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睡眠與社會
醫學界和教育界不一定是對的，我們可以向Google和NASA學習
一百年前的美國，每晚睡眠少於六小時的人，不到人口的2%。今天，大約將近30%的美國成年人，每晚睡不到六小時。
美國國家睡眠基金會在2013年的一項調查中，把睡眠缺乏的情形放到放大鏡下仔細觀察。[1] 超過65%的美國成年人在一週之間的每一晚，無法獲得七到九小時的建議睡眠量。放眼全球，事情並沒有比較好。舉例來說，英國和日本分別有39%和66%的成年人自稱睡眠少於七小時。這種忽略睡眠的浪潮席捲所有已開發國家，也因為如此，世界衛生組織現在把睡眠缺乏視為影響健康的全球流行病。整體來說，在接下來的一週之間，已開發國家的每兩名成人中，就有一名睡不到所需的睡眠量（大約有八億人）。
重要的是，這些人之中，多數人並不會說自己「想要」或「需要」較少睡眠。如果觀察第一世界國家在週末的睡眠時數，數字會顯得非常不同。相對於整體平均值的只有30%成年人睡滿八小時以上，在週末，試圖大睡八小時或更久的人將近60%。每個週末，很多人拚命補償週間欠下的睡眠債。但就如我們在本書中一再談過的，睡眠並不像銀行或金融信用系統，腦被剝奪了睡眠之後，就永遠無法完全恢復。我們累積的睡眠債務一定帶有懲罰，在欠債之後也無法償清。
除了個人以外，為何整體社會環境需要在意這個問題？改變對睡眠的態度以及增加睡眠量，對人類全體的生活，包括我們的專業和企業、商業生產力、薪資、下一代的教育，甚至我們的道德天性，會產生任何不同嗎？不管你是企業領導人或員工，醫院的院長、醫師或護理師，政府官員或軍人，公共政策制定者或社區公衛工作者，或處於人生中某個時期需要醫療照護的人，或是家長，答案都是「會」，而且理由比你想到得更多、更充分。
下面，我舉出四個各不相同但同樣清晰的例子，說明睡眠不足如何衝擊人類社會的經緯。這四個例子是：職場上的睡眠、刑求（你沒看錯）、教育系統中的睡眠，以及醫療和健康照護體系中的睡眠。
職場上的睡眠：睡得少，個人和組織都會付出代價
睡眠剝奪會破壞各種工作所需的各項重要能力。那麼，為什麼我們會如此看重那些輕忽睡眠的員工？我們對於凌晨一點還在回電子郵件，然後清晨五點四十五分就出現在辦公室的主管充滿敬意，對過去八天裡搭了七次飛機待過五個不同時區的「戰士」大為讚揚。
這裡頭有一種造作的態度，即許多企業文化視睡眠為無用之物的傲慢，而且這種傲慢還得到強化。這很怪異，因為全球的專業領域，對於員工其他各方面的健康、安全與能力的態度都十分明智合理。
正如我的哈佛同行柴斯勒（Charles Czeisler）醫師所指出，工作場所中對抽菸、藥物濫用、道德行為，以及預防傷害與疾病等方面均有相應政策。但是卻對於有傷害性與潛在致死力的睡眠不足，則普遍容忍，甚至加以鼓勵，實在令人悲哀。這種心態能夠維持，部分理由在於，某些企業領袖誤以為，花在任務上的時間等於任務的完成度和生產力。即使對工業時代的重複性工廠作業來說，這也是錯的。這是會造成誤導，而且代價昂貴的謬論。
睡眠不足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
有一份涵蓋四家美國大公司的研究，發現睡眠不足讓每個員工每年少了將近兩千美元的生產力。而對睡眠不足情況最嚴重的人，這個數字還提升到三千五百美元。乍聽之下或許沒什麼，但如果你進一步詢問會計部門，會發現這些公司的年度損失淨值達到五千四百萬美元。如果你問任何一個董事會，他們是否願意修正一個每年耗損公司五千萬美元收入的問題，投票結果絕對會是快速一致同意。
有一份由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提出的獨立報告，評估由於睡眠不足造成的經濟成本，為財務長和執行長們敲響一記警鐘。[2] 每晚平均睡眠少於七小時的人，相較於每晚睡眠超過八小時的員工，為國家帶來驚人的財務損失。圖16 (A) 顯示，不適當的睡眠每年分別耗費美國和日本四千一百一十億和一千三百八十億美元，後面接著的是英國、加拿大和德國。
當然，這些數字受到國家人口的左右，因此一個標準化的方法是看對他們國內生產毛額（GDP）的衝擊，GDP是國家收益或說經濟健康狀況的整體指標，顯示於圖16 (B)。由此，情況看起來更為嚴峻，睡眠不足奪走大部分國家超過2%的GDP，等於是各個國家國防經費的總額，幾乎和各國對教育的投資相當。
改繪自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 RR1700/RR1791/RAND_RR1791.pdf.
試想，只要我們消除全國的睡眠債，就可以把GDP百分比中投入教育年輕人的部分加倍！這又是一個充足睡眠具經濟效益的看法，而且對整個國家來說都有誘因。
愛睏的員工生產力與創造力都變差
為什麼個人睡眠不足時，會對企業和國家造成這麼大的經濟損失？我曾為財富五百大公司中許多公司進行演講，他們很關心關鍵績效指標（KPI），也就是各種可度量的指標，例如淨收益、目標達成速度、商業成果等。有許多員工特徵決定這些測量值，通常包括創造力、智力、動機、努力、效率、在群體中的效能，還有情緒穩定性、社交能力、誠實度等。這些特徵的每一項，都會因為睡眠不足而遭到系統性的破壞。
較早的研究證實，睡眠量較少會降低工作速度，完成基本任務的速度變慢。也就是說，愛睏的員工會是缺乏生產力的員工。面對工作上的挑戰時，睡眠受剝奪的人的解決方法較少，也較不精準。[3]
於是我們設計更多與工作場域相關的任務，來探討睡眠不足對員工努力、生產力與創造力的影響。創造力畢竟被譽為企業創新的動力。實驗參與者可以自由選擇從簡單到困難、需要不同努力程度的工作任務；簡單任務包括聽取留言，困難任務則可能是協助設計一項複雜的計畫，需要思考如何解決問題，也要做有創意的規劃。你會發現，雖是同一個人，前一晚睡得較少時，總是會選擇較簡單的任務。他們選擇較不費力的出路，過程中也就較少產生有創意的解決方案。
選擇睡得少的人，當然可能原來就比較不喜歡挑戰，而兩者之間並不直接相關。關聯不等於因果關係。然而，我們讓同樣的人重複同樣的實驗兩次，一次是在充分睡眠之後，一次在睡眠剝奪之後，以每個人為自己的基線，你會看到睡眠不足同樣表現出傾向偷懶的效果。[4] 由此可見，睡眠缺乏在此的確是一個有因果關係的因子。
因此，睡眠不足的員工並不會讓你的公司充滿創新的生產力。就好像一群人踩著原地不動的飛輪健身車，每個人看起來都在踩踏板，但整個景色不會改變。
員工沒有意識到的一種諷刺情況是：睡不眠夠時，自己在工作上的生產力變差，因而必須花更多時間才能達成目標。這表示你常常必須工作更久，工作到更晚，更晚回到家，更晚睡覺，還需要更早起床，造成惡性循環。如果用大火花一半的時間就可以煮開一壺水，為何要用中火慢慢煮？很多人告訴我，因為工作太多，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睡覺。我不想鬥嘴，只簡單指出，或許正是因為晚上睡得不夠，所以工作一整天，事情還沒做完。
有趣的是，上述研究的參與者在睡眠受到剝奪後，並不覺得自己對工作上的挑戰做出了較不費力的選擇，或感到自己的效率變差，然而兩者都是事實。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工作努力和表現降低，這呼應了我們在本書前面談過的，睡眠遭剝奪的人對本身能力的主觀認知是有誤差的。研究同樣發現，就算是最簡單的每日例行事務，例如上班前穿戴整潔或稍作打扮的能力，在前一夜睡眠缺乏時會降低。[5] 一個人睡眠遭到剝奪時，也會沒那麼喜歡自己的工作，慮到睡眠不足會導致情緒低落，這或許不讓人意外。
道德判斷也不佳
睡眠不足的員工並不只缺乏生產力、動機及創意，較不快樂且較懶惰，而且道德感也會比較低落。企業的聲譽有時是影響成敗的關鍵，而睡眠不足的員工會讓企業落得聲名狼藉的風險比較高。
先前我討論過腦部掃描實驗的證據，顯示額葉在缺少睡眠時會罷工，而額葉是自我控制與駕馭情緒衝動的重要腦區，因此缺乏睡眠的人在情緒上更不穩定，做選擇與決策時更衝動。在工作場域可以預期會發生同樣的結果，但是這裡要付出的代價會很昂貴。
職場研究已經發現，相較於睡眠時間多於六小時的人，睡眠時間少於六小時的員工明顯更容易發生偏差行為，說謊的可能性也較高。華盛頓大學佛斯特商學院的研究者巴恩斯（Christopher Barns）進行了一項開創性的研究，發現一個人睡得愈少，愈有可能在收據和報銷上造假，也更願意說謊以得到免費抽獎券。巴恩斯還發現，睡眠不足的員工比較可能為了自己的錯誤抱怨工作場合的其他人，甚至占據他人的工作成果，這樣實在不利於團隊合作與維持和諧的工作環境。
睡眠缺乏和道德偏差的關係，還會悄悄以不同面貌滲透到工作舞臺，這種情形稱為「社會閒散」（social loafing，也稱為「社會性偷懶」）。這是指，當成果評估對象是團體表現時，某個人在團體裡的努力程度會低於自己單獨工作時。這樣的人躲藏在他人努力的背後，視團體工作為偷懶的機會。相較於個人的工作成果受到評估時，他們在團隊工作中完成的任務較少，而且常常出錯或品質較差。
愛睏的員工於是在團隊中選擇較自私、困難度最低的途徑，以社會閒散這種不誠實的方法打混敷衍。[6] 這不僅導致團體生產力較差，自然經常會造成團隊內的不合和怨憤。
以下是給業界的人的提醒：關於睡眠缺失對商業有負面影響的研究當中，有許多案例的睡眠減少量非常輕微，在誠實、有創意、有創新能力、可以與人合作且有生產力的員工，與不是如此的員工之間，睡眠時間或許只有二十到六十分鐘的差距。
影響管理階層的領導力與魅力
至於檢驗睡眠缺乏對執行長和管理者的影響，得到的情況同樣具衝擊力。任何組織中，一個無能的領導者會透過他影響的眾多人數，使後果擴張出去。一般想像中，一個老闆是好是壞，應該是穩定的特徵，每天都一樣。但事情並非如此。個人領導力的表現，在不同的日子裡有很大的震盪，而且這種變化的程度遠大於不同領導人平均表現之間的差異。那麼，是什麼因素可以解釋一個人每天領導能力的高低起伏？有一個因子很清楚，那就是每天的睡眠量。
有一項乍看簡單實則聰明的研究，持續幾週追蹤管理者的睡眠，並透過同一工作場合的員工報告來比對管理者的領導表現（這些員工並不知道上司每晚的睡眠情況，以避免偏差）。管理者自我評估的睡眠品質愈低，可以準確預測出他們第二天的表現就愈缺乏自制、對員工態度也愈差，與員工的報告相符。
另外還有一項同樣引人注意的結果：管理者睡得不好的第二天，員工本身即使獲得充分睡眠，也會變得一整天較不投入工作。這是一種連鎖反應，在公司結構中居上位的人缺乏睡眠時，會像散播病毒般，把影響傳給睡眠充分的員工，導致員工無心工作、生產力降低。
這種交互關係還可以更強化，我們已經發現睡眠不足的經理人和執行長較缺乏魅力，較難讓下屬得到鼓勵和衝勁。對老闆來說，不幸的是，睡眠不足的員工還會有錯誤的認知，覺得獲得充分休息的主管比較沒有魅力，也比較不能激勵人心。如果主管和員工雙方都睡眠不足，可以想見對企業更會有加乘的影響效果。
睡眠與財富，可以兼得
讓員工、管理者和執行長都獲得充分休息、甚至鼓勵充分休息後再來上班，可以把大家從只是看起來很忙卻沒有效率的狀態，轉變為高生產力、誠實、有效率的角色，而且可以激勵、支持並幫助彼此。可說是多幾兩睡眠，贏千金收益。
員工的睡眠時間增加，也會帶來財務上的收穫。平均而言，睡得較多的人也賺比較多錢，這是經濟學家吉普森（Matthew Gibson）和石雷德（Jeffrey Shrader）分析美國勞工和薪水後的發現。他們檢視位於同一時區中，具有相似社會、教育和職業背景的不同城鎮，但刻意比較該時區裡最西緣和最東緣的城鎮，因為兩地接受到日光的時間條件差異最大。和最東邊的人相較，最西邊的勞工會在傍晚時接受到更多陽光，因而上床睡覺的時間平均也晚了一小時。然而兩地的勞工必須在同樣時間起床，因為他們住在同一時區，上班時間相同。因此，西側勞工的睡眠機會比東側要少。
去除許多其他潛在因子和影響後（如區域性的經濟狀況、房價、生活費用等），他們發現東側居民雖然只多一小時的睡眠，仍帶來明顯較高的薪資，大約多了4%到5%。你也許對這六十分鐘睡眠的投資報酬率嗤之以鼻，但別小看這項差異。美國平均加薪程度只有2.6%。多數人很樂意為加薪努力，而沒得到加薪時會很失落。想想光靠著多睡一些，而非工作久一點，就得到將近兩倍的加薪幅度！
事實上，很多人願意犧牲睡眠來換取較高的薪資。最近有一份康乃爾大學的研究，調查數百名美國勞工，並給他們如下選擇：一、年薪八萬美元，工作時間正常，每晚能夠獲得約八小時的睡眠；二、年薪十四萬美元，超時工作，每晚只有六小時的睡眠時間。不幸的是，多數人選擇了較高薪資和較少睡眠。但是這很諷刺，因為前面的研究已經發現，你是可以兩者兼得的。
鼓勵睡眠的新工作模式
我們從各個層面分析，從證據看到，那些以不眠為成功模式的大企業心態是錯的。健全的睡眠，才有健全的企業。然而，許多公司的運作仍刻意反對睡眠。這種態度讓他們的企業凝結於一種停滯狀態，就像是琥珀中的蚊子，缺乏創新與生產力，並讓員工愈來愈不快樂、不滿意、更不健康。
然而，也有愈來愈多具有遠見的公司，對這些研究發現做出回應，變換工作模式，甚至歡迎像我一樣的科學家進入企業中，讓資深領導者和管理階層了解增加睡眠的好處。舉例來說，寶僑公司和高盛集團為員工提供免費的「睡眠衛生」課程。某些建築中也安裝了昂貴的高品質照明設備，幫助員工調節自己的近日節律，改善褪黑激素的釋放時間。
Nike和Google採取比較有彈性的上班時間，讓員工可以配合自己的近日節律來決定工作時間，不管他們屬於夜貓子或早鳥的作息類型。這些領導品牌公司的心態改變十分徹底，甚至讓員工在工作中睡覺。公司總部各處有專用的放鬆空間，內設「午睡艙」。上班日的任何時刻，員工都可以利用這些安靜的空間，孵化出生產力和創造力，也可增進他們的健康和降低曠缺勤率。
這類改變反映出與舊時代嚴格日程表的分道揚鑣，當年在工作中小憩會受到責備、懲處，甚至革職。可惜的是，多數執行長和主管依然否認員工得到充分睡眠的重要性。他們認為這種調整代表「軟弱」的人力資源管理。但不要搞錯了，像Nike和Google這樣的公司不僅獲利很高，也很精明。他們擁抱睡眠，是基於已經獲得證實的經濟價值。
有一個機構比其他公司更早了解到，睡更久會為工作帶來利益。1990年代中期，美國航空太空總署（NASA）為了太空人的福祉，把工作中睡眠的科學加以精準化。他們發現，短短二十六分鐘的小睡，就能夠使太空人的任務表現提升34%，而整體的警覺度可提高超過50%。這些結果催生了所謂的「NASA小睡文化」，並貫徹於該組織在地球上的所有工作人員。
不管我們用何種指標來評斷企業的成功，例如利潤率、市場優勢、效率、員工創造力、員工滿意度和健康，創造出能讓員工在夜間或白天獲得足夠睡眠的條件，應該被視為一種新型的創業資本，而且是有生理學支持的資本。
社會對睡眠剝奪的不人道運用
睡眠剝奪和倫理的相互衝突不只發生在企業界，政府和軍隊藏有更令人不齒的問題。
由於長時間剝奪睡眠對身心的殘害過於駭人，金氏世界紀錄在1980年代停止認證任何跟睡眠剝奪有關的世界紀錄，甚至開始刪除睡眠剝奪的舊紀錄，以免鼓勵未來有人進行這種刻意不睡覺的行為。由於類似的理由，科學家對完全剝奪睡眠（通常不超過一兩晚）的長期影響證據有限。我們認為讓人長久不睡是不道德的，甚至對任何生物來說都是如此，這種想法逐漸普及。
然而，有些政府並不抱持同樣的道德價值。他們會以刑求的名義，強行剝奪一個人的睡眠。把這種道德和政治上的陰暗面納入本書，或許顯得奇怪。但我特意提出這點，因為這是強有力的例證，讓我們看到為什麼人類必須從社會結構的最高層次（也就是政府）重新評估對睡眠的看法。這個例子也讓我們清楚看到，如果要推動人類文明更崇高的進展，應要尊重睡眠，而非濫用睡眠。
有一份2007年的報告，標題為〈不留痕跡：進階審問技巧與犯罪風險〉（Leave No Marks: 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 and the Risk of Criminality），裡面描述了令人不安的現代審問方法。這份文件是由「人權醫師組織」（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編纂，他們是呼籲終止刑求的團體。如報告標題顯示，當今許多審問方法經過迂迴設計，刻意不在身體留下傷害的證據。剝奪睡眠體現了這個目標，在本書寫作期間，包括緬甸、伊朗、伊拉克、美國、以色列、埃及、利比亞、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突尼西亞、土耳其等，許多國家仍把剝奪睡眠用於審訊之中。
睡眠剝奪不該當成審訊方法
身為熟悉睡眠運作的科學家，我強烈主張廢除這種審訊手段，根據兩件明白的事實。首先是比較不重要的理由，從實用主義的角度而言，審訊的目的如果是想獲得正確而有用的情報，睡眠剝奪根本是設計不良的方法。即使只是中等程度的缺乏睡眠，仍會損害獲取有效資訊的每一種必要官能，我們早已討論過，這包括失去喚回正確記憶的能力、失去情緒穩定性（以致於妨礙邏輯思考）、甚至減損基本的語言理解能力。
更糟的是，睡眠剝奪會讓人更常出現反常行為，也會導致說謊和不誠實的機會提高。[7] 就取得有用情報的目的來說，睡眠剝奪讓一個人的腦處於最沒用部狀態（除了昏迷以外）：腦袋一片混亂，充滿了不實的招供。當然，這也可能是某些審問者的意圖。最近有一份科學研究證實，只要經歷睡眠剝奪一晚，讓正直的人招認自己沒做過的事，可能性變成兩倍，甚至四倍。因此單是奪走一個人的睡眠，你就可以改變那人的態度、行為，甚至原本堅信的事物。
對此，有一項有力卻讓人心寒的支持證據，來自以色列前總理比金（Menachem Begin）的自傳《白夜：一名囚犯在俄羅斯的故事》（White Nights: The Story of a Prisoner in Russia）。1940年代，比金被蘇維埃政府囚禁，那是他擔任總理的許多年前。他在監獄裡受到前蘇聯祕密警察組織KGB的拷問，其中一部分包括長時間的睡眠剝奪。對於這段經驗（多數政府將之美化為「囚犯睡眠管理」），他寫道：
受拷問的囚犯腦袋中，開始形成一層迷霧。他的精神耗損殆盡，雙腿不穩，僅剩下唯一的慾望：睡覺，只要睡一下下，再也不用起來，說謊吧，才能休息，忘掉這一切……任何經歷過這種慾望的人，都知道飢餓和口渴根本算不上什麼……我曾遇過一些囚犯，簽下任何要他們簽名的文件，只為了拷問者保證會給他們的東西。並不是自由。拷問者保證，只要他們簽名，就可以不受干擾的睡覺。
造成永久的身心傷害
至於主張廢除剝奪睡眠強迫手段的第二項理由，也是更強烈的論證，在於會對身體和心理造成的永久損害。不幸的是，它造成的傷害從外表不容易看出來，也不幸這對審問者來說正好很方便。
在心理上，連續多日的長期睡眠剝奪會提升自殺的意圖與行動，遭拘禁的囚犯的發生率比一般大眾要高。缺乏睡眠會更進一步促成非暫時性的憂鬱症和焦慮症。生理上，長時間的睡眠剝奪會增加心血管病變的可能性（例如心臟病和中風）、削弱免疫系統並因而促進癌症和感染，還會造成不孕。
美國有幾場聯邦法庭對這些審問手法抱持類似看法，判定睡眠剝奪違反美國憲法修正案第八條和第十四條關於「保護人民免於殘酷和不人道刑罰」的部分。他們的解釋非常完美且無懈可擊：「睡眠」必須被視為「生命基本需求」，一點也不錯。
儘管如此，美國國防部卻推翻這項判決，在2003和2004年批准關達那摩灣拘押中心對被拘押者進行二十四小時的審問。這種做法在本書寫作時依然受到允許，如同修訂版的《美國陸軍戰場手冊》在附錄M中表明，可以限制被拘押者每二十四小時僅有四小時睡眠，最長可達四週。我要提醒的是，事情並非一向如此。這份手冊更早的1992年版本中陳述，長時間的睡眠剝奪顯然是一種不人道的「精神酷刑」。
未經本人同意且缺乏審慎醫療照護的情形下，便剝奪一個人的睡眠，不管在生理上或生物學上都是一種野蠻的侵犯行為。根據對長期死亡率影響的測量，這和刻意斷絕食物沒兩樣。現在是終止刑求的絕佳時機，包括睡眠剝奪的使用。這是不能接受的不人道手法，我相信未來當人類回顧這段歷史時，只會感到慚愧至極。
早點上學，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美國超過80%的公立中學早上八點十五分之前就開始上課，其中將近一半在早上七點二十分之前就已開始。為了趕上七點二十分的上課時間，校車通常從早上五點四十五分左右就開始接學生。因此，有些兒童和青少年在清晨五點半、五點十五分或甚至更早就必須起床，七天中有五天必須如此，年復一年。真是瘋了。
如果你必須這麼早起床，有辦法集中精神學習任何東西嗎？不要忘了，青少年的清晨五點和成人的清晨五點是不一樣的。我們在前面談過，青少年的近日節律和成人差距很大，比成人往後推一到三小時。
所以，如果你是成人，我真正該問你的問題是：如果你被迫每天早上三點十五分起床，日復一日，你還有辦法集中精神學習任何東西嗎？你的心情會好嗎？你覺得和同事相處很容易嗎？你還能表現得很優雅、有肚量、尊重他人且風度翩翩嗎？當然不會。那麼，為什麼我們還如此要求工業化國家的數百萬青少年和兒童呢？這顯然不是理想的教育設計，也絕對不是培育年輕心靈和體魄的典範。
快速動眼睡眠是理性與瘋狂的界線
考慮到青春期是最容易發展出慢性精神疾病的生命階段，包括憂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和自殺，上學時間過早導致的長期睡眠剝奪就更加令人憂心。一個人能否維持平衡的心理健康，還是失衡造成一輩子的精神疾病，取決於青少年時期是否曾無意義的被剝奪睡眠，以致睡眠破產。這是很強烈的論述，我並不是在這裡隨便寫寫。在1960年代，睡眠的大部分功用還不為人所知時，研究者選擇性的剝奪年輕人的快速動眼睡眠，因此也剝奪了做夢階段，但是這些年輕人仍擁有非快速動眼睡眠，總共為時一週。
整段研究期間，這些不幸的年輕人待在實驗室中，頭上貼著電極。在夜裡，只要他們一進入快速動眼睡眠階段，研究助理就會迅速進入寢室把人叫醒。然後這些雙眼朦朧的人必須做五到十分鐘的數學問題，以免回到做夢睡眠狀態。一旦他們又進入快速動眼睡眠，這個過程便又重複。每個小時，每個晚上，延續一整週。非快速動眼睡眠大致上維持完整，但快速動眼睡眠所剩無幾。
不用等到七個晚上，做夢睡眠受剝奪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就已開始顯現。到了第三晚，這些人表現出精神病的跡象。他們變得焦慮、情緒化，開始產生幻覺，會聽到和看到不存在的東西。他們也產生妄想。有的人相信研究者串通起來謀害自己，好比嘗試下毒。有的人相信這些科學家其實是祕密情報人員，而這個實驗是政府的邪惡陰謀。
直到此時，科學家才了解到這個實驗的深刻結論：是快速動眼睡眠在守護著理性與瘋狂的界線。把上述症狀描述給精神科醫師聽，但不說那些人的快速動眼睡眠受到剝奪，醫師會明確的把他們診斷為憂鬱、焦慮症和思覺失調症。但這些人在幾天前都還是健康的年輕人，他們既不憂鬱，也沒有焦慮症或思覺失調，更沒有這些障礙的病史，不管本身或家人都沒有。如果去看早期嘗試突破持長時間不睡覺的世界紀錄，你也會發現，同樣普遍出現情緒不穩定或類似某種精神病的跡象。那是因為快速動眼睡眠的缺乏，讓穩定的精神狀態區和不穩定的精神狀態區分開來，而過早的上課時間從兒童和青少年剝奪的，正是睡眠最後階段富含的快速動眼睡眠。
我們的孩子並不是打從一開始就在違反生物學的不合理時間去上學的。在一個世紀之前的美國，學校開始上課的時間是早上九點，因此95%的兒童不用鬧鐘就可以起床。現在的情況則完全相反，上學的時間愈來愈早，這與孩子在演化上對睡眠的需求直接發生衝突，使他們無法得到早晨時分特別豐富的珍貴快速動眼睡眠。
兒童睡得愈久，智力愈高
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家推孟（Lewis Terman）以協助建構智力測驗（IQ test）而聞名，他把研究生涯奉獻給兒童教育的提升。從1920年代開始，推孟就在尋找各種促進兒童智能的因子，他發現的其中一個因子是充足的睡眠。在推孟的開創性論文，以及《天才的遺傳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一書中提及，他發現無論是幾歲的兒童，他們睡得愈久，智力就愈高。他進一步發現，和睡眠時間有最強烈連結的，是合理的（也就是較晚的）上學時間，也就是與這些尚在成熟中的年幼大腦的先天生物節律協調的時間。
雖然推孟的研究還不夠建立起因果關係，但數據讓他相信，在兒童的教育和健康發展上，睡眠應要得到大眾的強力支持。他擔任美國心理學會的主席時特別警告，美國絕對不該跟隨正在歐洲興起的一種趨勢：上學時間愈來愈早，從早上八點，甚至七點就開始上課，而非九點。
推孟相信，這種更早開始上課的傾向，會深深破壞下一代的智能成長。然而，將近一百年後，美國的教育系統已經變成從一大早就開始上課，而許多歐洲國家正往反方向發展。
現在，推孟聖賢般的智慧有了科學證據的支持。有一項追蹤超過五千名日本學童的長期縱貫研究，發現睡得較久的學童，整體上的成績也較好。樣本數較少的睡眠實驗室控制研究顯示，總睡眠時數較長的兒童，會發展出較高的IQ，且較聰明的兒童總是比IQ較低的兒童多睡了四十到五十分鐘。
同卵雙胞胎的研究更進一步顯示，睡眠改變基因決定論的力量有多大。由路易斯維大學醫學院的威爾森（Ronald Wilson）從1980年代開啟的一項研究，一直持續到今天，已經評估過數百對年幼雙胞胎。研究者特別關注那些其中一人固定比另一人睡得更少的雙胞胎，然後在接下來數十年持續追蹤他們的發育進展。到了十歲時，雙胞胎中睡得較久的那個孩子，在智力和學習能力上都比另一人好，標準化後的閱讀和理解分數較高，也知道更多字彙。
這種關聯性證據，並不能證明睡眠能直接導致學習上的優勢。但加上我們在第6章介紹過的睡眠和記憶的因果證據，可以做出如下預測：如果睡眠真的對學習有如此早期的影響力，那麼透過延遲上學時間來增加睡眠時間，應該會帶來脫胎換骨的轉變。確實如此。
延後上課時間，學業表現變好
對於這種很早上學的模式，美國有愈來愈多學校開始反其道而行，讓第一堂課的時間比較符合生物學的合理時間。最早的實驗案例之一，發生在明尼蘇達州的伊代納市。他們把青少年早上第一堂課的時間從七點二十五分延後到八點三十分。這些學生自稱睡眠時間多了四十三分鐘，但更驚人的卻是學業表現的改變，反映在一種標準化的評鑑指標，也就是學術性向測驗（SAT）的成績上。
在改變上課時間的前一年，成績表現最好的一群學生，語文項目的平均分數是令人敬佩的605分。第二年，也就是第一堂課延後到八點三十分之後，前段學生的分數提升到761分。數學成績也提高了，從前一年的683分提高到739分。把這些加起來，你會看到，延遲上學時間，讓學生得到更多睡眠，且更符合他們無法改變的生物節律，這種投資得到的SAT報酬達212分。這樣的進步將改變這些青少年能夠進入什麼等級的大學，因而可能改變他們之後的人生軌跡。
雖然有人會質疑伊代納的例子真有如此確切或完美，但控制更完善且更大規模的系統性研究已經證明伊代納的情形並非偶然。美國幾個州的許多郡已經把第一堂課的時間延後，學生的平均成績得到顯著提升。不管在一天的任何時候，都觀察得到課堂上表現的進步，但不意外的是，最明顯的進步發生在早上的課堂。
很清楚的是，疲憊、睡眠不足的腦，就像充滿孔洞的記憶濾篩，無法接受、吸收或有效保存學習內容。堅持很早上學的這種做法，等於是用某種程度的失憶症來阻礙下一代的發展。強迫年輕的大腦做一隻早起的鳥兒，保證讓他們無法捉到蟲，如果所謂的蟲是指知識或好成績。我們因而創造出整個世代的弱勢兒童，由於睡眠不足而功能不全。延後第一堂課的時間絕對是聰明的選擇，而且就字面的意義來說也是如此。
在睡眠與大腦發展的領域出現一些令人擔憂的趨勢，其中之一涉及低收入家庭，且直接與教育相關。家庭社經背景較低的孩子比較不可能由家長開車送到學校，有部分原因在於父母的職業常常為服務業，早上六點之前就開始上班。這樣的孩子便得仰賴校車接送，因此必須比家長開車接送的孩子更早起床，於是這些已經處於劣勢的孩子情況只會更糟，因為他們總是比較富裕家庭的孩子睡得更少。結果造成了從上一代傳遞到下一代的惡性循環，這種封閉迴路的循環系統難以打破。我們亟需一些方法主動介入，盡快破除這種循環。
降低青少年面臨危險的機會
研究也顯示，透過延後第一堂課開始的時間而增加睡眠，可以提高出席率，減少行為和心理問題，也降低了藥物和酒精的使用。還有，上學時間延後，表示放學時間也延後，而這是有益的。經過深入研究，下午三點到六點是青少年的「危險窗口」時段，也就是學校已經放學，但家長還沒回家的時段。這段沒有人從旁看顧的時間，已確認是青少年涉足犯罪、酒精和藥物濫用的一個原因。延後上學時間可以縮短這個危險窗口時段，減少負面後果，因此降低整個社會的相關經濟成本（省下來的錢可以用來抵消延後上課時間所需的額外開銷）。
延遲上課時間還有一個更加深刻的影響，這是研究者一開始沒預料到的：學生的預期壽命延長了。青少年死因的第一名是交通事故[8]，從這方面來說，即使是最輕微的睡眠不足也可能帶來悲劇後果，正如我們前面討論過的。當明尼蘇達州的馬托米迪（Mahtomedi）學區把上學時間從早上七點半延到八點，十六到十八歲駕駛造成的交通事故降低了60%。懷俄明州的提頓郡（Teton County）對上課時間做了更大的調整，從早上七點三十五分延後到更符合生物學的八點五十五分。結果很驚人，十六到十八歲駕駛的肇事率降低了70%。
拿實際狀況來做個比較。防鎖死煞車系統（ABS）可以防止重踩煞車時車輪鎖死，讓駕駛仍可以控制車子，因而降低了約20%到25%的事故率，這被視為一種革命。而看看這個簡單的生物因子，也就是充足睡眠，對我們的青少年來說，事故率的降低可以超過ABS的兩倍。
改變的步調仍然太慢
這些公開的研究發現早應該要席捲教育系統，引發檢討學校上課時間的風潮。然而這些大多沒有受到正視。儘管美國小兒科學會和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公開呼籲，改革的速度依然緩慢。這樣是不夠的。
阻撓延後上學時間的主要路障，是校車班表、巴士工會，還有家長已經建立起的習慣：把小孩早早送出家門，以便早點開始上班。為什麼延後全國上學時間如此困難，這些理由都有其道理，而且是實務上的真實挑戰，我明白，也予以同情。但既然數據已經清楚顯示這些古老做法的壞處，我不認為這些理由足以讓有害模式延續下去。如果教育的目標是除了教育以外，同時不要在過程中危害生命，那麼目前過早的上學時間就是以龐大的規模在殘害下一代。
不改變的話，我們只是任憑惡性循環持續下去，讓一代代的兒童繼續在半昏迷狀態下接受教育系統的殘害，睡眠長期遭到剝奪，導致身心發育不良，無法把潛力發揮到極致，到頭來只有在幾十年後再度對自己的孩子施以同樣的殘害。這種惡性循環只會愈來愈嚴重。從過去一個世紀以來，超過七十五萬名五歲到十八歲學童蒐集到的數據顯示，比起一百年前，今天的孩子每晚少睡了兩小時，不管任何年齡組別都一樣。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還是睡眠障礙？
就兒童的教育和生命來說，還有另一個理由應把睡眠視為優先，那就是睡眠缺乏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簡稱過動症）發生之間的連結。被診斷有過動症的兒童較急躁易怒、情緒不穩、容易分心、白天難以專注學習，並且明顯較容易有憂鬱症和自殺想法。如果你把這些症狀（無法維持專注、學習缺失、行為問題、不穩定心理狀態）綜合起來，然後把過動症的標籤撕掉，幾乎和缺乏睡眠引起的症狀相同。把睡眠不足的小孩帶去給醫師看，描述這些症狀但不提缺乏睡眠（這在小孩身上並不少見），你覺得醫師會對小孩做出什麼診斷，給予什麼藥物？不是睡眠缺乏，而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這裡頭還有更深刻的諷刺情形。很多人知道過動症一般用藥的名稱：艾德羅（Adderall）和利他能（Ritalin），但很少人知道這些藥實際上是什麼。艾德羅是安非他命和鹽類的混合藥物，利他能也是類似的興奮劑，是一種類安非他命。安非他命和類安非他命是我們已知能防止睡眠、讓人腦（不管大人或小孩）維持清醒的最強力藥物。但這正是睡眠不足的兒童最不需要的東西。正如我在睡眠研究領域的同行，柴斯勒的評論：有人因為在街上販賣安非他命給年輕人，而要坐幾十年的牢，我們卻允許大藥廠在電視黃金時段播放過動症廣告，促銷以安非他命為基礎的藥劑（例如艾德羅與利他能）。用嘲諷的眼光來看的話，那就像是有品牌的黑市毒品。
我絕不是要質疑過動症本身，也不是每個過動兒都有睡眠缺失。但我們知道確實有一些兒童，而且可能是很多兒童，或許由於睡眠不足，或有某種沒被診斷出來的睡眠障礙，卻被冠上過動症，導致他們在重要發展階段被迫長時間服用以安非他命為基礎的藥劑。
至於被診斷出來的睡眠障礙，有一種例子是兒童睡眠呼吸疾病，或稱為兒童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連帶有嚴重的打鼾問題。孩童睡覺時由於呼吸肌肉鬆弛，使得過度肥大的扁桃腺可能阻塞呼吸道。吃力的鼾聲就是兒童試圖把空氣吸入肺部時，空氣通過狹窄的呼吸道而發出來的聲音。而睡眠時氧氣不足，會強迫腦不時把小孩叫醒，以得到幾次較完整的呼吸，讓血氧濃度恢復。然而，這會妨礙小孩進入或維持長時間的深度非快速動眼睡眠。孩童睡眠時發生這種呼吸問題，會造成慢性的睡眠剝奪，夜復一夜，長達數個月，甚至好幾年。
隨著慢性睡眠剝奪在小孩身上持續累積，他們在脾氣、認知、情緒及學業的表現，看起來都會很像過動症。如果幸運被正確診斷出有睡眠障礙，並切除肥大的扁桃腺之後，多半會證明他們沒有過動症。手術後幾週，他們的睡眠情形恢復了，心理和精神功能也會在幾個月內隨之恢復正常。於是他們的「過動症」痊癒了。
根據最近的調查與臨床評估，我們估計，被診斷為過動症的兒童中，超過50%實際上有睡眠障礙，然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意識到自己的睡眠狀況，及其延伸的影響。對於這個議題，我們需要由政府來喚起大眾注意，而且不能受藥廠遊說團體的影響。
從過動症的議題往後站遠一點，一個更大問題的圖像變得更清楚了。由於缺乏政府方針，加上研究者（如我）和大眾之間的溝通不足，許多家長仍對兒童睡眠剝奪的狀況渾然不覺，因而往往低估了睡眠這項生物需求。最近一項由美國國家睡眠基金會進行的調查確認了這一點，超過70%的家長相信自己的小孩睡眠充足，然而事實上，十一歲到十八歲的兒童和青少年中，真正得到充分睡眠量的人少於25%。
作為父母，我們對孩子睡眠的需求和重要性的看法是有偏差的，有時甚至會譴責或懲罰他們想要睡飽的慾望，包括孩子在週末大睡，試圖補償過去一週被學校強加的睡眠債，但錯並不在他們。我希望大家都能改變。我希望我們可以打破代代相傳的忽視睡眠風氣，除去讓年輕頭腦筋疲力竭的習慣。當睡眠充足時，心智會充分發展。睡眠不足時，就不用談了。
把睡眠還給醫療人員
如果你即將在醫院接受治療，不妨問醫師以下問題：「你在過去二十四小時之間，睡了幾小時？」醫師的答案可以決定你接受的治療是否會導致嚴重的醫療錯誤，甚至造成死亡，而這是經過統計證實的。
我們都知道護理師和醫師連續工作的時間很長，尤其醫師在接受住院醫師訓練期間更是如此，然而很少人知道理由。為什麼我們強迫醫師在專業學習時，要用不眠不休、耗盡精力的方法？
答案的源頭是受人敬佩的醫師霍斯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但他有無可救藥的毒癮。
傳奇醫師的黑暗祕密
1889年5月，霍斯德在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創立了外科訓練方法。身為外科部門的主任，他的影響力很強大；對於年輕醫師應該受什麼樣的醫學訓練，他的信念是「令人膽寒」。他認為其中必須包括六年的住院經歷。「住院」一詞來自霍斯德的信念，即醫師必須生活在醫院中進行大部分訓練，才能心無旁騖的學習手術技巧和醫學知識。年輕的住院醫師必須日夜承受長時間的連續值班。對霍斯德來說，睡眠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只會分散工作與學習的能力。霍斯德的這種心態很難反駁，因為他自己就是實踐者，能夠近乎超人般維持幾天不睡而不顯得疲倦。
但是霍斯德卻有個黑暗的祕密，直到死後多年才為人所知，而且這個祕密能夠解釋他瘋狂的住院訓練方法及保持不睡的能力。他有古柯鹼毒癮。他會上癮顯然是個悲劇性的意外，發生在他任職於約翰霍普金斯醫院之前多年。
霍斯德在職業生涯早期研究不同藥物的局部麻醉效果，以運用於手術過程，其中一種藥物就是古柯鹼。古柯鹼可以阻礙體內電脈衝沿著神經的傳送，包括傳送痛覺的電脈衝。古柯鹼成癮者很清楚這種效果，因為在用鼻子吸取這種藥物之後，他們的鼻子甚至臉部都會麻痺，有點像是被牙醫注射了太多麻醉劑一樣。
霍斯德在實驗室中運用古柯鹼，不久就在自己身上實驗，此後毒癮便纏繞他一生。如果你去看霍斯德在1885年9月12日發表於《紐約醫學雜誌》上的論文，會發現實在很難閱讀。有一些醫學史學者推測，他的行文如此混亂而不連貫，寫作當時必然處於吸毒後的亢奮狀態。
霍斯德到約翰霍普金斯任職前後幾年間，同事注意到他的行為奇怪且令人不安，例如在指導住院醫師手術程序時，從手術房離開，讓年輕醫師自行完成手術。他也曾因為手抖得太厲害而無法親自操刀，當時他試圖以菸癮發作為理由矇混過去。
此時的霍斯德亟需幫助。他去了戒毒診所，但擔心真相被同事發現，因此不用自己的姓，只以名字和中間名登記。這是日後多次失敗嘗試的第一次。有一次，他待在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的巴特勒精神病院，復健計畫包括運動、健康飲食、呼吸新鮮空氣，以及為了減緩古柯鹼戒斷症狀的痛苦，院方還給了嗎啡。結果，霍斯德結束這個「復健」過程時，帶著古柯鹼和嗎啡的毒癮。甚至還有傳聞，霍斯德神祕的把襯衫送到巴黎去洗，而送回的包裹中除了潔白的襯衫以外，還有別的東西。
霍斯德把自己因古柯鹼而帶來的不眠狀態，安插進約翰霍普金斯的外科訓練中，把同樣不實際的不眠心態強加在住院醫師的訓練上。這份令人筋疲力竭的訓練程序，以某種形式在美國的醫學院存續至今，也在其影響所及之處，讓許多病人受傷或死亡，可能包括住院醫師本身。聽起來或許像是對犧牲奉獻、拯救生命的年輕醫師和醫療人員做出不公指控，但這是有證據的。
睡眠不足的醫師，對病患和醫師都很危險
過去許多醫學院曾要求住院醫師工作三十小時。你可能以為這聽起來不多，因為你自己每週至少工作四十小時。但對住院醫師來說，這三十小時是連續的。更糟的是，他們常必須在一週之內值兩次連續三十小時的班，中間還穿插幾次二十四小時的輪班。
這帶來的傷害性後果已得到許多研究。連續工作三十小時的住院醫師，比起連續工作十六小時以下的醫師，犯下的嚴重醫療錯誤提高了36%，包括處方開錯劑量，或把手術器械留在病患體內。再者，比起獲得充分休息的時候，住院醫師在三十小時不睡覺連續工作後，在加護病房的診斷錯誤率高達460%。在整段訓練期間，每五名住院醫師就有一名會犯下與睡眠不足有關的醫療錯誤，對病患造成明顯的傷害。每二十名住院醫師中，有一名會因為缺乏睡眠而導致病患死亡。目前全美國的醫療系統中有超過十萬名住院醫師正在進行訓練，這表示每年有好幾千人（是某些人的兒子、女兒、丈夫、妻子、父母、祖父母和兄弟姊妹）無謂喪失生命，只因為住院醫師不被允許獲得他們需要的睡眠。當我正在撰寫本章節時，有一份新的報告發現，醫療錯誤是美國第三大死因，僅次於心臟病和癌症。睡眠不足無疑在其中扮演了某種角色。
年輕醫師本身也可能把自己的生命貢獻給死亡統計數據。與獲得適當休息時的謹慎行為比起來，在連續值班三十小時後，筋疲力竭的住院醫師更有可能被皮下注射的針頭刺到自己，或被自己的手術刀切到，因而得到血液傳染疾病的風險提高了73%。
而最諷刺的一項數據要屬疲勞駕駛。睡眠受到剝奪的住院醫師結束長時間的值班，例如在急診室救助車禍傷患之後，開著自己的車回家，此時由於疲勞導致的車禍風險提高了168%。結果他們可能就很快回到同一個急診室，只是這次是以車禍受害者的身分進來，而造成車禍的原因是發生了微睡眠。
資深的醫學教授和主治醫師睡眠太少之後，醫療能力同樣會受損。舉例來說，如果你是將接受開刀的病患，而主治醫師在開刀的前一夜沒有至少六小時的睡眠機會，那麼相較於有適量睡眠時，在你身上發生嚴重手術錯誤的風險提升為170%，這些錯誤包括器官損傷或嚴重出血。
如果你將接受常規手術（非緊急手術），還是應該問你的醫師之前睡了多少覺；如果答案令人不滿意，最好不要進行。不管多少年的行醫經驗，都無法讓一個醫師「學會」克服睡眠不足並發展出復原力。為什麼？大自然花了幾百萬年來策劃並落實這項重要的生理需求，如果以為虛張聲勢、意志力或幾十年經驗就可以讓人豁免於演化的古老需求，實在是一種傲慢；我們已從證據中看到，這種傲慢會以人命為代價。
下次你去醫院看醫師時，記得我們討論過的研究：二十四小時不眠的人，表現受損的程度和法定的酒醉駕駛程度是一樣的。你能接受，醫院提供的治療自一名在你眼前掏出隨身酒壺、暢飲幾口威士忌，然後在迷茫中進行醫療作業的醫師嗎？我也不能接受。既然如此，為何社會要接受睡眠剝奪下有如賭輪盤般不負責任的醫療照護呢？
現在有這麼多類似的研究發現，為什麼還沒有刺激美國醫療機構負起責任，重新審視住院醫師和主治醫師的工作時程？為什麼我們不把睡眠還給醫師，以避免他們因筋疲力竭而容易犯錯？畢竟最大的目標，是要達到最高品質的醫療照護，不是嗎？
政府基於確鑿的證據，將要以聯邦力量強制執行工作時數限制，對這個威脅，美國畢業後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做了調整。第一年的住院醫師必須受到如下限制：一、一週不能工作超過80小時（平均仍等於連續七天每天工作11.5小時）；二、不能連續工作超過24小時；三、每三天才能值一次大夜班。修改後的時程仍遠超過人腦可以理想運作的能力。稀少的睡眠依然持續帶來失誤、錯誤和死亡。隨著研究持續累積，隸屬於美國國家科學院的醫學研究院在一份報告中清楚聲明：連續工作超過十六小時而沒有睡眠，對病患和住院醫師都是危險的。
老派的訓練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
你或許注意到我在前一段的用字：「第一年」的住院醫師。這是因為修訂後的規則（在寫這本書之際）只適用在住院醫師訓練的第一年，不包括第一年結束之後。為什麼？因為由權高位重的醫師組成，主宰美國住院醫師訓練體系的精英委員會，也就是美國畢業後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聲稱，那些說明睡眠不足構成危險的數據，只來自住院醫師第一年的訓練期間，因此他們認為沒有證據說明住院醫師第二年到第五年的訓練原則有必要重新修訂。彷彿幾個月前證明很脆弱的人，只要通過十二個月的住院醫師訓練，就能夠得到神奇的免疫力，不用再擔心睡眠剝奪會對造成他們身心效應。
這種根深柢固的老大心態，在以年資和教條為重的階級組織中相當普遍；從我身為熟悉那些研究數據的科學家立場來看，這種心態應該從醫療執行過程中摒除。這類委員會必須對「因為我經歷過睡眠剝奪，你也該如此」的心態有所醒悟，不管在訓練、教學和行醫時都是如此。
當然，醫學機構還搬出其他論證，來正當化老派的睡眠剝奪。最常見的是重提霍斯德的心態：如果不透過令人筋疲力竭的訓練，培養住院醫師會花太久時間，而他們的學習也不會如此有效。那麼，為什麼有一些西歐國家，可以用這樣的時間架構訓練年輕醫師，限制工作時數在每週四十八小時之內，也不用長時間持續不眠？或許這些醫師的訓練就是比較不精良？這樣想也錯了。因為許多西歐國家，例如英國和瑞典，都是名列世界醫療成果前十名的國家，反觀美國主要機構的排名，則在十八到三十二名之間。事實上，美國幾項先驅研究已經顯示，把住院醫師的值班時間限制在十六小時之內，並在下一次值班前有至少八小時休息時間[9]，那麼嚴重醫療錯誤（定義為對病患造成或可能造成傷害）下降的程度會超過20%。更進一步，在治療之前，他們的診斷錯誤就已經下降到七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持續現行睡眠不足的醫學訓練法，這種想法其實並沒有獲得證據支持，而這種訓練法傷害了年輕醫師的學習、健康、安全，也傷害了病患。而整個系統持續由老派醫療官員掌控，表現出來的含意正是「我已經決定了，不要拿事實來搗亂」。
原本是完全可避免的災難
更廣泛來說，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必須破除自己認為睡眠會妨礙生產的負面態度。有一位美國參議員說過的話，正是這種態度的縮影：「我一向厭惡睡眠的必要性。就像死亡，即使是最有權勢的人，在它面前也必須倒下。」這種態度完美涵蓋了現代世界對睡眠的諸多觀感：令人厭惡、氣憤、無力。雖然這位參議員是電視影集「紙牌屋」裡的角色安德伍，但我相信編劇們（或許根據自身經驗）已直指睡眠忽視問題的核心。
悲哀的是，這種忽視已經導致最糟的全球性災難，造成人類歷史的傷口。想想1986年4月26日發生的車諾比核電廠事件。車諾比核災釋放的輻射量，是二次世界大戰兩枚原子彈總輻射量的一百倍。是長時間值班、睡眠不足的操作人員導致錯誤，而發生時間是凌晨一點，實非偶然。核災後的數十年期間，因輻射的長期影響而死亡的人有幾千人，更有幾萬人必須一輩子承受令人虛弱的健康問題，或後續出現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回顧1989年3月24日，埃克森的瓦迪茲號（Exxon Valdez）油輪在阿拉斯加布利礁（Bligh Reef）的擱淺事件，估計漏出的原油有一千萬到四千萬加侖（將近四千萬到一億五千萬公升），散布在附近兩千公里海岸線的範圍。超過五十萬隻海鳥、五千隻海獺、三百隻海豹、兩百隻白頭海鵰以及兩隻虎鯨因而死亡，海岸生態系至今還沒有恢復。初期報導暗示船長在航行時喝醉酒。然而後來發現，船長並沒喝醉，他把指揮權交給三副，而三副在過去四十八小時期間只睡了六小時，導致他犯下這次航行失誤，引發後續災難。
這兩個大規模的悲劇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本章中所有缺乏睡眠導致的統計數據也是。
- 美國國家睡眠基金會，2013年國際臥室調查（2013 International Bedroom Poll），可上網參閱https://sleep foundation.org/sleep-polls-data/other-polls/2013-international-bedroom-poll.
- “RAND Corporation, Lack of Sleep Costing UK Economy Up to £40 Billion a Year,” accessed at http://www.rand.org/news/press/2016/11/30/index1.html
- W. B. Webb and C. M. Levy, “Effects of spaced and repeated total sleep deprivation,” Ergonomics 27, no. 1 (1984): 45–58.
- M. Engle-Friedman and S. Riela, “Self-imposed sleep loss, sleepiness, effort and performance,” Sleep and Hypnosis 6, no. 4 (2004): 155–62; and M. Engle-Friedman, S. Riela, R. Golan, et al., “The effect of sleep loss on next day effort,” 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 12, no. 2 (2003): 113–24.
- 同上一注釋。
- C. Y. Hoeksema-van Orden, A. W. Gaillard, and B. P. Buunk, “Social loafing under fatigu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 no. 5 (1998): 1179–90.
- C. M. Barnesa, J. Schaubroeckb, M. Huthc, and S. Ghummand, “Lack of sleep and unethical conduc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5, no. 3 (2011): 169–80.
-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een Drivers: Get the Facts,” Injury Prevention & Control: Motor Vehicle Safety, accessed at http://www.cdc.gov/motorvehiclesafety/teen_drivers/teendrivers_factsheet.html.
- 根據這個敘述，如果你以為住院醫師可以有八小時睡眠機會，也不能怪你，不幸的是，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這八小時間，住院醫師必須回家、吃東西、和另一半相處、做任何想做的運動、睡覺、洗澡、以及通勤回到醫院。很難想像在這麼多事之中，可以有五小時以上的闔眼時間。實際上也沒有。最長十二小時的值班時間以及十二小時的休息，才是我們應該為住院醫師和主治醫師爭取的時間。
