种无谓的放纵懒散而对自己觉得反胃。但因为天色已经开始发白，梅莫兹忽然紧紧抓住我的手臂，我可以感觉他的指甲嵌进我的皮肉。“想想看，这时如果是在达喀尔……”这时如果是在达喀尔，技工会揉着眼睛，卸下螺旋桨的覆套，飞行员会察看天候预测资料，大地将成为飞行伙伴们的天下。天空已经开始染上缤纷颜色，一群人已经开始为一场别人的宴会做准备，铺上美丽桌巾是要让另一批人欢庆，我们自己不会是宾客。还有其他人在甘冒风险……
“这里可真脏哪……”梅莫兹最后说。
那你呢，中士，你是受邀参加哪场值得你为它赴汤蹈火的盛宴？
我已经知道你的故事了。你跟我分享了你的经历：你原本在巴塞罗那某处当个小会计，每天忙着整理数字，不太关心你的国家闹分裂的事。可是一个朋友加入反抗了，然后是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于是你惊讶地发现自己内心发生奇异的转变：你的日常生活慢慢让你觉得没有意义。你的乐趣、忧虑，你的小小舒适圈，那些都逐渐退入另一个时空，而真正重要的东西不在那个象限中。后来你接到一个消息，你的一个朋友在马拉加[49]牺牲了。他并不是什么你会想要为他复仇的朋友。至于政治，那从来不是你关注范围内的事。然而那个消息却像一阵海上刮来的强风般吹在你身上，吹在你狭窄的人生道路上。那天早上有个伙伴看着你：
“我们去吧？”
“我们去。”
于是你们“去”了。
这其中有某种道理主宰着你，你没法用话语把它说清，但我想到几个意象可以用来说明。
野雁在迁徙季节期间，会在它们飞越的大地上掀起奇特的波澜。家鸭看到天空中的三角形飞行大队，仿佛受到吸引，开始笨拙地跳跃起来。野性的呼唤在它们身上唤醒了不知什么残留的原始成分，于是农场上的鸭子在一分钟时间里化身为迁徙的野雁。那颗小小硬硬的头颅里原本充斥着水塘、虫子、鸭笼等卑微意象，但这时辽阔的大陆忽然在其中开展，海洋的形态顿时显现，大风吹来原野的气息。鸭子并不知道它的小脑袋装得下那么恢宏的奇迹，但它不禁拍打翅膀，忽然间瞧不起地上的谷粒和虫子，它要成为野雁。
但我更清楚地看到我的蜻蜓。我在尤比角养过蜻蜓，所有派驻在那边的人都养过蜻蜓。我们把蜻蜓关在一栋有细网格的小屋子里，屋子设在户外，因为蜻蜓需要风带来的水汽，它们是无比脆弱的生物。可是，蜻蜓如果在幼小时就被捕获，它会变得非常温顺，可以乖乖待在人的手里吃东西。它让人抚摸它，把温湿的吻部贴在人的手掌心。我们以为这些蜻蜓被驯服了。原本某种神秘力量会无声无息地熄灭蜻蜓生机、为它们带来最幽微的死亡，而我们以为我们为它们免除了这种莫名的苦……但有一天，我们忽然发现蜻蜓把它们的小触角压在朝向大漠那边的网格上。它们仿佛受到一股强大的磁吸力。它们无法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想逃离我们的掌控。我们提供的奶水它们依然会过来喝，它们依然会让我们抚摸，温柔地把小吻部贴在我们的手掌心……可是我们放开它们以后，它们假装快乐地飞一阵，忽然间就又紧贴在那网格上。如果我们不做处置，它们就会一直待在那里，它们甚至不会试着对抗网格的阻拦，只是静静地把身子贴在那里，让沉重的触角把头部往下拉，直到死去。是因为交配季节到了，或只是它们需要在旷野中用尽力气飞驰？它们并不知道。它们被捕获时，眼睛都还没有张开；它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大漠中的自由，雄性的味道又是什么，可是我们比它们聪明。我们知道它们要找的是什么，只有辽阔的大地才能使它们满足。它们只是想成为蜻蜓，跳出蜻蜓的舞步。它们只是想知道以一百三十公里的时速直线飞行的滋味，其间间歇性地穿插着剧烈抖动，仿佛它们突然看到沙地上喷出火焰。如果蜻蜓的真理就是品尝恐惧的滋味，如果唯有恐惧能带引它自我突破，飞出最高超的舞姿，那么虎豹豺狼又算什么？如果蜻蜓的真理就是在艳阳下张牙舞爪，那么猛狮咆哮又算什么？我们看着它们，心想它们是不是在憧憬什么，或缅怀什么。它们确实在欲求某种莫名的东西。那东西存在，那是欲求的客体，但没有任何文字足以描述它。
那我们呢？我们又欠缺了什么？
中士，你在这里找到了什么，让你感觉你不再背叛你的命运？或许是把你还陷在睡意中的头颅抱起来那只友爱的手臂，或许是那个不会抱怨、只想分享的温柔笑容？“唉!伙伴……”抱怨毕竟还是两个人的事，还代表着分裂。但世间存在着一种人类关系的高度，可以让感恩或怜悯这些情感不再有意义，在那里，我们终于能像获释的囚犯般自由呼吸。
我们都体验过这种同心一致的境界，当我们两架飞机一组，共同飞越当时还属于叛乱区的金河地区。我从没听过落难者感谢救起他的同伴。在从一架飞机把邮件搬到另一架飞机的辛苦过程中，我们甚至经常互相咒骂：“混账东西!我会出问题都是你的错，为什么你硬要在逆风状况下飞到两千米!假如你跟我一起用比较低的高度飞，我们早就到艾田港了!”于是另外那个用生命解救同伴的人忽然间发现自己成了个可耻的混账。况且，我们要感谢他什么？他对我们的生命也有权利。我们是同一棵树的两根树枝。但对于你，救了我命的人，我感到多么骄傲!
中士，你又怎么可能抱怨那个唤醒你去赴死的人？你们是在相互承担那个风险。那一刻，我们都体会到那种无须语言表述的团结一致。我理解你的决定。假如你在巴塞罗那生活困顿，假如你下班后总是独自一人，假如你连身体都得不到安适的栖息地，你会在这里得到自我成就的感觉，你会加入世界的交响；你原本是个贱民，但你在这里获得了爱的拥抱。
我不在乎那些可能激发了你的政治高调诚恳与否，是否合乎逻辑。假如那些论述像种子发芽般在你内心起了激励作用，那就表示它呼应了你的需求。只有你能为此做裁判。只有大地懂得如何分辨麦子。
3
唯有当我们透过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共同目标，与我们的兄弟们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自由呼吸，而经验也告诉我们，爱绝不是互相凝视，而是一起往相同方向凝视。唯有连接在同一条绳索上的登山队员才称得上是伙伴，他们一起爬向映照在他们心中的同一座高山。若非如此，为什么在这个一切讲求舒适的世纪，我们在沙漠中与伙伴共享少得可怜的食粮时会感到如此圆满的喜悦？相对于社会学家的预测，那又代表着什么样的价值？所有曾经在撒哈拉获救的人都经历过那种莫大的喜悦，与此相较，其他一切乐趣都变得微不足道。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当今的世界开始在我们周遭破裂。每个人都因为自己信仰的宗教而狂喜，认为它许诺了那份圆满。所有人透过互相矛盾的字词，都在表达同样的激情。不同的推论结果带来各异其趣的解决方案，我们为此争辩、分裂，但我们的目标其实都是相同的。
由此观之，我们无须对世人的行为感到讶异。某个人原本不知道自己内心有个沉睡的陌生人，但在巴塞罗那一处无政府主义者的地窖中，他终于感受到那人苏醒了，无论那是基于牺牲精神、互助情怀，或某种关于正义的僵硬定义，当时间到了，他将只知道一种真理——无政府主义者的真理。假使某个人曾经在西班牙的修道院中目睹一群可怜修女，满怀恐惧地跪在地上面对枪杆，我们不难理解他会愿意为了捍卫宗教而牺牲。
当梅莫兹成功克服安第斯山脉的诡谲狡诈，心中荡漾着胜利的喜悦往西侧的智利飞去，假如你批评他的做法，认为他不应该只为了一封商业文书而冒生命危险，梅莫兹只会在内心嘲笑你。因为当他飞越安第斯山时，他内心的人类诞生了——那是属于他的真理。
假如你想说服某个不惜发动战争的人，让他明白战争的恐怖，你不该把他当成野蛮人看待。在对他下论断之前，应该先试着理解他。
我再举个例子。里夫战争[50]期间，一名南方的上尉军官负责指挥一个前哨，该哨所位于两个山地叛乱区之间。一天晚上，他接见一群从西山下来的议员，大家按照交际礼仪一起喝茶，这时忽然爆发枪战，是东山的部落下山攻击哨所。上尉立刻把客人请走，准备投入战斗，但敌方议员回道：“今天我们是你的客人，天主不会允许我们抛弃你们……”他们于是加入哨所部队，一起击退来犯的敌人，然后他们返回西山高处的窝巢中。
后来轮到西山部落准备攻击哨所，他们在前一天派使者去见上尉指挥官：
“那天晚上我们帮助你作战……”
“对……”
“为了你，我们消耗掉三百个弹匣……”
“对。”
“你们似乎应该把弹药还给我们。”
心胸宽大的上尉不愿意占人便宜，他知道西山的人基于高贵情操帮助过他，于是他把等量弹药还给了他们。隔天这些弹药就成为西山部落攻击哨所的火力来源。
对人类而言，真理就是使他成为人的东西。当一个人体认到那种人际关系中的尊严，那种游戏规则中的忠诚，那种愿意以生命为担保的相互尊重，如果他有机会看到过那样的高度，他怎可能认同另一种人——那些热络地拍着阿拉伯人的肩膀表示友好的煽动家，表面上逢迎谄媚，转过头去却毫不留情地耻笑、践踏他们——巧言令色的劣质善意!假如你跟他争辩这问题，他对你只会感觉到一股夹杂着不屑的怜悯——而他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但我们同样有理由痛恨战争。
若想理解人类及人类的需求，从他的本质上认识他，我们就不该各自坚持自己认为的唯一真理，并据以制造对立。没错，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我们都有道理。逻辑可以用来推论出所有道理。就算一个人决定把世上所有不幸都归咎于驼背的人，他也找得出他的道理。而一旦我们对驼背的人发动战争，所有人很快就会陷入攻击他们的狂热。我们会因为驼背者犯下的滔天大罪而报复，而驼背者确实也犯过错误。
人类一旦接受分裂的状况，就仿佛一整部《古兰经》所述皆是不可撼动的唯一真理，于是狂热主义随之而来。假如我们想要挖掘出人类的本质，就必须忘记——哪怕只是暂时忘记——人与人之间的分裂状态。我们当然可以把人类分成左派和右派、驼背者和非驼背者、法西斯分子和民主主义分子，这些区别自有其坚不可破之处。但要知道，真理应该能够使世界简化，而不是造成混乱。真理应该是能够厘清普世意义的语言。牛顿并非透过解谜般的方式“发现”了什么长久被掩藏住的法则，他完成的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他建立了一种人类的共通语言，可以同时用来解释苹果落在草地上或太阳从东边升起等现象。真理不是可以用逻辑阐述的理论，真理是能够用来简化世界的道理。
讨论意识形态有什么用？一切都可以用逻辑推论，但一切也都可以造成对立。如果陷入这种讨论，人类的救赎只会越来越遥远；而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人类却都展现相同的需求。
我们都希望从困境中获得解脱。拿锄头挖土的人会希望知道挖土的意义。一名苦刑犯被迫拿锄头挖土和一名探勘者拿锄头挖土是截然不同的事，前者无异于一种羞辱，后者却是一个可以使人壮大的行为。挖土这个实质动作并不恐怖，苦刑不在于这个动作本身；苦刑的恐怖源自于毫无意义地挖土这个事实，因为苦刑者的劳力付出完全未能将他与人类社会联结。
于是我们想从苦刑狱逃走。
欧洲有两亿人的生活没有意义，但他们希望活起来。工业发展使他们脱离农业社会的语言，关进巨大的劳工阶级小区，那里就像挤满黑色火车车厢的铁路调度场。他们渴望从那黑暗的世界中苏醒。
还有许多人陷在各行各业的牢笼中，他们无法畅享拓荒者、思想家、宗教创建者感受到的无上喜悦。我们以为如果要让人类长大，只需要帮他穿衣服，喂他吃东西，满足他的所有需求。我们慢慢在他们身上培养出目光短浅的小城政客、排拒心灵生活的技工，或库特林[51]的书写中那种小布尔乔亚。我们或许把他们训练得不错，但我们忘了怎么好好陶冶他们。假如有人认为文化的养成靠的是背诵现成公式，那他对文化的理解就大错特错。一个资优班的坏学生对自然界和自然定律的认识或许多过笛卡儿或帕斯卡，但他是否拥有同等的思维和辩证能力？
所有人或多或少都隐约感受到重生的需求，但有些解决办法会骗人。当然我们可以让人穿上军装，使他们显得耀武扬威。于是他们会高唱军歌，与袍泽共享面包。他们将能找到他们追寻的东西，某种普世皆然的滋味。但他们吃完那块面包之后，也可能魂断沙场。
我们可以挖出木造偶像，或找回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有其效用的古老神话，我们可以重建泛日耳曼时代或罗马帝国的神秘信仰。我们可以让德国人陶醉在身为德国人、身为贝多芬同胞的陶然醉意中。我们可以把这个民族每个煤仓的司炉工人通通灌醉。这么做，当然比从一堆司炉工人中培养出一个贝多芬要简单得多。
可是这种偶像是残忍而具破坏性的。一个人如果为知识进步或疾病医疗而死，他在死亡的同时，也服务了生命。为领土扩张而死或许也是美丽的事，但今天的战争会破坏它宣称要保护的根基。现代人不再是靠牺牲一点鲜血来求取整个民族的生机。一旦飞机和芥子毒气成为工具，战争就不再只是简单的流血手术。人人掩蔽在厚厚的水泥墙后方，找不出更好的方案，于是只好夜复一夜地派出飞行队伍直接轰烂对方的五脏六腑，炸掉他们的神经中枢，瘫痪他们的生产及贸易。胜利属于最后腐烂的一方。但到最后，双方是腐烂在一起。
当世界化为沙漠，我们渴望找到友伴；同袍共享一块面包的情谊使我们接受了战争的价值。但我们不需要战争，就可以在共同奔向同一目标时发现旁人肩膀的热度。战争欺骗了我们。仇恨并没有为这场奔跑带来更多狂喜。
为什么要互相仇恨？我们是一体的，我们生活在同一座星球，搭乘的是同一艘船。不同文明如果能相辅相成，共同切磋出新的发展因子，那是一件好事，但要是它们互相吞噬，那就会造成可怕的后果。
人类若想从他所处的困境中解脱，其实只需要设法找到某个能把人链接起来的目标。既然如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出足以维系所有人的方式。医生对病人进行听诊时关注的不是那个特定病人的呻吟，他是在为人类治病。医生说的是普世的语言。同理，当物理学家思索那些天理般的方程式，借以同时理解原子和星云，他也是在做一种普世皆然的追寻。山上的牧羊人也一样。他只是在星空下卑微地看守几只羊，但当他真正意识到他扮演的角色，他会发现自己不只是个仆佣，而是个尖兵，而每一个尖兵都必须为整个帝国负责。
你以为那个牧羊人不会渴望有这种自觉吗？我曾经在马德里前线走访一所离战壕只有五百米的学校，它位于一座山丘上，设在一堵小石墙后方。一名中士在那里教植物学。当他用手抽丝剥茧地解析一朵罂粟花的脆弱构造时，他吸引了许多驻防在附近泥土堆里的大胡子士兵。尽管炸弹会没有预警地落下，他们却像朝圣般前来，在士官周围盘腿而坐，双手撑着下巴听他讲课。他们皱眉、咬牙，听不懂多少上课内容，但有人曾骂过他们：“你们这些大老粗，简直像刚从野兽窟里冒出来，赶快追上人类的脚步吧!”于是他们拖着沉重步履，赶紧过来设法追上人类。
无论我们扮演的角色多么卑微，只有在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快乐。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平静地生活、平静地死去，因为为生命赋予意义的东西，也可以为死亡赋予意义。
死亡如果是依循着一定的定律发生，它可以非常甜美。当一位普罗旺斯的老农夫在他主宰大地的生涯结束时，把他的羊群和橄榄园交给他的儿子，让他在若干年后再交给他儿子的儿子，那样迎接死亡是一种圆满。每一个生命都在时间来到时如豆荚般爆开，让种子撒落在大地上。
有一次我跟三名农夫一起在他们的母亲逝去的房间里。当然那是个哀痛的时刻——生命的脐带第二次被剪断了，一个连接两个世代的结第二次被解开。那三个儿子发现自己孤独无助，必须重新学习人生，他们不再享有节日时共进大餐的家庭餐桌，没有了原本他们围绕在四周的那根支柱。可是我在那个断裂的情景中也发现人可以被第二次赋予生命。那几个儿子也将成为队长，他们也将成为众人围绕的中心，成为一家之主，直到有一天，他们把棒子转交给曾经在庭院里玩耍的一群小孩。
我看着那位母亲、那个躺在床上的老农妇，她的脸庞平静而坚毅，她双唇紧闭，脸孔宛如一个石头面具。我在那张遗容上看到她儿子们的影子。那张面具曾经印制出她儿子们的面容，那副身躯曾经模铸出他们那俊美的人类形体。现在她毁坏了，她平躺在那里，像果肉已经被剥完的水果外壳。但接下来，她的子女们也会用他们的肉体模造出他们的小小人类。人类在农场上不会死去。母亲死了，母亲永远存在。
哀伤是真确的，但那传承的意象是如此简单，一个个白发苍苍的身影在生命的道路上倒下，但人类依然在那路上行走着，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蜕变，前往某个难以描绘的真理。
这就是为什么那天傍晚，当那个乡下小村庄的教堂敲响死亡的钟声，我感觉荡漾在空气中的不是绝望的音符，而是一种幽微而温柔的轻快节奏。同样的钟声伴随无数葬礼和洗礼，这一次，它又向世人宣告一个世代交接给了下一个世代。听着钟声为这位老太太和大地的婚礼奏出礼赞，我们感受到一种庄严与平静。
世代交替像大树成长般缓慢进行，它传承的不仅是生命，还有意识。这是个多么神秘的晋升过程!从混沌到融合，从星辰的岩浆喷涌到第一个有机细胞奇迹般形成，人类逐渐出现，并且慢慢提升了自己，直到能够谱写华丽的大合唱，计算出银河的重量。
母亲不只传承了生命，她也教给她的子女们一种语言，交付给他们一个千百年来缓慢累积的行囊、她自己接收到的心灵资产，正是那满满一袋的传统、概念和神话，使牛顿和莎士比亚与生活在洞窟中的原始人有了天大的不同。
一种饥渴的感受使炮火下的西班牙战士愿意聚集在矮墙边听植物学课，使梅莫兹勇敢飞往南大西洋，使某个人写出动人诗篇。当我们感觉到饥渴，我们隐约发现创世尚未完成，我们还得努力对自己和天地万物有更明晰的意识。我们必须在夜空中抛出桥梁。只有一种人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把自私和无所谓当成最大的智慧。但一切都告诉我们，那绝非智慧!伙伴啊，我的飞行伙伴们，请你们当见证：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才感到真正快乐？
4
于是，在这本书的最后，我想起那些年迈的官僚，他们在我们第一次出航那天黎明，在我们有幸获得指定、即将化身为人的时刻，成为我们的送行仪队。他们跟我们如此相似，但对自己的饥渴却浑然不觉。
我们任由太多人沉睡了。
几年前，我做了一趟长途火车旅行，我必须连续三天待在火车上，连续三天像犯人般听着仿佛大海卷动一滩鹅卵石的声音。我忽然想用双脚探索这个移动的国度，于是我站了起来，在凌晨一点钟左右从车头走到车尾。卧铺车厢空空荡荡，头等舱也空无一人。
可是三等舱中有数以百计的波兰工人，他们结束了在法国的工作，搭火车返回家乡。为了穿越车厢，我必须跨过一个个躺卧在信道上的身体。我停下脚步观察他们。在这个没有隔间、看起来像军营或警察宿舍般的车厢中，我站在昏暗的小夜灯下看那一大群人的模糊身影随着快车移动轻轻摆荡。那整群人可能正在做着噩梦，而火车正把他们运回故乡的贫穷。一颗颗剃光的大头在木质长椅上晃动，成年男女和儿童频繁地左右翻身，仿佛遭受周遭各种声音的攻击，仿佛火车的震动不断威胁他们失落的记忆。他们完全无法找到香甜睡眠的温馨世界。
我站在这里看着这群人，感觉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一半的人类特质。他们被经济的洪流从欧洲的一边卷到另一边，然后又被卷了回去，他们被迫离开了北法的小房子，以及那里的小小花园，离开了那三盆从前我在波兰矿工房子的窗台上看到过的天竺葵。他们整理出餐厨用具、被单、窗帘，随便捆绑成东露西翘的大包袱。但他们抚摸过、照顾过、诱惑过的一切，他们在四五年的旅法生活中驯化过的一切——猫咪、狗儿、天竺葵——都被狠心牺牲了，他们都带不走，他们只能带那些锅碗瓢盆。
一名少妇在让她的婴儿哺乳，她的表情倦怠而漠然，使人觉得她仿佛已经睡去。生命在这个荒谬而混乱的旅程中依然在传承。我看着婴儿的父亲。他剃光了的硕大头颅显得像一颗光滑的石头。他弯曲的身体被凹凸不平、充满破洞的工作服束缚住，整个人陷在不舒服的睡眠状态中。那人看起来仿佛一团黏土。就这样，在这个暗夜里，一个个已经不成形状的残骸被冲上一排排座椅，沉重地压在那里。我心想，问题并不在于那难以言喻的贫穷、肮脏和丑陋。曾经有一天，这名男子和这名女子相识了，不难想象，男子向女子微笑，下班后送给她一束鲜花。他胆怯而笨拙，身体可能轻轻颤抖，深怕可爱的姑娘拒绝他。但那姑娘天生懂得卖弄风情，她对自己的魅力信心十足，或许甚至以折磨对方为乐，于是那男子在心中感觉到一股甜蜜的焦虑。
韶光荏苒，男子变成一具拿着铁锤敲打、举起十字镐挖掘的机器。一对花样男女变成两具死气沉沉的泥娃娃，这是多么神秘的事。他们是被送进了什么可怕的模具，仿佛让冲压机轧得完全变形？动物老去之后依然保有原来的优雅。为什么这个美丽的泥娃娃却毁坏了？
我在这群人之间继续推进。他们仿佛置身恶地，睡得非常不安稳。空气中荡漾着模糊的声响，其中掺杂着嘈杂的鼾声、隐微的呻吟，以及有些人身体一侧被压得不舒服、改变睡眠姿势时工作鞋刮摩的声音。还有那个从不停歇的背景音，车轮滚动，仿佛大海不断翻卷岸边的鹅卵石。
我在一对男女对面坐了下来。在丈夫和妻子之间，一个小孩勉强挤出了个空间，蜷曲在那里睡觉。他的小小身体翻来覆去，在微弱的夜灯下，我看到他的脸庞。啊!多可爱的一张脸!那对夫妻孕育出一颗鲜嫩欲滴的金色果实。从一群粗鄙不堪的人物之间，诞生了一个魅力和优雅的化身。
我倾身凝视那滑嫩的额头、那双微微嘟起的嘴唇，我不禁心想：这是一张音乐家的脸庞，这是个小莫扎特，这是个生命的美好承诺。传说中的小王子跟他并没有两样：假如他获得良好的保护和照顾，受到一流的栽培与熏陶，他将拥有多么光辉美好的未来!当花园中忽然长出一株变种玫瑰，所有园丁都会视它为奇迹，对它另眼相看，特别细心呵护它。但人类没有园丁。小莫扎特将跟其他人一样，被冲压机轧制成另一个泥娃娃。长大的莫扎特将热烈喜爱下流音乐，在又脏又臭的低级歌舞厅中流连忘返。莫扎特已经被判定就是这个命。
我回到自己的车厢。我心想：这些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命运而痛苦万分。在此令我苦恼的不是慈悲与否的问题。我不是因为看到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而心生同情。当事人本身恐怕也不觉得伤口疼痛。我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某个个体在受苦，而是整个人类遭到伤害、摧残。我不太相信怜悯这回事。我是从园丁的观点感到苦恼。我苦恼的不是眼前这片贫穷；人类终究非常容易沉沦在贫穷中，就像他们经常任凭自己怠惰。东方世界中依然有无数人一代又一代地生活在脏乱环境中，而且能够自得其乐。我苦恼的问题无法透过爱心餐厅获得解决。我苦恼的既不是凹凸不平的破衣裳，也不是这片难言的丑陋。而是这里每个人身上，那个被谋杀了的莫扎特。
唯有充盈在天地万物中的圣灵，在它吹拂过黏土时，才能创造出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